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拜完父母,杨妞花站在山上,望向远方的群山。本版图片均由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摄

  杨妞花把手机放在窗台上开直播,向粉丝分享近况,外婆也来直播间里露了个脸,祖孙俩笑成一团。

  杨妞花和家人、朋友围坐在火炉旁,边吃烙锅边聊天。

  杨妞花把手机放在窗台上开直播,向粉丝分享近况,姐姐桑英也过来看。

  杨妞花给爸爸妈妈各买了一束菊花,准备去拜祭。

  杨妞花回到家,三姨说起妞花被拐的往事,再次忍不住落泪。

  杨妞花站在一栋木屋前,向记者讲述她4岁时在这里参加宴席的经历。寻亲时,她的超强记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11月底,这是杨妞花第九次回到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家乡。2021年第一次回到老家时,那一天,杨妞花被家里人拉着吃了11顿饭,吃炖鸡、喝鸡汤。舅舅家、叔叔家、堂哥家……家家都得去。

  这次在家的几天里,杨妞花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采访,有电视媒体,也有视频直播。而她最愿意的是,舒舒服服地和一大家人围坐在炉边,像一个普通的贵州姑娘那样蘸着五香辣椒面吃烙锅,边吃边聊。杨妞花爱笑,一笑,一双大眼睛就弯了。

  这样平凡的烟火气,她足足寻觅了26年。

  2023年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她当庭上诉。

  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法庭将依法择期宣判。

  被拐26年,也是杨妞花不断寻亲、找家的26年。

  进入11月底,天气转冷。在贵州省织金县的家里,吃完午饭,家里人就张罗烙锅了。平底锅里倒上菜籽油,将镇上买的臭豆腐、切好的土豆、魔芋一股脑儿放进平底锅,慢慢烙。

  炉边的话题,不经意间就会回到“拐卖”上。杨妞花的四姨说起往事,又忍不住抹起眼泪:“你小时候整天拿着两根筷子让我给你削成毛衣签子,我怕扎到你,一直没给你削。”四姨比划着说,“给你的围巾才织了那么点儿,你就丢了。”

  这是杨妞花最不愿提及的过去。

  丢失

  1995年,杨妞花5岁,跟爸爸妈妈和姐姐租住在贵阳火车站附近的一栋民房里。一天,一对男女在附近租了房,杨妞花和姐姐桑英经常和这家的孩子一起玩。

  桑英那时8岁,她记得,那时候附近不时有人家丢孩子。爸爸杨兴明对此很警惕,他不让女儿喊“爸爸”“妈妈”“姐姐”,而是一律叫每人的名字。

  他们想不到,新来的这户邻居正是人贩子余华英和她当时的同居者龚某良。余华英通过租房跟周围人混熟,正在物色要拐卖的孩子。

  这次,余华英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男孩,于是将目光投向了5岁的杨妞花。她让女儿和杨家的姐妹俩一起玩,渐渐熟悉起来。余华英长相偏男性化,杨妞花称她为“大伯”。

  5岁的杨妞花已经跟老家的阿姨学会了织毛衣,在村里时,她经常缠着阿姨给她削毛衣签子、织围巾。

  那天,桑英看见新邻居带着妹妹,说是要去买毛衣签子。桑英劝妹妹不要去,但妹妹还是跟着走了。

  杨妞花记得,自己跟着“大伯”坐火车、坐汽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在火车上,她想爸妈了,闹着要回家。“大伯”警告她,再闹就把她从车上扔下去。

  跟“大伯”相处十几天的经历,杨妞花一次次在媒体上讲述过:寒冬里,让她穿着单衣在院子里“放哨”,用开水烫她的头……

  被人贩子拐走那天,杨妞花在火车上睡着了,她迷迷糊糊地梦到,妈妈带了一大群人上山找她,人们有的喊“杨妞花”,有的喊“杨妞妞”。她在梦中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巨变  

  妹妹丢的那天,桑英后来梦到过很多次。只不过在梦里,妹妹都回来了。

  杨妞花被拐后,这个四口之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桑英比妞花大3岁,从小爱哭、身体不好。

