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傢是否還記得紀錄片《二十二》？
這部電影以“慰安婦”制度受害幸存者為主要觀察對象，記錄瞭她們的日常生活。
電影在2017年上映，但其實早在2015年10月，該片就已經拿到瞭公映許可證，隻是各大公司跟媒體卻並不看好這部片子，使得發行經費不夠，遲遲無法上映。
“沒有意義”是大傢當時對它的共同評價。
可是電影上映之後卻驚呆瞭所有人。
電影的豆瓣評分高達8.6分，影片票房更是一舉拿下瞭1.5億，成為首部票房過億的紀錄片。
不久前李美金老人去世，《二十二》的官方賬號發出悼念帖，並宣佈：
至此，片中所有的老人都已全部去世。
於是在時隔六年之後，這部紀錄片再次得到熱議。
今天，我們就討論討論《二十二》的“意義”。
什麼是一部片子的意義？
至少對於記錄“慰安婦幸存者”這樣的影片而言，它必須傳遞傳遞出憤怒、悲傷，讓觀眾義憤填膺——這是許多公司和媒體們在一開始否定《二十二》的原因。
實際上，對於《二十二》所記錄的這個群體而言，“悲傷和憤怒”恰恰是她們的故事所最不缺乏的東西。
李美金在講述那段往事時，她說：
“我那時還是個孩子呀。”
但日軍並沒有因為她是個孩子放過她。
在李美金16歲那年，日軍來到她的村莊。男的要麼殺死要麼去當勞工，年輕的婦女則晚上當慰安婦被迫給日本軍官提供服務，白天也跟男人一樣去當勞工。
可即便如此，挨打和折磨依舊是常事。
被侵害的期間，李美金曾看見同村一個女人被活活折磨死。
“可憐的女人頭發散著，光光的身子上發著寒光，我差點嚇死過去。”
毛銀梅被問及過去的時候，她說：
“不說瞭，我說瞭不舒服。”
毛銀梅本是韓國人，1945年年初，還在韓國農村生活著的毛銀梅被日本人以“務工”的名義欺騙至武漢慰安所成為一名慰安婦，從此開啟瞭一段黑暗的人生。
在那個地方，毛銀梅遭到瞭日本人晝夜無休的輪番蹂躪。
於是同年8月，抱著“逃走被抓是死、留下來也是死”的想法，毛銀梅偷偷逃離瞭那個人間地獄。
但僥幸逃脫後，那些過往依舊在她身上留下瞭烙印：
毛銀梅一直被病痛折磨，後來她甚至因為嚴重的婦科病不得不切除子宮，致使終生沒有懷孕。
黃有良這輩子最大的願望是：
“希望我閉眼前，能討回公道”。
日軍欠她的何止一個公道？
1941年，日軍侵略至黃有良的傢鄉，14歲的黃有良在收割水稻時遭到日軍侵犯，隨後被抓進慰安所兩年。
因為這段過去被所有人知道，黃有良隻得找一個患瞭麻風病的男人結婚，但即便如此，丈夫依舊看不起她，甚至連親生的孩子都對她有微詞。
黃有良曾告訴記者——
“由於我有這段經歷，村裡人特別是小一輩的，不清楚，背後議論……罵我是給日本人睡覺的……丈夫要當幹部，小孩入團入黨，都不可以。”
資料裡她們的記載往往隻是廖廖的幾句話，可這幾句話裡的悲傷和憤怒卻可以穿透時間和空間，即便數十年、數百年之後，也能給讀到這些文字的人當頭一棒。
所以，《二十二》這部片子真的缺所謂的意義嗎？
絕不。
這部片子的背後是一個群體的血淚史，是一個國傢的災難錄，更是一部講述著日本人喪心病狂過去的鐵證！
它的意義遠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重大。
然而《二十二》在起初，的確因為所謂的“沒有意義”，險些就無法上映。
畢竟這的確拍得實在不像是一個慰安婦制度幸存者的影片。
比起傳遞憤怒、悲傷，導演記錄的畫面更像是一種瑣碎平淡的生活，觀眾甚至還可以從中品出一種悠哉的情緒。
毛銀梅的晚年，是孩子繞膝的閑適。
毛銀梅雖然不能生育，她收養的女孩卻拿她當親生母親，現在也跟她一起生活著，一傢人其樂融融。
毛銀梅的女兒說她就認一條真理：毛銀梅收養自己、對自己好，那麼自己也該對她好。
在導演記錄的鏡頭裡，毛銀梅習慣坐在大門右側的椅子上，左側的椅子則歸幾個玩鬧的小孩，有的時候孩子們也會鬧到她這邊，隨手把手上的玩具遞給她。
因為天冷的緣故，毛銀梅做不瞭事，擔心麻煩到女兒的她還會說自己“廢瞭，活長瞭，沒有用”。
另一旁的女兒卻一笑說“你會唱歌嘛”。
