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綜合報道】今年前3個月，英法德等“老牌歐洲強國”一直被接連不斷的罷工困擾著：英國引以為傲的國傢醫療服務系統（NHS）遭遇有史以來最嚴重危機，數萬名醫護人員上街表達不滿；
法國人對退休制度改革的反對不僅有愈加暴力的趨勢，還在街頭巷尾留下近萬噸無人收拾的垃圾；
德國“31年來最嚴重罷工”已影響到該國的經濟和民生，機場罷工潮導致近 10萬名乘客出行不便……
在福利制度危機背後，曾凸顯歐洲戰後融合度和價值觀的多元文化也遭遇嚴峻挑戰。
伴隨著多國極右翼政黨掀起“政治海嘯”，“難民之傷”“移民之痛”時隱時現。正如法國民調機構“意見之路”最新民調結果所顯示，法國等“老歐洲”國傢在財富、政治和宗教三個領域的民意統一度正在降低，國傢已經陷入“嚴重分裂”狀態。有人認為“老牌歐洲強國”的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已“年久失修”，也有人抱怨政府的“小修小補”不見成效，反讓國傢迷失瞭方向。
福利之殤：像“打一場既停不下來又永遠贏不瞭的戰爭”
英國是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傢中最早提出建立全面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國傢。二戰後，工黨政府推出包括社會保險、生育津貼、失業補償、退休金以及醫療保障等一系列社會福利制度設計。創建於1948年的英國國傢醫療服務系統（NHS）是全球第一個覆蓋全民的免費醫療保障制度。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開幕式上，這一“英國福利制度的桂冠”被當成“國傢名片”向全球觀眾展示——體育場中央擺放著上百張病床，忙碌的“護士”照顧著“患者”，並組成“NHS”三個字母。
由著名紀錄片主持人、英國政治新聞記者安德魯·瑪爾執筆的《英國現代史》一書中這樣寫道：“NHS讓數百萬英國底層民眾平生第一次走進醫院或診室，享受作為公民的權利，而不是像乞丐一樣奢求治療。”盡管NHS建立之初就被人質疑“浪費和低效”，但它能幫助“去掉民眾的恐懼感”，在戰後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況，有效激勵國民士氣和增強社會團結。
然而，在運營近75年之後，美國《華爾街日報》的文章卻斷言：“身處史上最嚴重危機的英國NHS體系正在分崩離析。”《環球時報》駐英國記者瞭解到的一組數據是：當下的英國，突發心臟病或中風的患者等急救車平均要花1.5個小時；710萬英國人正在排隊、苦苦等待住院接受治療；各種延誤治療導致每周有300至500人過早離世……由於人員短缺、工作強度大、收入縮水，英國醫護人員在2月中旬舉行瞭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遊行。
在議論“看病難”時，一些英國媒體還提到本國福利制度已“無法實現其目的”，百萬傢庭面臨生活成本危機，甚至不得不在食物和取暖之間做選擇。2021年，英國慈善機構特拉塞爾基金會全年共送出220萬份緊急食品包裹。去年入冬前，英國“燃料貧困戶”（能源賬單支出超過可支配收入的10%，且剩餘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的傢庭）數量達到700萬戶，是2020年的兩倍。英國《金融時報》經濟主編克裡斯·賈爾斯撰文稱，相比其他發達經濟體，英國經濟看起來正飽受“慢性病”困擾。當英國政府已沒錢提供像樣的公共服務、疲於支撐不斷擴大的社會需求時，就像“打一場既停不下來又永遠贏不瞭的戰爭”。
2008年金融危機後，英國財政赤字大幅攀升。當政府大幅度削減公共開支時，英國國王基金會的報告指出，福利國傢“瘦身”是一項失敗的社會實驗，削減福利意味著窮人、婦女、少數族裔、兒童、單親傢庭及殘疾人獲得財政“救援”的很多機會被剝奪瞭，他們成瞭財政緊縮的犧牲品。
讓《環球時報》駐德國記者感受最深的是，最近幾年，德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民眾生活質量下降。在柏林，街頭出現越來越多的無傢可歸者。不少退休老人在街頭垃圾箱裡撿瓶子去換錢。前兩天，記者在公園遛狗時碰到一個穿戴整潔的白人大媽，她懇求記者給她一些零錢，並訴苦說：“現在物價高漲，我的退休金根本不夠用，隻能用這種丟人的方式討錢。”