  在妞花被拐之前,桑英像个骄傲的小公主。她在贵阳上小学,经常考双百分。她还记得,每天放学前,老师会在黑板上留一道题,谁先做出来谁先回家,她总是第一个。

  爸爸妈妈更是给她无微不至的爱。他们在贵阳做小生意,生活算不上富裕,但舍得给孩子们花钱。学校要去春游,爸爸妈妈专门给桑英买了两件新衣服。她看上的裙子,一个颜色买一条。

  那时贵州农村生活条件差,当地人常吃苞谷饭。姐妹俩都觉得碎玉米粒难以下咽,因此家里只吃白米饭。姐妹俩还喜欢吃鸡腿、鸡爪,爸爸经常买给她们吃。家里有彩电,周围邻居都来她家看电视……

  这些都在妞花失踪的那一天戛然而止。

  桑英记得,妹妹丢了之后,父母拿着被子,带她一起睡在火车站、汽车站,四处寻找,希望能找到妹妹。

  爸爸开始喝酒,说喝了酒才不会想妞花。他砸烂了准备用来盖新房的砖头。他的身体迅速变坏,就连站起来倒杯水、上厕所都困难。那时桑英读四年级,她要求休学回家照顾爸爸。

  往事回忆到这儿,桑英歪着头,努力扯着嘴角笑了笑:“我跟爸爸说,我很聪明的,回去很快就能追上学业。”老师来家里劝她继续上学,她躲在床底下,假装不在家。

  痛苦与悲伤接踵而至。她陪爸爸回到村里养病,但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世了。

  妈妈悲痛交加。桑英记得,有一天,天色将晚,妈妈一个人往山上走。路上遇到的人都劝她不要上山,但妈妈固执地说:“妞花在山上等我,她在找我……”

  妈妈精神失常了。爸爸去世的第二年,妈妈也去世了,当时只有32岁。

  不到12岁的桑英成了孤儿,她住在舅舅家里,努力让自己不成为累赘。她主动跟着舅舅修了半年路。烈日下,她挺着瘦弱的身躯跟大人一起背沙子,一天赚一块二毛钱。村里很多人在江浙一带打工,她央求亲戚也带她去,专做别人不愿干的活儿。

  桑英说,自从爸爸妈妈去世以后,她不敢在村里抬头走路,“像个小乞丐一样”。

  记忆  

  杨妞花记得,那个冬天,她跟着“大伯”坐火车、坐汽车,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几天。有一天,一个陌生的奶奶递给“大伯”余华英一沓钱,“大伯”让她跟这个奶奶走。

  临走前,“大伯”厉声嘱咐她:“你好好待着,过两天我来接你。”

  这成了杨妞花的期盼。她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离家16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一个村中。

  年幼的杨妞花还无法理解什么叫“拐卖”,她经常跟村里人说:“我爸爸叫杨兴明,我是来买毛衣签子的。”

  村里一个妹妹递给她两根毛衣签子,杨妞花一手拿着一根,她想,终于买到签子,可以回家了。但她觉得这些还不够。这个妹妹又在村里捡了一大把糖葫芦棍,磨成签子递给她。杨妞花高兴极了,她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回家了。

  杨妞花拆了旧毛衣、旧毛裤,织成长长的窄条。织完后再拆掉,拆掉再从头织。

  等待的日子里,杨妞花在村里上了小学,总考第一名。

  她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到上午十点多,她得跑回家烧水、热馒头,中午回家炒菜。晚上回家,也要做饭、干农活儿。她捏着小小的铅笔头写作业,作业本用完正面用反面。

  上到六年级,有个亲戚说她太聪明了,怕以后上了学会跑掉。杨妞花就这样辍了学。

  在聋哑养父和奶奶家里,奶奶性格强势,杨妞花被支使干活儿,挨打挨骂是常事。亲戚家丢了东西,总怀疑是她偷的。这种充满争吵和责骂的氛围让她感到恐惧、压抑。被打骂的时候,杨妞花会想起过去家里的温情,她让自己沉浸在温暖的回忆里,忘记眼前的痛苦。

  她记得,自己穿着一条崭新的白裙子在一段斜坡上玩儿,却一屁股滑倒,爸爸笑着把她拎回了家。

  她记得,妈妈带她去公园,她在妈妈怀里睡着了,妈妈把她抱到公园大门口,妈妈去上厕所,她就等着妈妈。

  她还记得,有一次,正睡得迷迷糊糊,爸爸买了鸡腿回来,用手撕着鸡腿肉,喂给她吃。等她吃完一口,再喂一口……

  她不懂,村里人都说她是被父母卖掉的,可是爸爸妈妈明明那么疼爱自己,为什么会把她卖掉呢?

