圖：隨著一攬子宏觀政策落地，中國經濟將平穩復蘇，出口產業的韌性將有助於中國對美保持貿易順差。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以較為明顯的優勢獲勝。不僅如此，共和黨還同時控制瞭美國參、眾兩院，這將為美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帶來一系列重要影響和變化，未來幾年國際經濟利益格局將發生重大調整。
中美貿易會出現什麼新變化？人民幣匯率將迎來升值還是貶值？中美經濟會徹底“脫鉤”嗎？本文擬針對上述問題作出相應回答。
對於中國而言，特朗普再次上臺，疊加共和黨同時控制參、眾兩院，未來四年美國非但不會改變對華遏制的整體立場，反而有可能進一步加碼競爭和對抗，激化雙邊矛盾，為中國經濟帶來諸多挑戰和壓力。
外貿不確定性上升
其一，中美經貿關系不確定風險上升。從特朗普首個任期的表現來看，其經濟政策和對華政策的短視性、局部性、突發性、對抗性等特點表現較為明顯。由於其不願意通過對話溝通、機制交流等常規渠道來管控中美經貿關系中的分歧，而傾向於采取極限施壓的策略來加劇矛盾和沖突，因此，中美經貿關系在其第一任期呈現出較大的不確定性。從特朗普此次大選中的對華政策來看，基本特點並未發生根本轉變，其第二任期不可預測的風險依然相對較高。
其次，美國有可能將中國作為最主要的對手和假想敵。從哈裡斯和民主黨的競選綱領來看，雖然將中國也視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但並非最首當其沖、最緊要的對手，短期內俄羅斯和伊朗才是美國最主要的對手和假想敵。因此，哈裡斯在談及美國與中國展開競爭時，強調並不需要尋求中美沖突。而共和黨中的極端派則從國際政治博弈和經濟競爭雙重角度出發，將中國定位於最主要競爭對手和假想敵的角色。這種理念在第一任期後半段已經深刻地影響瞭特朗普。特朗普在競選中提出對所有國傢加征10%的關稅，但針對中國加征60%-100%的高額關稅，某種程度上正是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和假想敵理念的投射。
其三，中美貿易可能出現斷崖式下跌的風險。在中美貿易方面，自特朗普首個任期掀起貿易摩擦後，美國針對中國出口實施並強化貿易保護的政策傾向已難以逆轉。但相對而言，拜登政府的貿易保護政策尚有一定節制，對中美貿易的影響是局部性、結構性和漸進式的。相比之下，特朗普將中美貿易關系視為對華施壓的重要手段，上臺後有可能對中國商品實施全面和較大力度的加征關稅措施。初步測算，此舉如實施，未來可能導致中美貿易下降5-10個百分點。此外，在中美科技合作方面，與民主黨堅持打造“小院高墻”，重點限制中國在半導體、人工智能（AI）和量子等領域與美國企業和高校開展技術合作不同，特朗普上臺後，中美科技合作或將在各個領域都受到明顯限制。
其四，人民幣匯率短期內有可能出現一定波動。美國大選前後，乃至於特朗普正式施政前，由於不確定性較高，美元在避險情緒推動下可能階段性走強，由此將對非美貨幣帶來壓力，導致人民幣等貨幣的匯率集體波動。特朗普後續如出臺對華加征關稅等限制性措施，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對外匯市場投資者預期形成擾動，推動人民幣匯率階段性貶值。類似情況在2018-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期間也曾經多次出現過。但從更長的時間維度來看，人民幣匯率主要還是受中美經濟基本面影響。隨著一攬子宏觀政策逐步落地，中國經濟將平穩復蘇，增長會走出低谷；外資將不斷流入更加開放的中國市場，出口產業的韌性將有助於中國對美保持貿易順差，人民幣匯率穩定將會獲得市場認可。
從貨幣政策環境看，未來一段時間，美國貨幣政策總體上處於降息階段。值得註意的是，特朗普的政策考量存在一定的矛盾，既希望美元貶值以支持出口，又主張美聯儲不要過快降息；而關稅大棒最終還可能帶來進口產品漲價，從而推高通脹。事實上，美聯儲貨幣政策又並非美國總統可以完全左右，因此未來美國的相關政策存在較大變數，人民幣不太可能面臨持續的貶值壓力。而中國相關政策工具箱內調節人民幣波動的工具還有不少，有能力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的區間內基本穩定，人民幣不會出現持續大幅貶值。
其五，由於中美之間缺乏明確的共同利益，不排除未來“脫鉤”的風險進一步上升。與民主黨候選人重視清潔能源、環境保護、醫療衛生等領域的國際合作不同，特朗普對外政策表現出較明顯的孤立主義，既奉行貿易和科技保護主義、排斥清潔能源應用，也不太關註醫療衛生、環保、打擊犯罪等領域的國際合作，或導致未來四年，中美之間合作的空間被壓縮，造成雙方事實上的“脫鉤”。
