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全職媽媽掏出300萬，做導演

當一個全職媽媽去做導演，她能做成什麼樣？

這是王一淳曾經面對的問題。在拍攝第一部電影《黑處有什麼》之前，她辭去工作，在傢作為全職媽媽待瞭七年，每天的生活就是擼貓、照顧孩子。她不是科班出身，沒有電影行業的人脈，也沒有短片作品，憑借自己拿出的300萬，她開始拍攝一部電影，在片場，工作人員稱呼她「姐」，而不是行業慣常的「導兒」。

在人生前30多年，王一淳大多時候都是一個幸運兒：一些天分和努力，再配上一點時代的紅利。她發覺，自己總能趕上一個地方的黃金年代，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油田大院、房價不高也不限購時的北京，還有上大學真正能改變命運的那幾年。她積累瞭一些財富，也沉淀瞭一些野心，總相信努把力，想要的就能達到。

《黑處有什麼》後來獲得瞭第九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導演獎，電影也獲得瞭公映，首映式上，不像其他電影來的都是業內人員——來捧場的都是王一淳的寶媽朋友。

她獲得瞭很多動力，一度覺得自己就要「冉冉升起」瞭，開始準備第二部作品，這一部，她把目光投諸在保姆身上：這也是她作為全職媽媽時每天要打交道的人群。

她和若幹保姆中間發生過很多故事：一些損害，一些誤會，她逐漸感受到，在一個相對中產的傢庭裡，有一個因為幸運成為房子主人的人，也有一個沒那麼幸運的保姆。而前者的幸運，很多時候可能隻是出於偶然。

這些構成瞭她第二部電影《綁架毛乎乎》的背景。這部電影的錢，還是王一淳出的。對她來說，一直順利的人生行至這裡，似乎有點卡住瞭。雖然工作人員開始叫她「導兒」瞭，但轉成專業導演的道路還沒有完成，「努把力就能行」的邏輯，逐漸不那麼管用瞭。

在王一淳身上，照見瞭享受到時代紅利的一代人曾經的野心，和緩慢的坍縮。但不管怎麼樣，她覺得，既然電影是個「資金密集型」行業，她就要敲一下試試，「看能不能拿這三百萬，在這個壁壘上敲出一個小窟窿來。如果我能爬進去，那很多還在外面的人，也都可能進來。」

以下是王一淳的講述。

文｜李雨凝

編輯｜槐楊

1

現在說起來，拍第一部的時候挺不靠譜的，那時候真的是「從零開始」。我一不是科班出身，二沒有劇組經驗，手裡連個短片作品都沒有。說別的新人導演，可能會評價「有一些短板」，但到我這兒，沒一個長的，目光所及都是短板。當時，我太容易覺得自己做不下去，也指揮不動別人瞭。

2014年夏天，電影《黑處有什麼》在我老傢開封的一個油田大院開拍，講瞭一個在工廠裡長大的小女孩兒，用她的視角去感受工廠黃金時期背後的一些陰影。拍攝周期是30天。在那之前，我已經在傢歇瞭7年，做全職太太，每天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帶孩子。

在劇組裡，我說是導演，但其實也就剛剛搞清楚瞭攝影、美術等劇組裡各個工種都是幹嘛的。現場的職能部門都是花錢組來的。一個外行上來就當導演，還不是因為自掏腰包拍的電影？估計組裡很多人都抱著《頑主》裡三T公司拿土大款錢財、幫土大款好夢一日遊的想法，反正我就從裝修小工和小保姆嘴裡的「姐」搖身一變成瞭劇組裡的「導演」。

一個整天帶孩子、擼貓，日常接觸不超過兩個人，也沒有任何專業背景的人，突然上來指揮一整個劇組，就像是一個沒有武功的人，來給一幫武功高手當頭兒，要從各種綜合信息判斷一個人、一個事兒是不是靠譜，還要謹防被人看透，當別人說到很多專業詞匯時，我隻能描述這場戲我想要什麼感覺，別人的不信服隻要沒直懟到我臉上，我就當看不見、看不懂，真的用上瞭從幼兒園開始積攢的智慧和勇氣。一個朋友說，你一張口大傢就能聽出來這人沒出來混過。他讓我盡量少笑、少說話，這樣還能「演」得時間久一點兒。