  这个从小在老家像男孩一样调皮的姑娘,越来越安静。

  不只杨妞花被改变了命运。当时,余华英拐卖了一个又一个孩子,接连卖到河北邯郸,有的距离杨妞花所在的村庄只有几里地。

  2004年5月,余华英和丈夫王某文被抓获归案,她谎称自己名叫“张芸”,同年9月因拐卖儿童罪入狱。2009年5月18日执行期满,余华英获释,更多犯罪行为还没有被发现。

  素燕

  丈夫老许记得,2009年春天相亲时,眼前这个叫李素燕的20岁姑娘烫着卷发,看起来很内向。直到现在,老许还是习惯称呼妻子为“素燕”,这是杨妞花在河北用了28年的名字。

  有一天,他要带素燕去逛逛镇上的夜市,那里热闹,人多。但素燕显然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拉着他就走。

  那些年,杨妞花背负了太多流言蜚语,她怕遇到熟人。

  随着这个漂亮姑娘渐渐长大,村里的人们指指点点,说她是买来给养父当媳妇的,一些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压力最大时,她甚至想过自杀。

  说到这段往事时,杨妞花正在去大嫂家的路上,下坡的水泥路面有点打滑,她穿着长筒靴,小心翼翼地往下走。她笑了笑:“我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生活把我压到最低点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反弹。”

  在人生的低谷,她不停地给自己希望:我要挣钱给养父娶媳妇,就没有人说三道四了。她到雪糕厂做雪糕、到超市送货,那时体重70多斤的她能背起100斤重的白糖。

  十几岁的杨妞花已经能挣钱养活自己,但她不敢找家,不敢去找爸爸妈妈。万一被奶奶知道了会怎么样?她不敢想。

  大伯母护着她,帮她凑齐了中介费,送她去江苏苏州的工厂里上班,远离小村庄的是非。

  在江苏的工厂里,她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里没有熟人,没有流言,只有河北打工妹李素燕。

  她喜欢周末加班,因为有双倍工资。她只穿新衣服,因为在奶奶家那些年,她穿的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

  晚上下班的路上,她喜欢买茄子青椒馅儿的包子当晚饭,一块钱两个。别人吃两三个就饱了,她要吃五六个,“就觉得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有人劝她留在外地结婚,她不敢:万一结婚后还像在奶奶家一样挨打呢?那她又无家可归了。

  找家

  和老许结婚后,杨妞花越来越活泼、爱笑。

  公公婆婆善良、老实,杨妞花像普通人家的儿媳妇一样,带带孩子、做做饭,不再受到莫名的白眼和阴阳怪气的嘲讽。她的性格开朗起来,越来越像儿时。

  但老许发现,妻子经常躲在被窝里偷偷地哭,有时会拿着手机发呆。

  “我到底是谁?”“我的家在哪里?”这些巨大的疑问一直压在杨妞花心头,压得她喘不上气来。

  来到养父村里时,杨妞花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余华英告诉奶奶,这孩子家里太穷,是被父母卖掉的。奶奶相信了余华英的话。之后的很多年里,杨妞花一直背负着“自己是父母不要的孩子”的标签。

  杨妞花想弄明白:父母那么疼爱我,怎么会卖掉我呢?

