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風窗記者 永舟
以張桂梅校長為原型改編的電影《我本是高山》，遭到的如潮惡評，幾乎到瞭匪夷所思的地步。
因為是女性題材，故鋪天蓋地的差評幾乎都緊扣性別話題。比如，電影還沒上映，就有一批鏗鏘的質疑：“男導演拍女性題材，爛片預定”。
有人執著於劇情裡張桂梅亡夫這一角色的攻訐，認為這是對某種絕對女性意志的稀釋和侮辱，即便，胡歌的戲份加起來不超過五分鐘。
一部電影受到批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高山》點映僅2天，一些整齊劃一的批判就搶占瞭各平臺的輿論高地。
這讓人在錯愕之餘，不禁質疑自己在影院內流下的眼淚究竟是不是“工業淚點”？
遂再去刷一遍，至少對筆者而言，可以肯定地說：不是。
《我本是高山》海報
所以，有些話不得不說。
我們可以通過各種途徑來深入感受現實。不僅是現實中的張桂梅，還有不具名的女高學生們，以及她們背負的復雜的傢庭關系和世代觀念。
其中包括瞭電影。電影首先是一門感受的藝術。我們感受到瞭痛，感受到瞭愛，感受到一個人物、一種奇跡在現實土壤裡創造的近乎神性的震撼。
坐在影院內，我好幾次忍不住眼眶濕潤，也聽聞後排觀眾數度啜泣，這些動容並不是由電影的煽情所致，而是紮紮實實想到瞭現實。
它的確能讓女性觀眾在觀影時聯想到自己的母輩，聯想到自己更幸運或更不幸的命運，產生瞭想去做點什麼實事來幫助底層女性教育的沖動。
我們歌頌張桂梅的偉大功德也好，從個體連帶著討論女性主義語境下的女性楷模也罷，《高山》的可貴之處恰恰在於，它讓人因受到藝術感染而去關心現實中冰山下更多看不見的底層女孩教育困境，關心橫亙在大山之間的貧富、階層差距，關心底層女性面臨的命運危崖，以及她們為改變命運付出的巨大代價。
《我本是高山》
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內在的本質，而非毫無邏輯的創作者性別原罪論。
有人為切實改變底層女性命運做著實事，有人在切實記錄著這份精神和氣魄，但同時也有人把我們面臨的結構性社會困境，簡化為性別一元論的討伐狂歡。
一部以一名偉大女性為絕對中心主體人物的電影，受到打著女性主義旗號的野蠻批評，這實在是一種諷刺。
部分自視為女性主義批評的粗暴和野蠻，已經開始吞噬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
“救人”
“張桂梅的故事”，這一短語幾乎等於“一名偉大女性的半生”。
用“偉大”這個詞毫不過譽，這個時代不缺志向遠大的人，缺的是躬身幹實事，伸出雙手救人，甚至獻出涓滴生命，換取切實去改善現實狀況的人。
其事偉大，如果要集中在兩小時內講述，必然需要取舍。
《高山》舍棄瞭張桂梅開啟一項宏偉事業的主要原因，自身的經歷，外部的震懾，對亡夫的情結等等，都僅有隻言片語寥寥概括。但保留瞭她辦校初期的困厄、荒蕪甚至是荒謬，保留瞭血淋淋的現實如何入侵一個幾近於烏托邦的理想國，以及所有人是如何用心血去守衛這個集體的理想。
現實裡的張桂梅說：我不僅是在教育，更是在救人。
張桂梅用教育改變瞭許許多多山裡女孩的命運
電影裡，海清飾演的張桂梅也對同為教育工作者但保守、死板的梁老師咬牙切齒道：“你是在教書，可我是在救人”。
“救”，是貫穿全片的宗旨字眼。談何“救”？為何要“救”？怎麼“救”？
很多山外的人根本想象不到，那些山裡的女孩究竟面臨著怎樣的處境。
現實中，張桂梅的一名學生被傢人強行接回傢。張桂梅找到女孩傢裡去，要求把孩子帶回學校。女孩父親告訴張桂梅：女娃兒讀再多書也是要嫁人的，還不如早早嫁人，沒必要浪費那個錢。
出於怒，出於痛，也出於憐，張桂梅下瞭死決心，說什麼也要把女子高中辦起來。
她親眼看見、親身體會到，對於大山裡那些貧苦傢庭的女孩來說，如果不讀書，等待她們的命運將會多麼淒慘和絕望。