身邊熟悉的人都覺得我是在「玩票」。老公聽說我要拍電影，反應是「你都把孩子照顧這麼大瞭，想玩一圈就去玩一圈」，跟獎勵一個歐洲十日遊差不多。我找到一些影視圈的人看劇本，但要麼沒反饋，要麼給的反饋好像都沒看過劇本。一個制片人跟我說他看完瞭，我很期待地問他意見，他說他的意見是不要拍，新出的某某樓盤可漂亮瞭，你有這個錢怎麼不去買個房？

我不服氣，真有那麼差嗎？後來心一橫，真失敗瞭，我認還不行嗎？

《黑處有什麼》快拍完的時候，我給老公打電話，說，完蛋瞭，這片子可能拍砸瞭，拍得不好，錢也花完瞭，人也都疲瞭。

電話那邊他說，那再加點錢還有救嗎？我說，可能不是加一點兒的事。

但掛完電話，我還是要回去，硬著頭皮回去繼續給大傢畫餅，鼓勵大傢一起幹活。

劇組是一次性的合作，每天也都是高強度、高資金的消耗。作為一個既往沒有任何作品的導演，人傢肯定也不指望通過我這一部戲能在行業裡樹立什麼地位。維護這種合作，有一些微妙的平衡，維護這種平衡的能力也是創作能力的一部分。

從喂喂孩子、喂喂貓那種瑣碎但簡單的全職主婦的生活，一下就來到瞭劇組這種最復雜的人際關系裡，有時候真覺得要學的東西太多瞭，一步一坑。很多導演是從劇組最基本的工種幹起，一路摸爬滾打到導演這個位置的，什麼人什麼事都見過，而我就是靠花錢，一下子就當上瞭總指揮，這麼想想，承受點兒質疑和為難也是應該的。哪怕這7年裡我多少上個班，也有點職場經驗，知道怎麼處理人際關系。別人在職場多少年學的那些東西，你就是要放在這些天集中學。我就是這麼來哄自己的。

回歸傢庭，是結瞭婚，有瞭孩子後。孩子生出來總要有人來管，我老公那幾年正是混得順的時候，那行吧，我賺不過人傢，也認瞭。就這樣，我成瞭全職主婦。

辭職時，我也想著要留靈活的時間給自己創作，不是奔著「舒服」去的。很多年前我還在工作的時候，一個法國人跟我說，理想的人生就是有三個能體現你人生價值的東西，一間自己設計的房子、一個自己教養的孩子，還有一篇你自己寫的小說。我從2002年、2003年左右就開始寫這個小說，後來在網上連載，還積累瞭一批粉絲。後來，我覺得比起小說，影視化的東西能有更豐富的表達，就又開始構思劇本。我之前工作的目標，就是趕緊賺錢，就可以辭職去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情。所以到辭職時，我想，終於要開始我計劃的創作生活瞭。

但回傢後挺無奈的。孩子那麼小的時候，天天瑣事實在太多，吸奶，凍奶，光圍繞奶和小孩吃喝這一點就多少雜事。盡管傢裡有保姆，但也少不瞭操各種心。孩子還特別容易生病，一生病就一步也離不瞭人，她有多少成長，我就有多少消耗，純粹是點燃一個人照亮另一個人的過程。

在早期教育上，我也覺得父母的陪伴和教育是不可替代的，總是不太放心別人帶孩子。我也沒辦法抱怨老公，他也想和孩子親近，但不知道是不是情商有限，孩子就跟他玩不到一塊，還得我上。

總之，我的生活一下子變得很碎片，就隻能在間隙琢磨著劇本，被動安排自己的時間。我隻能把帶孩子那一部分當成不得不工作的那部分，寫作就當成是下班以後的愛好，這樣才會平衡一些。

也得承認，平靜而又具體的生活會把你往裡拖，因為它裡面也有快樂，你也會想沉浸其中。那時我真的要時不時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別忘瞭自己要幹嘛，我不能心安理得地花一個下午喝咖啡，我還有正事兒沒幹呢。

盡管這樣，你看我2007年結婚生孩子，真正拍電影已經是2014年的事兒瞭，整整過去瞭7年。中間我老公還覺得我整天無所事事，說瞭好多次讓我找個班兒上，別和社會脫節。開始，我還會說我邊帶孩子邊寫劇本呢，後來也不說瞭，自己聽著都沒底氣。

我也知道我是一個沒什麼自制力的人，確實是浪費瞭很多時間。再加上帶孩子時間過得特別快，一天過去，總是自責什麼都沒幹。所以去拍電影，也算是給瞭自己一個交待，我是要證明自己也可以做事的。