加快中企出海步伐
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中美扮演著全球經濟“領頭羊”的角色，可謂是“和則兩利、鬥則兩傷”。雙方保持穩定關系，增進接觸、負責任地管控分歧，不但符合兩國各自利益，為兩國企業帶來更多機遇，為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同時對全球和平與繁榮也至關重要。對於中國而言，面對新挑戰和新變局，應當更有創造性和務實地探索中美未來新的合作領域。
一是加快內需特別是服務消費發展。建立收入增長長效機制，健全各類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體制機制，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來源；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步伐，擴大服務消費需求增長的基數和增量；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幅提升農民服務消費能力；改革相關稅制，提升中高淨值群體的消費意願；放寬服務業準入門檻，推動服務業轉型升級，培育服務消費新熱點；加大投資力度，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各類服務消費的供給體系和配套設施等。隻有自身體格強健，才有能力抵禦外部打擊。
二是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多元化發展空間。大力發展與發展中國傢的貿易和投資往來，尤其註重與“一帶一路”沿線、中東歐、中亞等地區的貿易聯系，擴大發展中國傢地區的貿易朋友圈，開拓國際市場並擴大出口份額。支持跨境電商拓展和海外倉建設，積極應用虛擬現實和大數據等技術，智能對接供采，促進跨境電商貿易渠道多元化和手段多樣化。
三是擴大開放，進一步改善國際營商環境。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完善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進一步減少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引導更多外資投向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以及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領域，為外資創造更廣闊的市場空間、營造更好的營商環境。
四是加快國內制造企業的“出海”步伐。特朗普當選後，其關註的首要目標是增加就業，在“讓制造業回流美國”政策的推動下，美國企業對海外投資很有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大幅度收縮。對此，中國可積極鼓勵和扶持國內企業“出海”，既包括傳統制造企業“出海”，也包括生物醫藥、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領域的先進制造企業“出海”；從“出海”目的地來看，不但可以進軍美國企業收縮或退出的東盟、中東、歐洲等地區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傢，甚至還可進軍美國本土市場，通過加大對美投資來增進雙方經濟融合度，讓美國單方面的“脫鉤”實際上變成不可能，同時還能帶動國內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上遊產品出口。
五是允許人民幣階段性適度貶值。特朗普重新上臺後，隨著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的上升，都將在增大人民幣匯率彈性的同時帶來貶值壓力，這種區間的移動具體受市場預期變化和供求關系直接影響。此時，運用各種政策工具守住某一數值關口沒有必要。適當的貶值能夠很好地對沖和緩和外部沖擊，讓宏觀政策可以騰出手來，針對國內需求和供給、總量和結構等各方面問題更好地進行應對，以較低的成本順利達成政策目標；同時，對於國內出口企業而言，也是面對外部不公平市場環境的一種自發保護。相關企業應秉持匯率中性原則，理性謹慎規避匯率波動風險。（作者為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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