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數字貨幣的興起構成國際貨幣體系的新挑戰，人民幣國際化不僅面對傳統國際貨幣競爭，而且需要應對新型貨幣帶來的新挑戰。
貨幣國際化具有很強的歷史語境和周期性，並伴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遷。人民幣國際化經過十馀年發展，進入到瞭新的發展階段，同時面臨新的機遇。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審時度勢，既要總結日圓國際化的經驗教訓，更要厘清人民幣國際化與日圓國際化的差異特征，把握好發展方向和目標定位。
2022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特別提款權（SDR）定值審查，人民幣的權重升至12.28%。IMF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四季度，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升至2.79%，僅次於美元、歐元（占比20.47%）、日圓（占比5.51%）和英鎊（占比4.95%）。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的比重持續上升，預計未來有望超過日圓的國際份額。
目前來看，全球政局勢發生新的變化，國際貨幣體系處於變革期，“去美元化”潮湧現，主權數字貨幣研發進程加快，國際貨幣多元化格局將可能逐漸形成。於人民幣國際化而言既是重要戰略窗口期，面臨許多新的機遇，但同時將可能遭遇新的挑戰。對此，應準確把握內外發展形勢，掌握人民幣國際化主動權，創造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條件，而且人民幣國際化也將為國際貨幣體系變革提供更多可能性。
日圓與人幣國際化差異
一是經濟發展潛力和空間差異。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開始起飛，到80年代一躍成為當時經濟總量排名第二的經濟體，卻在20世紀90年代陷入長期停滯，無法支撐日圓國際化目標。日本經濟經歷瞭大起大落，使得日圓國際化從短暫的成功到衰退，驅動貨幣國際化的動能持續減弱，目前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全球占比近5%左右，遠低於1978年至2005年全球占比10%左右的水平。2019年日本經歷疫情沖擊，日圓的貶值趨勢漸強，2022年截至9月末的貶值幅度超過30%，經濟復蘇不振，日圓的波動性加劇，造成資本外流和金融市場恐慌，表明日圓的競爭力在下降。
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開始騰飛，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國際化具備較好的物質基礎和宏觀經濟條件。從2009年上海試點跨境人民幣使用到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成為繼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圓之後加入SDR貨幣籃子的第五種貨幣。目前中國經濟全球占比接近18%，經濟總量接近美國的80%，預計到2035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將維持在4%左右，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更加深厚的經濟基礎。
二是經濟制度與金融監管差異。經濟金融制度是貨幣國際化演變的重要因素，日本與中國在此領域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首先是經濟制度差異。日本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奉行自由市場和經濟金融自由化政策，日圓國際化總體上比較冒進，其間出現金融自由化傾向，出臺部分過激政策。人民幣國際化相對穩健，要求符合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金融制度要求，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相適應，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道路。
其次，金融監管制度差別。日本是由大藏省（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即日本銀行共同實施的金融監管體制，大藏省在金融機構審批、管理和監督方面擁有很大的權力，而日本銀行的金融監管職能建立在與各客戶銀行分別簽訂協議基礎之上，經常出現職能沖突和政策相悖的問題。中國已經建立起比較成熟的金融監管體系，2017年11月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2018年4月設立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依照法律法規統一監督管理銀行業和保險業，2020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金融穩定法》也將在不久之後正式推出，將加快補齊監管短板，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堅實的監管保障。
三是目標與路徑模式差異。雖然早期的日圓國際化促進瞭日本經濟和金融國際化，提升瞭日本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但由於經濟政策失誤和金融改革不完善，導致後期的日圓國際化受阻，催生大量的金融投機和資產泡沫。日本政府、商業及金融界對於日圓國際化的認識從謹慎保守到逐步自由開放的演變，卻始終未能明確日圓國際化的基本目標，盲目推行國際化，導致日圓升值壓力過大，同期日本經濟增長低迷並陷入衰退，但歸根結底仍是日圓國際化的政策共識和目標共識欠缺。
人民幣國際化從起初就遵循比較穩健和漸進式的改革方式，通過資本項目開放、跨境人民幣資產轉讓等改革政策試點，由此人民幣投融資貨幣功能較快提升。從人民幣國際化經驗來看，自2009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香港地區、東南亞各國、歐洲國傢等陸續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建立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截至2020年底，中國已與39多個國傢簽署貨幣互換協議，規模接近3.5萬億元人民幣。同時，積極推進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作為過渡性制度安排，並穩妥有序推進資本項目高水平開放和建設開放多元、功能健全的外匯市場，促進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
四是國際貨幣體系環境差異。日圓國際化當時的國際貨幣體系仍是以美元為主導，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國際市場尚未有比較有競爭力的貨幣取而代之，日圓在這一時期推進貨幣國際化具有較有利的國際環境，加上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較大，日圓國際化進程相對較快，但也受制於美元霸權體系，相應的制度和法規方面並不完善，導致日圓國際化在短暫的成功後即陷入衰退。
人民幣國際化起步較晚，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更趨復雜，歐美等發達國傢自身面臨的經濟復蘇形勢比較嚴峻，處於一個持續衰退的周期，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的趨勢在減弱，“去美元化”浪潮在加快演變，國際貨幣體系走向多極化趨勢。同時，數字貨幣的興起構成國際貨幣體系的新挑戰，人民幣國際化不僅面對傳統國際貨幣競爭，而且需要應對新型貨幣帶來的新挑戰。
人幣國際化三點建議
日圓國際化的歷史經驗表明，後發國傢的貨幣國際化難度更大、挑戰更多。當前，人民幣國際化迎來新的機遇窗口，汲取日圓國際化經驗教訓，建議重點圍繞三個層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一是堅持“以我為主”的原則，完善人民幣國際化頂層設計。人民幣國際化應立足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遵循貨幣國際化規律，防范因過快、過急的貨幣國際化而引發的金融風險，統籌發展與安全，深化經濟金融改革和擴大開放，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維護國傢經濟、金融和安全利益，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保持人民幣匯率走勢穩定均衡，建議設立人民幣國際化路線圖，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加快制定完善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戰略和策略佈局。
二是加大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便利環境。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確保人民幣國際化與經濟貿易高質量發展目標、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以及高水平制度型開放要求相一致，著重對標國際通行的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建立健全開放、合規、安全的人民幣支付結算、市場交易、投融資等市場化機制。對此，必須汲取日圓、英鎊等經驗教訓，以穩妥的高水平制度安排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使用。
三是加強數字人民幣研發測試，積極推動CBDC（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國際監管治理。考慮到全球范圍內數字經濟、跨境服務貿易等廣泛興起，未來有必要探索將數字人民幣納入到人民幣國際化路線圖。從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對主權數字貨幣的各類立場文件來看，發展數字美元或數字歐元的根本在於維護以美元、歐元等為基礎的國際貨幣秩序及地位，預計未來數年內全球主要央行將加快CBDC研發和測試進程，一旦發展成熟，將對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帶來競爭。
（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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