於是，不久前還在埋怨自己的老人轉頭便唱起瞭《阿裡郎》。
歌聲悠悠，日子綿長。毛銀梅的前半生猙獰，但走過大半人生後的她歲月靜好。
林愛蘭的晚年，則是對崢嶸歲月的追念。
她曾經也被強迫為慰安婦，但她記憶更深的是自己曾經作為士兵、對抗鬼子的時光。
每當說到這個話題，滿頭銀絲的她就會精神抖擻起來。
她說當年的輝煌，第一次打戰的時候就殺死瞭兩個鬼子；
她也說當年的驚險，有一次被子彈擦頭而過，差點就犧牲瞭。
林愛蘭最寶貝的還是她得到的“抗日勝利60周年”的獎章，她每天都要拿出來看，然後反復摩挲著這塊獎章，就像摩挲著當年的青春。
在大眾眼裡，林愛蘭的標簽是慰安婦，但在林愛蘭眼裡，她是一個瞭不起的軍人。
她有過痛苦，但更多的是燦爛過往，即便那已經是很多年前瞭，但曾經的那份光輝也依然能延續照耀著數十年後的自己，讓她餘生充滿慰藉。
在《二十二》裡還有其它老人，她們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恬靜生活。
鏡頭掃至山西太行山時，李愛連正在喂貓，村裡大大小小的野貓在飯點都會湊過來找她。
李愛連告訴媳婦，那隻腰變粗瞭的貓，應該是要生瞭。
鏡頭掃至海南農村時，李美金跟同村其它老人在榕樹下乘涼，她兒女雙全，孩子都在外面安瞭傢。
李美金說她很知足，兒女幸福，就是她的快樂。
很多人眼裡的慰安婦，應該是不安、悲愴、痛苦的一生，但《二十二》還原瞭一種更為真實的人生。
那就是，人不會被永遠困囿於一處低谷，時間會往前走，人也是。
她們是受害者、是軍人，但回到最純粹的本質，當她們站在生活面前，她們都隻是一個個的普通人。
至於所謂的意義，本來就是一個不該存在的概念。
因為慰安婦不需要用“憤怒、悲傷”的餘生來證明她自己。
可以用她們的過往來譴責日本，但她們的餘生是為自己而活。
受害者們選擇“沒有意義”的平淡人生是為瞭更好地生活，但加害者呢？
他們企圖用“沒有意義”來否定意義、否定事實！
在各地的慰安婦們的血淚控訴中，日本從未親口道歉。
對菲律賓，日本阻撓當地的“慰安婦”紀念雕像落地，污蔑那些婦女是“自願賣淫”；
對韓國，他們用《韓日慰安婦協議》來模糊對韓國婦女犯下的錯。
甚至於在日本本土，他們也在《廣辭苑》上說：慰安婦是隨軍到戰地部隊慰問軍官的女人。
在中國，也曾經有這樣一場讓人揪心的官司。
2001年7月，黃有良、陳亞扁、林亞金等8名海南“慰安婦”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以恢復她們的名譽。
在法庭上，老人將自己傷疤扒開給所有人看，但這一切換來的是沒有意義的結果。
2010年三審結束，中國原告敗訴。
日方法院雖認定瞭當年的侵害事實，但以“個人無權利起訴國傢”為由，判決原告敗訴並駁回其上訴。
多麼可恨又可笑的理由。
然而就是這個理由，堵住瞭那些飽受壓迫的婦女們的嘴。
七年後，黃有良在傢中遺憾去世。
至此，中國大陸最後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幸存者也離開瞭——日本也終於從死不認錯，變成瞭死無對證。
可人會消失，歷史不會。
歷史就在那裡，日本可以否定、美化、甚至欺騙，但終有人來到這段歷史面前，擦去它臉上用來粉飾和平的濃艷妝容，露出它最本質的樣子。
譬如《二十二》。
它不夠憤怒、不夠悲傷。
但它就用恬靜的畫面、犀利的立場成為瞭又一個指認那段歷史的鐵證。
鏡頭裡，老人們雖過著平靜的生活，但你要是問起過去，他們依舊可以準確地還原每一個細節，甚至她們的身體就是證據，林愛蘭殘廢瞭的腿，毛銀梅被切除的子宮……
用這部電影來記錄受害者的人生，再用這部電影去等待加害者的一個道歉，這或許就是《二十二》看不見的意義。
它會百年、千年地在那裡，直到那句“對不起”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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