  2012年,杨妞花听说,同村一个被拐的孩子上央视“等着我”节目寻亲,成功找到了父母。这让她萌生了新的希望。但她没有勇气上电视台寻亲。

  她花3000元钱买了台电脑。对于当时并不富裕的小两口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她在网上搜索“怎么找家”,后来联系上一名“宝贝回家”志愿者,对方帮她在“宝贝回家”官网上发信息、发微博、在贴吧里发帖子。说起这段往事,杨妞花最常用的形容词是“石沉大海”。

  在找家的路上,杨妞花曾数次接近真相。她在网上搜索“有仙女石像的公园”,搜索结果里有贵阳的黔灵山公园。她否定了这个结果:“贵阳这么繁华,应该不是我家。”

  她搜索“有各种石头的山洞”,搜索结果显示有织金洞。这是国家5A级景区,杨妞花再次否定了这个结果:“我家不可能在景区里面。”

  网络上、生活中,找到家的希望如同大海捞针般渺茫,但她偶尔也能获得一些新的信息。

  2018年,杨妞花参加培训时,遇到一个来自云南的姐姐。留了联系方式后,她小心翼翼地问对方,家里有没有丢过妹妹、当地有没有头上戴梳子的习惯。这个姐姐告诉她,老家附近确实有少数民族戴梳子,但家里没丢过妹妹。

  其后,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西南省份。

  很多网友告诉她,“阿不代”是苗语里对外婆的称呼,贵州的歪梳苗(苗族的一支——记者注)有戴梳子的习惯。她在QQ上筛选地域,加了许多云贵川的QQ,却被人当成骗子或被骂神经病。

  随着找家的迫切,越来越多关于童年的细节在脑海中闪现。她记得邻居家有个残疾的小男孩,经常一起玩。

  她记得去一座新建好的木房子里参加宴席,像是有人结婚。她还手绘了家门口的一小幅地图。站在猪圈上,可以远远地看到对面山上的山洞。

  冒出找家念头之后的八九年里,杨妞花又生了两个孩子。对她来说,这如同是一种精神慰藉。

  她的长相跟当地人都不一样,内眼角开得大、双眼皮又深又宽。在养父家的村子里,她从小被叫作“南蛮子”。抱着刚出生时皱巴巴的孩子,她高兴极了,在她的世界里,终于有了长得跟自己一样的人。

  但她的其他家人,究竟在哪里?

  真相

  2021年4月17日,杨妞花发了第一条寻家的短视频,配图是自己到养父家后拍的照片,一个剪着短发、戴着帽子的小女孩坐在摩托车上,表情严肃。配文只写了简短的四个字:我想回家。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她陆续发了十多条视频,有时绝望地发问:“爸爸妈妈,因为我是女孩你们才不找我吗?”网友建议她配上现在的照片、出镜露脸,这样成功的希望才大。

  那年4月下旬,杨妞花想趁五一假期高速路免费,到贵州找找看,但是她毫无头绪。寻亲志愿者劝她先不要来,还帮她去几个可能性较大的地方打听了消息,依然一无所获。

  5月2日,杨妞花按照网友的建议,发了第一条出镜讲述的视频。

  之后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堂妹偶然看到了别人转发的这条视频,便在评论区留言问联系方式,养父家的一个亲戚回复了这条评论。断了26年的线,就这样重新接上。

  杨妞花和堂妹、姐姐桑英加了微信,她小心翼翼地问起一些细节,“暗号”对上了。

  她迫切地让姐姐告诉她爸爸的电话,她要立刻打个电话。

  电话那头的回答很简短:“死了。”

  杨妞花有点懵,她下意识地又问了一遍:“什么?”

  姐姐的回答很直白:“你爹没了,死了。”

  妈妈呢?

  妈妈也没了。

  杨妞花哭得不能自已,她有些后悔了:“我为什么要找家啊?如果找不到,起码还有一点希望。”

  后面的情节像按了加速键。5月中旬,她回到贵州织金老家,嫂子、三姨挎着她的胳膊;碎发落下来,外婆很自然地给她撩头发。她一开始不习惯,生硬地接受了这些亲昵的动作。

  因为一直被人说是“父母不要的孩子”,这个生性活泼、调皮的女孩变得自卑,在河北邯郸的村里抬不起头来。她没有关系亲密的长辈,即便和最要好的朋友,也不习惯像别的女孩一样互相挎着胳膊、搂着肩膀。