今昔對比，87歲的慕尼黑退休學者維爾朗德感慨頗深。他告訴記者，德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旨在讓民眾享受“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國傢照顧。盡管二戰後西歐一片蕭條，但在美國的幫助下，一些西歐國傢創建瞭著名的“萊茵模式”社會福利體系——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和保障社會公平“兩手抓”。民眾享受免費的醫療，還有福利住房、義務教育等權利。而這些巨大“紅利”也與當時的冷戰背景聯系在一起。尤其是當時的西德，被打造成西方福利制度和社會穩定的“窗口”，以引起其他國傢的羨慕。維爾朗德難以想像，現在德英等國許多普通民眾的日子這樣難過。
多元之痛：出現“反主流多元文化”的民意動向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創新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趙永升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二戰後，英法德等國福利體系完成從“社會救助”到“社會保險”的演變過程，推動瞭國傢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但“社會救助”增多的同時，原有的“社會保險”又因老齡化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而“不再保險”。從上世紀90年代前後開始，“社會救助”這個福利工具又被法國政府重視起來，如1988年推出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1990年旨在解決貧困人口住房問題的《貝松法案》，以及2000年針對貧困人口的“普遍醫療補助”等。
在維爾朗德看來，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後，歐洲的福利就已開始面臨挑戰。1990年兩德統一後，社會福利壓力增大，經濟發展放緩，促使後來的施羅德政府大刀闊斧進行福利制度改革，並引發民眾抗議潮。最近10多年的金融危機、歐元危機、中東難民危機、新冠疫情及烏克蘭危機引發的難民潮疊加在一起，讓歐洲的社會問題大爆發。
德國正在努力應對移民問題。部分德國人認為，如果要解決勞動力短缺和社會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個國傢就離不開移民。但也有人擔心，德國慷慨的福利制度會成為“吸引移民的磁鐵”，並可能因此導致社會福利系統崩潰。
據德國電視一臺報道，德國去年湧入100萬烏克蘭難民，以及22萬來自其他國傢的難民。德國內政部的統計顯示，2022年針對難民的襲擊比往年增多，共計發生1248 起，平均每天都有3名難民成為極右翼分子施暴的受害者。德國左翼黨難民政策專傢克拉拉·賓格說：“難道我們要等到1992年羅斯托克-利希滕哈根排外暴力事件重演嗎？”
“德國和移民——社會制度的祝福和詛咒。”瑞士《新蘇黎世報》刊文分析瞭德國的兩難處境：如果沒有移民，德國將面臨勞動力不足問題，而移民增加又對社會保障和國傢預算造成很大壓力。目前，每個德國養老金領取者背後約有兩個貢獻者。而在1962年的西德，該比例為1∶6。如果移民不能很好地融入德國社會和參與就業，這個國傢的社會福利體系就會陷入深淵。據《慕尼黑日報》報道，德國健康保險存在很大漏洞，今年缺口在170億至250億歐元之間，到2025年，這一財政缺口可能會增加到330億歐元。
除瞭抗議退休制度改革引發的大規模罷工外，人們還記得最近一些年，因法國《查理周刊》刊登漫畫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等事件，也引發過歐洲國傢大規模的少數族裔示威活動。2017年5月，10位歐洲保守派知識分子在巴黎發佈題為《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的長篇聲明，對二戰後歐洲具有“政治正確性”的多元文化主義提出質疑，並表示“歐洲一體化已走上邪路”，強調“民族國傢才是歐洲的標志”。這些都說明阻礙法國等國社會發展的癥結所在——盡管在最近數十年不斷做出調整，但總不能完全地“與時俱進”，導致福利改革和多元文化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縫隙越來越大，以至於發生激烈的碰撞。
“我近期在巴黎的觀察發現，法國等國確實出現‘反主流多元文化’的民意動向。”趙永升表示，以前那種以熱情接待難民為代表的多元文化主義已隨著“老牌歐洲強國”境況的變化而變化，凸顯歐洲多元文化政策的內在困境。
