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新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將會逐步轉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同時能夠滿足進一步的產業升級需要,就能夠具備更高的增長潛力。

  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在提高,產業升級的動力在轉換,對外經濟合作交流的環境發生巨變。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需要隨著時代變化及時調整,抓住主要矛盾,解決關鍵問題,才能確保經濟增長動能充沛,不斷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

  面向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改革主要包括三方面的目標:一是提升經濟增長動能;二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三是促進社會公正。上述三方面目標分別對應著與之匹配的政策工具,各種政策目標和工具之間相互配合、相互銜接,不宜混為一談。

  首先,提升經濟增長動能,主要是通過營商環境政策、對內和對外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工具提升科技水平和優化資源配置,進而提高生產效率。其次,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主要是通過貨幣和財政的逆周期政策工具,讓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促進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實現合理的勞動收入增長和企業盈利增長。再次,促進社會公正,主要是通過再分配政策、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等政策,提高低收入群體生活福利和公平競爭機會。

  做好市場不會做的事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動能與過去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通過大規模投資帶動生產率進步和經濟增長。在前一個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中國實現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在工業和建築業部門的大規模投資,帶動瞭這些領域內的快速技術進步,迅速縮小瞭與發達國傢的生產率差距。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極大地激發瞭民營經濟的活力並使其積極參與到這個進程中,確保瞭這個過程的效率;政府長期以來對工業發展、對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環境則是這一過程的加速器。

  進入新發展階段以後,中國工業和建築業部門達到瞭相對較高的生產率水平,形成瞭充裕的供給能力,充分滿足瞭市場需求,這些部門的增長潛力也隨之顯著下降。這是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以後自然發生的現象,歐洲、日本、韓國在相同發展階段也遇到過類似情況。新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會逐步轉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行業,比如高端制造業、教育、科研、醫療健康、體育文娛、商業服務、金融、社會公共服務等。這些行業一方面能夠滿足更高收入水平上的消費升級需要,另一方面能夠滿足更進一步的產業升級需要,具備更高的增長潛力。

  順應新發展階段的需要,政府提升經濟增長動能的工作重點是做好市場不會做、做不好、做不瞭的事,主要內容是進一步改善營商環境,促進市場公平競爭,提升科研和技術能力,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合理分工:中央政府要建立和維護好全國統一大市場,確保公平競爭市場環境,推進基礎研究和重大科研項目攻關,完善全國性的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地方政府的經濟工作重點是搞好地方的營商環境,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因地制宜發展地方經濟。一些有財力支撐、有管理經驗和管理能力的地方政府可以在新興產業培育方面積極作為。地方政府要註意不越界,不與市場爭利,避免造成市場扭曲。

  防過熱轉向防過冷

  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總需求管理工作的主要挑戰是防止經濟偏冷和物價水平偏低,這是由發展階段特征決定的。在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初期、中期,供給能力偏弱,經濟更頻繁遇到需求過度和通貨膨脹的困擾,宏觀經濟的特征是“易熱難冷”。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達到一定高度以後,供給能力大幅提高,經濟更容易遇到需求不足和物價水平偏低的困擾,宏觀經濟的特征是“易冷難熱”。

  發展階段決定瞭過去的主要任務是防止過熱,現在的主要任務是防止過冷。持續的需求不足環境下,企業盈利和居民收入增長乏力,新增就業困難,經濟增長的獲得感不強,對未來的信心和預期會持續減弱,金融風險和社會不穩定也會增加。需求不足的危害,不僅使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還影響到信心和預期。所以要高度警惕和堅決阻斷持續的需求不足。

  做好總需求管理,關鍵是用好、用足規范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觸發需求不足的因素有很多,可能是外需的突然下降,可能是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可能是債務難以持續。無論需求不足的觸發因素是什麼,都會形成收入下降、支出下降、信貸緊縮之間的不斷發酵和惡性循環。打破需求不足局面,關鍵在於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國際和國內的經驗顯示,隻要逆周期政策用到位,用超出市場預期的力量改變市場預期,就能走出需求不足局面。

  貨幣政策要盡可能發揮政策利率調節總需求的作用。政策利率是威力巨大,最靈活、最精準的逆周期政策,也是世界各國在逆周期調控中最倚重和最常用的政策。應該看到,無論是人民幣匯率、資本流動還是銀行業經營,最根本的支撐還是中國經濟基本面,通過降低政策利率改善經濟基本面,對匯率、資本流動和銀行業經營都是更根本性的支撐。貨幣政策堅持“以我為主”,就應該把走出低通脹、改善經濟基本面放在突出位置。

  財政政策要發揮逆周期政策功能,用好政府信用,低成本舉債增加支出。當前中國財政收入增速放緩,特別是地方政府的綜合財力增速放緩更明顯,這給政府支出增長帶來瞭困難,政府支出難以發揮逆周期功能。這種局面下,政府需要通過擴大債務支持政府支出增長,真正發揮財政支出的逆周期功能。要汲取過去刺激政策的教訓,對於公益和準公益的政府投資項目,避免從商業金融機構進行高成本、短周期融資,更多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支持功能。

  讓務工人員安居樂業

  中國目前仍有超過1.8億的農村外出務工人員。這些人員中的大部分不可能再回到農村工作和生活,但同時也難以在工作所在地城市真正安傢,難以享受城市的社會福利保障和各種配套公共服務。把這部分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群體培育為新市民,培育為新的中等收入群體,使上億個傢庭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是民心所向,是對社會公正的極大促進。

  中國已經處於工業化的中後期,具備一定的讓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定居在城市、享受城市生活的能力。農村外出務工人員進城的住房保障、基礎教育和醫療服務、社會福利保障方面,要靠“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通過降低準入門檻鼓勵和支持社會資本投入,運用市場自發力量滿足需求;另一方面,是擴大都市圈的住宅用地供應,完善都市圈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對於剛進城或者低收入傢庭給予適當的補貼。

  拉長時間看,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在工作地定居並不會帶來更大的公共財政負擔。農村外出務工人員進城安傢會帶動城市的規模經濟效應和消費能力提升,提高稅基。無論是從中國過去經驗來看還是從國際經驗來看,更多人口進城生活帶來的是財政支出和收入的同時快速增長,並不影響到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

  在新發展階段,很多傳統看待事物的角度跟不上新時代發展,很多過去曾經發揮瞭重要作用的傳統做法不再適用,這要求我們必須要深化改革。與此同時,應該看到人有慣性,社會也有慣性,改變傳統的觀念和做法很難在短期內全面完成。在推動改革過程中,不能寄希望於各個領域都在一夜之間完成改革。務實的做法是找到問題的主要矛盾,點上突破,以點帶面。中國過去改革過程中的漸進式改革模式、改革試驗區模式,遵循的就是這種改革智慧,取得瞭巨大成就。

  面向未來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是個系統工程。推動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過程中,需要確保方向正確,也需要根據當時的宏觀經濟環境分清楚輕重緩急。提升經濟增長動能和促進社會公正是結構改革,是長期挑戰,久久為功才會見效。通過提升總需求水平實現宏觀經濟穩定是近期的迫切挑戰,政策力度夠瞭可以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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