真正進瞭劇組，過上那種每天雞飛狗跳、打仗一樣的生活，中間也自我懷疑過，但這麼多年瞭，我總算是開始瞭，一開始就回不去瞭。

王一淳在劇組。受訪者供圖

2

我現在也還時不時感慨，《黑處有什麼》有點可惜，但凡當時我有點導演經驗，哪怕拍過一個短片，片子都會好很多。但事實就是作為新手，現場永遠會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拍攝的過程流失瞭劇本中很多東西。

遺憾還是挺多的，拍攝條件有限不說，有幾場我認為挺重要的戲都沒拍。所以不僅那幾場戲沒有，連跟那幾場戲相關的戲也剪不進去，最終呈現的和我在劇本階段的期待太不一樣瞭。當然，拍攝就是在劇本基礎上根據實際條件再創作的過程，有加分的部分，也有減分的部分。但我沒經歷過這個，就覺得，完瞭，這兒丟一點，那兒丟一點，啥也沒剩。

這時候，我隻是想著都拍完瞭，還是要花錢找人剪出來。但我從沒看過粗剪片。拿到手一看，都是灰色的，聲音也都是呲的，還不如你在婚禮上看的那種vlog，那些都是日常設備拍攝，視頻不用調色也能直出。

我直到這時候才知道，為瞭方便後期上色，電影拍出來的原片都是灰蒙蒙的，連專業名字都叫「灰片」。在沒有做任何包裝的時候，你看著那個片子，粗剪出來老長的3個半小時，哇塞，全程沒調過色，也沒調過聲音，就是很恐怖。我還鼓起勇氣拿給一些朋友看，碰見說好的，我就覺得他們在安慰我；碰見說不好的，我就覺得終於有人說瞭實話。

那時就想，我認慫瞭，真得止損瞭，這事兒就這樣吧。

我又回傢，繼續做傢庭主婦。那三百萬就變成瞭一張光盤放在書架上落灰，等於把半成品扔在那裡瞭。我老公那段時間總說，看，我們傢最貴的東西就是這張光盤。他還總調侃我，你看人傢柴靜拍那個《穹頂之下》，不也就花瞭 100 萬？你看人傢，你看看人傢。

確實理虧，這件事也成瞭我的一個軟肋。我一說老公買瞭一瓶酒多貴，或者吃瞭一頓飯多貴，人傢直接回一句，這才多少錢呀？還不到 300 萬的百分之多少多少。那段時間，隻要一提起來三百萬，我就不吭聲兒瞭。

最重要的是，我沒信心瞭。我也努力瞭，我也試瞭，啥都幹瞭，但好像不行。

後來，一個當老師的朋友告訴我，那一年First影展的李子為在她們學校做宣傳，她知道我拍瞭個電影，問我要不要過來聽聽，說不定還能報個名。我就去瞭，到瞭就問李子為，粗剪片能報名嗎？她說能報。我就想，先報上，如果入圍瞭，我就再花點錢調色，做聲音。

片子一路入圍、提名，每往前走一步我就花一點錢，都是找小的、個人的工作室來弄。全程都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態度，反正在傢裡放著也是放著，人傢也沒說讓你必須現在、馬上就做完後期。那我就走一走看一步，萬一還能有人看到呢？

那一屆影展，我拿瞭最佳導演獎。一個同學問我，是不是買通瞭評委？給人多少錢？

我能理解她的感覺，就像是你的一個什麼二姨突然拍瞭一個電影，然後還告訴你，她拿獎瞭。

到2016年，《黑處有什麼》又入圍瞭柏林電影節、倫敦BFI電影節等國內外電影節，通過公映，除瞭回收當初投入的300萬，還掙瞭個編劇費、導演費，這時我野心又蠢蠢欲動瞭，沒準兒導演這條路真能走。之前我老公不是說 300 萬買一個光盤嗎？這時他挺高興，說這 300 萬是他花過最值的 300 萬。

影片公映時，別人的首映禮都是邀請各種圈內好友，我邀請的就是我從前認識的寶媽們。

《黑處有什麼》

3

我有個挺神奇的感受，就是我到哪兒，好像都是那個城市、那個地方的黃金時代。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每一點努力都有所回報。現在看來，這個回報沒有那麼必然，有一些僥幸，也算是吃到瞭時代的紅利。