  回到织金老家的那天,一到村口,村里就开始放烟花。杨妞花泪流满面,她终于确定地知道,原来自己不是人家不要的孩子,原来真的有人在记挂着自己……

  拐卖

  “余华英”。

  在杨妞花26年的记忆中一直有这个名字。她起初以为这是一个亲戚的名字,直到有一天,拐卖儿童的中间人王国付来找奶奶打麻将,无意中提到了“小余”,杨妞花才知道,这就是人贩子的名字。

  她也一直记得那张脸,长相有些男性化,眼神凶狠。

  一想到英年早逝的父母,她的心就开始痛。她要抓到人贩子。

  2022年6月,杨妞花在贵阳立案成功后,贵阳警方开始侦查此案,并开展网上追逃。6月30日,余华英在重庆市大足区被抓获。

  为了找到更多余华英拐卖儿童的证据,杨妞花配合贵阳警方一起,几次走访中间人王国付。这个九旬老人陆续透露了另外几个孩子被拐的信息。杨妞花和警方一起,挨家挨户地打听被拐来的孩子,确认有11个孩子被余华英拐卖。

  再见到余华英时,她已头发花白。在法庭上,看到余华英的态度,杨妞花对她只有“恨”。“她自始至终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找到一个,她就承认一个。”

  法庭上,余华英拿着一张纸,一字一句地念陈述词。念到“对不起”时,她侧身转向旁听席,微微点了点头,算是道歉。

  今年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她当庭上诉。

  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庭审时,余华英辩解说,自己拐卖孩子是因为当时太年轻了。杨妞花愤怒地反驳:“我妈妈32岁就躺在坟里了,她不年轻吗?”

  打拐

  就在杨妞花找家的2021年,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圆行动”,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踪儿童,9个月找回4300多个孩子。

  但还有很多家庭没有找到孩子。

  杨妞花参加庭审时,法院外围满了寻子的家长。头发花白的陈国武连夜从云南赶来,带着两幅印满寻子信息的条幅,这十几年来,他做了30多个这样的条幅,每张条幅上有数百个失踪的孩子。寻子家长有的开直播,有的身穿印有寻子信息的T恤。杨妞花一走出法院,就被寻子家长和媒体包围了,家长们看她接受采访,跟她回到酒店。他们一路举着牌子,寄希望于通过媒体让更多人看到寻亲信息。

  这次回河北之前,杨妞花特意去参加了“宝贝回家”贵阳第35号采血点的开张仪式。

  这是一个寻子成功的父亲特意租的门面房,作为“宝贝回家”的采血点。墙上贴满了醒目的寻亲信息,孩子丢失时间大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

  孩子被拐,给一个个家庭留下了痛楚的印迹。

  蔡回英的一个弟弟小时候被余华英拐走,父母至今心有余悸。蔡回英的侄子已经读中学了,每到学校放假的日子,蔡回英的父亲还会专程从村里赶到县城来接,就算过马路也要紧紧牵着孩子的手。

  陈孃想去河北邯郸看看同样被余华英拐走的儿子,去看看他过得好不好,但她又担心儿子不高兴。

  陈孃的儿子被卖的地方,距离杨妞花家只有几里地。杨妞花痛快地答应下来,她搂着陈孃的肩膀安慰道:“您放心,到时候我把他拉到我店里来。您也别租房子了,就住在我家。”

  杨妞花开的小美容院也成了一个采血点,很多人不愿去派出所采血寻亲,怕被人知道了指指点点,就悄悄来这家小店。

  对于曾经的被拐儿童杨妞花来说,童年的阴影至今尚未消退。

  杨妞花怕黑、不敢一个人睡。这两年,她频繁到贵阳,找酒店时,她喜欢找临街、楼下嘈杂的酒店,这些声音让她觉得安全。

  这次回来,姐妹俩又给父母上了坟。她们买了熟食、白酒、水果,坐在坟前,算是一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来到爸爸妈妈坟前,隔着那二十多年的时光,她好像又回到了5岁的时候,无忧无虑。她被爸爸背着、抱着,喂鸡腿吃,妈妈带她逛公园,那些日子似乎触手可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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