“西方的回歸”：“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以《資本主義依靠福利國傢制度才能生存》為題，分析西歐福利制度的危機，並試圖開出藥方。文章認為，福利制度改革的關鍵是適應老齡化和移民社會。但不容忽視的是，“福利沙文主義”在歐洲已經抬頭，即主張本地出生較貧困的居民可以享受慷慨的福利，而不允許移民享有。民粹主義者認為，如果來自窮國的移民數量大幅增加，將加速福利國傢破產，因此“需要對其享受的某些類別公共福利設置一定門檻”。
英國“埃塞克斯連續監測調查”的調查顯示，主張英國“脫歐”、排斥外來移民的選民主要來自經濟狀況處於該國平均水平之下的地區，他們認為移民擠占瞭其就業和福利，同時也導致恐怖襲擊事件攀升。英國“Spiked”網絡雜志專欄作傢拉基佈·伊爾桑撰文稱，需要警惕這種多元文化主義旗幟下掩藏的意識形態分裂傾向。他舉瞭英國萊斯特市爆發的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激烈沖突的例子——2022年8月，印巴兩國國傢隊的一場板球比賽引發兩個族群的人激烈打鬥。“身份政治在萊斯特的穆斯林和印度教男青年中更為凸顯，這些人更加認同自己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身份，英國人的身份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伊爾桑認為，多樣性可以成為一種優勢，但前提是受到“共同價值觀、相互義務和共同目標感的約束”，缺失這些社會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多元族群社會關系就會瓦解並帶來災難性後果。
“在福利制度和文化多元領域，法國和一些歐洲國傢確實遇到不少問題，多年來也一直在做相應的‘修補’。”在趙永升看來，法國的福利制度整體而言還是可以持續下去的，原因有三點：一是“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是法國政體對選民的吸引力所在，勝選者為兌現選舉承諾會在一定程度上迎合選民；二是盡管受到歐債危機、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的影響，但通過馬克龍政府大刀闊斧的改革舉措，法國仍保持著經濟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三是法國人在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時，其實更加註重的還是“經濟和社會均衡發展”，他們認為“人的生老病死國傢都管瞭，經濟發展才真正有意義”。但令人擔心的是，相比福利制度的延續性，法國“反主流多元文化”的人卻有增多趨勢。如部分法國民眾已認定，“某些特定族群更傾向於進行恐襲”，這樣的氛圍給法國社會能否保持高度融合增添瞭隱患。
柏林政治學者奧利弗·福克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完善的福利制度和多元的社會文化是體現歐洲價值觀的兩大支柱。自俄烏沖突以來，歐美國傢想要展示西方的強大力量，但現實卻是通貨膨脹、能源危機、罷工不斷、極右翼蠢蠢欲動。”他認為，現在歐洲的這兩大支柱遭受嚴峻挑戰，首先與國際大環境有關，如新興市場國傢崛起，而歐洲在創新等領域進展放緩、經濟發展乏力。其次是各國自身的問題，如英國“脫歐”、德國難民問題、法國競爭力下降。雖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西歐國傢必須及時進行“精修細補”，在提高國傢治理能力、技術創新能力、民眾整體素質以及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各個領域作出變革。
歐洲一些分析人士和民眾也擔心，如果俄烏沖突不能早日以和談方式解決，未來幾年歐洲還會出現新的危機。俄烏沖突爆發後，歐美走得更近，並歡呼“西方的回歸”。但在德國一傢車企當經濟顧問的克裡斯蒂娜·舒爾特認為，西方內部的社會問題不能被忽視，現在也不是又可以熱炒西方模式如何有吸引力的時候。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最近英法德等國的罷工潮表明，等待這些歐洲國傢政府的將是一個個更加棘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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