小時候，我生活在河南的一個石油大院，這種大院行政上獨立於所在地區，環境相對封閉，裡面誰和誰都認識，跟《漫長的季節》裡那個鋼廠一樣，有自己的學校和醫院，也有一個保衛科。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油田在它的黃金時代，裡面的人都有一種優越感，外面的人是「地方上的」，言下之意自己是「國傢的人」。

我還記得那時候回傢的路上總要經過一大片紫色苜蓿，正好我養兔子，它們又特別愛吃苜蓿，現在說起來我還能聞到那個味道。那時候時間過得慢，我就是一個野孩子，在大院旁邊的農田偷過麥穗兒，也點野火，烤過葵花籽盤。我媽媽還有一個技校的詩人朋友，我跟著她寫詩，加入瞭學校文學社，詩還發表在油田系統的報紙上。她最後選擇去瞭海南，她的這個選擇也被我用在瞭《黑處有什麼》裡張雪這個角色身上，那個時候海南剛剛開始開發，是一片承載著很多人希望的熱土。

就和《漫長的季節》裡王響對王陽的期待一樣，院裡的職工都希望自傢孩子考上中專、職高、技校，然後重新被分回油田，繼續安穩舒適的一生。初中畢業時，學習最好的一批都會被掐尖到中專。我中考那一年，油田總部專門出瞭規定，說全局前200名禁止報中專，必須去上位於總部的高中。很多人都有怨言，還找人托關系，要讓孩子上中專。

我也動過上中專的心思，但我媽堅決反對，作為一個小知識分子，她要求我去油田總部上高中。一個朋友，父母也是大學生，她跟我說，一定要出去上高中。就這樣，我們倆都離開瞭油田，離開瞭大傢心目中的鐵飯碗。

當時的幾個朋友一聽我要去上高中，都說你可別瞎考，出瞭石油系統，將來就分不回油田瞭。但那時，課本上已經在學國企改革這些東西，很多留在油田的同學後來趕上下崗，也沒瞭鐵飯碗，連小時候生活的廠區都被撤瞭，沒油瞭。

而我到總部上瞭高中，玩瞭兩年，高三開始收心學習，意外考得還行。這是我最開始感受到「努力就會有結果」。我選瞭大連外國語學院的法語專業。那是大學擴招前夜，雖然考大學難點兒，但也確實趕上瞭上大學還能改變命運的年頭兒。

1995年，我去大連上大學。當時大連發展得很好，我記得很清楚，入學沒幾天，碰上基辛格來大連訪問，我也跟著人群擠在中山廣場，想要跟他握手，最後沒握到，反而握到瞭市領導。

畢業的時候，二炮在招小語種翻譯，一去好像直接就是副團級。我媽聽瞭非得讓我去報，覺得這是我成為「國傢的人」最後的機會。但我覺得，一輩子都要疊方塊被子、穿得板板正正的生活，我這種自由散漫的人根本受不瞭。我就覺得，我是要當作傢的人，一想到一輩子要在一個地方上班，過著一眼看到頭的生活，我就特別害怕。

因為這樣，我到北京找瞭一個傳媒行業的工作。那幾年，我為瞭能有自己作品拼命賺錢，就想著賺夠瞭，就能去寫自己想寫的東西瞭。我做過娛樂記者，主持過經濟訪談，做過戶外廣告，和城管鬥智鬥勇。當時確實感覺，每一點努力就會有一點結果，這種事刺激瞭我的幹勁兒，讓我也看到自己更大的可能性。

到瞭結婚前，我賺瞭一點小錢，我爸去世，給我又留瞭一點錢。當時北京的房子不限購，首付隻要付20%。雖然本地人都說，房價已經漲到瞭6000塊，誰還買？但我們外地人真挺多剛需的。當時又有樓盤在推小戶型，我就拿著錢去付瞭兩套首付，其中一套租出去，正好夠還兩套的月供。

我一路從小礦區出來，到油田總部，又到大連，再安傢北京，中間還有一年在國外學習，真的見證瞭很多的變化和發展。我曾費很大勁想在《黑處有什麼》裡放一架沒造完的飛機，代表一種離開和向外的決心。原本以為所有人都和我一樣，看哪兒好就奔哪兒去，哪怕有很多不確定性，要承擔舉目無親的風險。但回過頭來看，大部分人還是會在一個相對安穩的地方過一輩子。

