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2023年中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14.2%，連續七年保持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圖為比亞迪電動車（EV）正在裝載到“比亞迪探索者一號”滾裝運輸車上準備出口。
從世界經濟格局來看，發展中國傢處於一個增長的向上時期。但從具體形勢分析，不少發展中國傢所面臨的形勢卻更加嚴峻，發展中國傢要擺脫增長困境，亟待穩定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和國內政局，當務之急是啟動改革進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防止經濟持續下滑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以中國等為首的發展中國傢，積累瞭豐富的改革經驗，成功推動國傢轉型，邁入中高收入國傢行列，一方面是切中瞭經濟改革的“要害”，破解瞭產業轉型的“瓶頸”，加快建立更高水平的經濟體制；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競爭中發揮後發優勢和比較競爭優勢，從而實現“政局穩定—經濟增長—深化改革”的良性循環，拓展外部增長空間。
經濟結構亟待轉型
發展中國傢的脆弱性表現在其依賴於資源、能源和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在高度全球化的發展階段，低附加值和產業鏈底端帶來的價值必然損耗大量的資源、人力和市場。諸如東南亞諸國、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國傢不具備龐大的內需市場，勞動力人口更是處於低增速，無法支撐未來向更高階段發展的資源和稟賦。
部分發展中國傢的制造業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滑趨勢，一方面是傳統的制造業萎縮，制造業在經濟結構的占比下降，另一方面的新型制造業發展滯後，科技創新乏善可陳。早期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例如新加坡、韓國等，在後期轉向科技創新領域，得以率先邁入高收入階段，而大量發展中國傢遭遇經濟結構性困境後，其脆弱性將充分暴露。
全球化分工和廉價的國際融資使發展中國傢快速獲益，卻未能及時推進或選擇瞭錯誤的改革。拉美國傢在20世紀石油危機爆發後，受到國際貿易環境惡化的影響，迫於結構性矛盾壓力，錯誤地選擇瞭進口替代模式和“舉債增長”的戰略，導致債務加劇，經濟岌岌可危。
除瞭內部結構，外部因素也對發展中國傢造成沖擊。貿易摩擦和“關稅戰”造成發展中國傢的外部投資環境惡化。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佈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預計，流入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商直接投資估計將下降12%。加上國內政局不穩定，部分發展中國傢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甚至出現“逆行”現象。
勞動生產率低是發展中國傢二元結構轉型遲緩的根本原因。相比城鎮化率超過70%的發達國傢，多數發展中國傢城鎮化率剛剛超過50%，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傢也拉開三倍左右的差距。
而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增速使得債務負擔不可持續。據國際金融研究所（IIF）數據，截至2023年底，新興市場債務規模已攀升至104.6萬億美元，較2022年增長7.1%，占全球總債務比重由2022年的32.8%上升至33.4%。在此背景下，需要警惕部分發展中國傢的主權債務違約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目前新興市場有約2370億美元的外債面臨違約風險。
此外，發展中國傢所處的地緣政治風險也在持續上升，如何破解經濟轉型困境並融入“再全球化”面臨重大考驗。中國的經濟轉型經驗可為發展中國傢提供成功樣本，即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一方面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鞏固國內超大市場；另一方面推動國際國內循環相互促進，積極拓展外部市場。2023年中國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82.5%、28.9%。同時，中國的制造業特別是先進科技投資增長加速度，加快構建“消費內需增長（擴大內需）+科技創新升級（培育新動能）”的新格局。
金融風險不可不查
在匯率制度選擇上，發展中國傢陷入瞭“三元悖論”，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會使貨幣政策獨立性受到挑戰，必須面臨國際遊資的攻擊風險，而選擇浮動匯率制度又會導致淨外幣資產和負債的不穩定。
一些發展中國傢以美元進行借貸和投資，采取軟釘住美元的政策，防止本幣過度波動或貶值，但這也使其陷入瞭高儲蓄兩難。持續盯住美元，一旦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蕩或者惡化，就會出現新興市場貨幣貶值和資金流出的狀況，而這種貶值的背後往往是財富重新分配，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國際收支失衡和外債持續擴張是制約發展中國傢增長的關鍵，其中的主因是部分發展中國傢的金融不發達，以及金融政策的失誤，包括過於激進的銀行自由化和放松匯率管制。此外，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多數發展中國傢的經常項目盈餘和貿易順差帶來瞭豐富的外匯儲備，是面對強勢美元動蕩的強心針。反觀擁有龐大經常項目赤字的土耳其和阿根廷在面對美聯儲加息收緊貨幣政策時出現匯率大幅貶值、股市大幅波動。統計顯示，阿根廷比索是2023年全球貶值最嚴重的貨幣之一，按美元計算的累計貶值幅度達到78%。
選擇金融開放的時機非常重要，在不確定性因素劇增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傢的金融開放政策可能並不十分有效。1980年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傢在國際壓力下迅速開啟金融自由化，結果出現瞭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被迫宣佈允許盧佈自由浮動，盧比兌美元匯率大幅貶值，導致俄羅斯迅速陷入債務危機。2002年，阿根廷宣佈放棄貨幣局制度，阿根廷比索下跌70%。歷史經驗表明，金融自由化的成本很高，在風險管理成熟度不高的情況下，必須逐步實行自由化進程才能夠避免陷入金融殖民主義。由於受制於美元外債占比過高等問題，部分發展中國傢的匯率可能繼續承壓，陷入“滾雪球”的長期債務困境。
謹慎面對外部挑戰
於發展中國傢而言，尋找符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難度頗高，卻是“正確而難”的事。中國已然找到適應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不斷提高國際循環的質量和效益。
據統計，2013-2022年中國累計對“一帶一路”共建國傢的直接投資超過2400億美元，2018-2023年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傢貨物貿易增至2.8萬億美元，年均增長8.1%，目前的占比增至46.6%。雖然近年來歐美發達國傢推行“脫鉤斷鏈”政策，但仍難以替代中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2023年中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14.2%，連續七年保持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地位。
但對於多數發展中國傢而言，由於身處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局勢動蕩的特殊時期，外部循環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以越南為例，2023年越南出口金額為3561.8億美元，同比下降3.9%，雖創造巨額順差，卻是進口大幅下降的結果，呈現“衰退性順差”的特征。
展望未來，發展中國傢將處於經濟增長困境與政治、社會結構變革並存的轉型期，這種結構性矛盾短期內無法彌合，而且可能呈現出反復無常的局面。發展中國傢尋求改革應尊重自身的歷史與國情。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傢代表，在推進經濟改革和轉型已經探索出成熟且獨特的模式。一方面堅持改革不動搖，在不斷總結經驗基礎上持續深化，具有較強的社會共識，另一方面堅持漸進性改革，尊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把握主要矛盾，循序漸進推動落實改革事項。當前，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旨在破解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瓶頸和障礙，通過釋放改革動力，煥發經濟再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活力與信心。
面對大國博弈和地緣政治復雜局勢，發展中國傢要擺脫增長的困境，首先在於立足本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提高宏觀政策治理水平，審慎運用財政赤字和貨幣政策，提振國內投資和消費信心，增強內生性增長動能；其次在於把握好再全球化帶來的新機遇，積極拓展外部市場，推動區域自由貿易，有序推進市場開放，廣泛參與有利於本國、本地區經濟轉型發展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促進國際循環，降低世界經濟下滑帶來的不確定性預期。 （本文謹代表個人觀點）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