2014年我回油田拍攝時，我們那個礦區還在，走在街上，好幾個老同學認出來我。我就奇怪，這些年我老瞭這麼多，他們怎麼還能認出來我？

但我一開始都沒有認出來他們。在我看來，這些同學的相貌已經變得跟我記憶中的他們沒有任何關系瞭，而他們好像沒覺得自己有什麼變化。一個曾經和我挺有交情的女同學連連驚嘆，你竟然認不出來我？你怎麼會認不出來我？最後她說，就是你這些年見過的人太多瞭，眼迷瞭。

這件事讓我還挺有感慨的。經歷不同，一個人篤定的東西在另一個人眼裡可以完全不一樣。

人到中年，終於過上瞭理想中的靠文藝過日子的生活，有時會覺得得益於自己的堅持，但其實幸運的成分更多。

前段時間我堂弟來北京找工作，正好我一個演員朋友在錄一個試戲視頻，就讓他在旁邊搭戲，沒想到他搭得那麼好，不僅能擺正自己的位置，還能根據演員朋友表演的變化順勢調整。這個堂弟年輕時很帥，也喜歡電影，我上次見他是十幾年前，他一直在聊巴西電影《上帝之城》。這次見他，一直在聊他釀的酒，跑的工程，我想讓他和演員朋友一起去那個劇組，他擔心耽誤業務，就沒去。我挺替他惋惜的，但他好像也沒太惋惜。

我後來明白瞭，其實有我這種願望的人，可能比看起來要多得多，但很多人都淹沒在具體的生活裡，都被很具體的生活壓倒瞭。

圖源劇集《漫長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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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孩子這些年，最深度接觸的是各種各樣的保姆。上面說的這些感受，也和她們有關。

有一個保姆，在大掃除時，把我們傢人的電腦放在瞭外面垃圾桶附近的草坪上，找到的時候，電腦上面還蓋瞭一層薄土。雖然監控沒有拍到，但那一個上午，隻有她去過垃圾桶附近。

還有一個保姆來北京陪孩子讀大學，自己也是大專畢業，自尊心很強，聽見我用外語接個電話，就會說「我大伯傢的孩子會五門語言」。她說話愛用一些文學化的詞，類似於「我當時很惘然」。

還有一個是小時工，我剛搬完傢，要清理出去很多東西，她幫我收拾，我發現找不到手機瞭，讓她幫我打個電話，結果，鈴聲從她的工具包傳來，手機在她工具包裡的底部找到瞭，她是在我傢工作瞭很久的小時工，我們一直處得很好，所以我們都沒多想。但那天她走後，我裝電腦和iPad的包也不見瞭，我報瞭警，第一懷疑對象也是她。兩天後，樓長告訴我，那個包在物業，是樓道的垃圾清理工在我傢清理出去的垃圾裡發現的。是我誤會她瞭。

我想起來，這個阿姨跟我講過，她是從四川嫁來北京周邊的村子的，老公傢暴她，每天就躺在傢裡靠她來養活。她身上很多淤青。她還跟我講過之前就曾經被雇主冤枉過。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和警察冤枉她時她的反應，非常平靜，事後對我也沒有任何責怪，還總是問我傢裡是否需要幫忙，反倒是我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個關系。

這也是我第二部長片《綁架毛乎乎》的靈感來源。所謂一個人生階段有一個階段的命題，這就是我結婚生孩子這7年裡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在影片中，在一個相對中產的傢庭裡，有一個因為幸運成為房子主人的人，也有一個沒那麼幸運但並不認命的保姆。

回望自己走過的路，每一次努力都有所回報，這其實很容易讓人虛妄。一路走到羅馬的人甚至比那些出生在羅馬的人更虛妄，覺得自己又聰明又能幹，懂得把握人生的每一個節點和契機，但實際上，同樣天資的人很多，生活中一點小小的誤會就足以讓人錯過自己最想過的人生。

選擇保姆作為第二部電影的題材，也是因為我目前日常接觸最多的就是傢有保姆的中年中產傢庭。所謂中產其實挺脆弱的，這兩年經濟不好，會很直觀地反映在周圍人的變化上。

想一想很有意思，沒有任何一個職業像保姆一樣，把教育、職業、收入、觀念完全不同的兩個人甚至兩個傢庭緊密聯系在一起。保姆到一個傢庭裡通常是來照顧孩子的，孩子又通常是一個傢庭的核心，牽動著全傢幾代人的心，而最多照顧孩子的保姆其實是一個「外人」，這個「外人」也有著自己具體的情感、過往和生活，雖然在大多數時候，她的情感、過往、生活在這個傢庭裡是隱形的，不重要的，但卻每時每刻都具體、逼真、不容忽視地存在著。我自認為一路走來對從小鎮到城市各個人群的生活、境遇都有所瞭解，有所體會，寫這樣一個故事讓我這些認識、體會有一個變現的機會。

在《綁架毛乎乎》裡，保姆和男友一起綁架瞭主人傢的小孩，並說好瞭隻要錢，不傷人，但後面的一系列事件逐漸脫離瞭她的控制。劇本在2018年拿到瞭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具價值投資項目，後來，又被我帶著去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創投單元，也是當年中國唯一的入選項目。

電影是一門「資金密集型」藝術，創作成本為它築起瞭一道天然的壁壘。說起來是大眾藝術，但大眾能參與的隻是看，或不看。完全能想象，像我一樣想嘗試參與制作的人還有很多，可能有的人也真的很不錯，肯定還是有一些劇本，就躺在抽屜裡。可能很多人都想拍，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拿出那三百萬。我就是幸運有這筆錢。

既然是個「資金密集型」行業，那我有瞭這三百萬的敲門磚，能把我墊進去嗎？我就敲一下試試，看能不能拿這三百萬，在這個壁壘上敲出一個小窟窿來。我很幸運，花錢買瞭張門票，讓我有機會到這個壁壘森嚴的產業裡轉一圈看看，像逛瞭個環球影城。

《綁架毛乎乎》的主角，保姆石俊霞 圖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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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黑處有什麼》的時候，我想，這部弄完就別弄瞭，證明自己能做就行瞭。但得到認可後好瞭傷疤忘瞭疼，想著苦應該也差不多吃完瞭，就跟吃甘蔗一樣，把難啃的啃掉，是不是接下來就應該甜瞭？身邊的人也都說，王一淳成瞭，接下來肯定要拍大片瞭。

在我以為前路光明的時候，2020年來瞭，影視寒冬瞭，我就真的體會到瞭不是偶然的「不幸運」。

但那時候，我的第二部電影《綁架毛乎乎》已經進入籌備期，演員都談得差不多瞭，我和投資方因為撤資打瞭一架，人傢還勝訴瞭。我又變成瞭自費拍片，這次比上次花的錢多多瞭，後續一切宣發也靠自己張羅，各種事連門都摸不著，完全不知道錢能不能收回來。前幾天我還掉眼淚，老公這次倒沒懟我，可能怕我跳樓，還安慰我，說可以瞭，挺好的，沒事兒。

第二次拍電影，也遇到瞭很多幺蛾子。帶著疑惑，我甚至去一些大導的組裡觀摩，結果發現幺蛾子也不少，但好在人傢有錢填補。我本來以為自己最煩寫劇本，經歷瞭拍電影過程中的各種人和事，才發現，寫劇本是整個過程中最純粹快樂的部分。

這也是我這些年都在琢磨的：在一件事上，為瞭自己感興趣的1%，要做99%不感興趣、不擅長甚至厭煩的事，值嗎？很多年來，我一直保持著「使把勁兒，說不定就能夠著」的心態，以前那麼多不敢想的事，後來都成瞭，包括拍電影。但現在，我確實有一點兒摸到瞭人生的邊兒的感覺，沒準兒就這樣瞭，心累瞭。最初想留下個作品的願望也實現瞭，能證明「這個事兒我會幹」就行瞭。

有一個挺有意思的事。我還懷孕的時候，別人的祝福都是說，這個孩子將來一定得長得像媽媽，智商像爸爸。

我就想，智商怎麼就不能像我？人傢也是好心說這個話的，但他們就默認你是傢庭裡沒腦子的那一個。

現在沒有人這麼說瞭。現在別人至少會說，哎喲，這孩子的藝術天分是遺傳瞭媽媽。我聽著就很高興，好歹忙活一圈兒，也算顯示瞭一點基因優勢。

當然，如果能不那麼累就能維持這個「導兒」，我就還想維持。如果不能維持，那就隻能回去當「姐」瞭。不管怎麼說，這麼來一趟，我知道繼續走下去，自己也能成為「somebody」瞭。

王一淳和劇組裡的孩子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