嫁人、生小孩、幹農活，一輩子無法走出大山，是很多山裡女孩的人生軌跡
電影裡，女高學生因為傢境和個人的自卑，屢次逃學、輟學。張桂梅去工地，去飯店，一次次把孩子勸回來、抓回來，從延續母輩悲慘命運的懸崖邊上拉回學校。
這就是在救人。
劇情給予較多筆墨刻寫山月和山英姐妹倆的故事，她們翻山越嶺，磨破鞋腳去上學，書沒讀幾天，傢裡的父親、哥哥就開始商量著把兩姊妹配給人傢，賺彩禮錢給哥哥娶媳婦。
“她不在哪個做飯？”“讀完後也是別人傢的”“養頭豬還能賣兩千呢”，諸類詞眼，當著他們的女兒、妹妹，被惡狠狠地被談論和算計。
父親、哥哥不讓山英讀書，把她當成賺彩禮錢的工具
即便“我本是高山”，山英的意志，從小也被作為“物資籌備”的傢庭磨瞭個精光，甘願為傢庭和要娶妻的哥哥做垂落而下的溪流。
張桂梅來到姊妹倆傢裡，自掏腰包給出八百塊錢，強行把山英帶回瞭學校。
可成績優越的姐姐山月還是被父兄安排嫁瞭人，沒成年就生下孩子。且自嫁過去後，丈夫就不斷打她，終於有一天，山月竟被丈夫活活打死瞭。
山月的死，讓女高裡其他學生忽然看清瞭自己的處境——如果不讀書，等待她們的命運，很可能與悲慘的山月一樣。被傢裡的男性早早許配給人，換一筆彩禮費。自己則從此如浮萍野草，不知會在哪個環節被毫無痕跡地斬鋤、抹去。
讀書，高考，是她們走出大山、改變自身悲慘命運的唯一途徑。
這是救人和育人的不同——後者需要溫和與理性，但前者殘忍，無路可退。教育是錦上添花，救人則是背水一戰。
讀書是唯一改變女高學生命運的途徑
華坪女高采取全封閉模式，除瞭學習，孩子們幾乎沒有課餘活動。為瞭讓學生們收心讀書，張桂梅強硬地剪去女孩們的頭發，懲罰出逃的人，連吃飯時間也要精準抓緊，隻給十分鐘。
用那些精英教育傢高高在上的批評視角，這種“填鴨式”題海戰術的教育，必然是“不講師德”的。
但對那些被命運推到絕路上的女孩來說，什麼素質教育，什麼勞逸結合，什麼講求方法，她們是沒有機會享受的。
現實中的張桂梅在采訪裡說：“孩子們拼命刷題，人傢說做題對孩子不好，我們沒辦法，我們隻有這個辦法。”
華坪女高采取的題海戰術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2011年，華坪女高的第一屆畢業生本科上線率約為70%，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清北”，被許多人當作女高存在無意義的抨擊對象。但作出這樣批評的人可曾想過，這些女孩原本的底子有多差？
有女孩數學隻考瞭6分，張桂梅收下，還有不少初中沒畢業，她也收。隻要是願意學習的，她一個不落下。
張桂梅唯有強硬一點，甚至是擺出一個獨斷的大傢長姿態，才可能把女孩們從懸崖邊上稍微拉回來一點兒。
大山、峭壁，這些看似不可翻越的命運結石，在片末高考成績出來時，老師隔著大山向對岸的山英大聲喊出她考上大學的消息。此刻，命運的鴻溝被希望填補瞭。
“救救女孩”四個字在那聲吶喊中落瞭地，電影的核心意志也被保留瞭。
《我本是高山》劇照
而到頭來看，劇情對張桂梅本人的志向來源、個人歷史幾乎不作交代，似乎更像是某種取舍的藝術處理：她一直把自己放得很“小”，就像片中海清呈現出來的那副虛弱瘦小的身形，除瞭在試圖喊醒女學生的時候，她總是一副疲憊、孱弱的模樣。
正是這樣，這具小小軀體內裡蘊涵的巨大能量，才不能不令人震撼。
“無私”的背面
2020年，張桂梅榮獲“感動中國十大人物”，頒獎詞寫道：
“爛漫的山花中，我們發現你。自然擊你以風雪，你報之以歌唱。命運置你於危崖，你饋人間以芬芳。不懼碾作塵，無意苦爭春，以怒放的生命，向世界表達倔強。你是崖畔的桂，雪中的梅。”
這是一段致敬一個偉大人物的漂亮概括，精美的修辭，適恰的譬喻，飽滿的歌頌，都有瞭。
但真實的、生動的張桂梅，行走在大地上。
張桂梅
電影裡，張桂梅最喜歡的一首歌叫《紅梅贊》，她用粗糙的喇叭在學生們吃飯的時候大聲放，學生笑著和她商量，能不能換成周傑倫的《雙節棍》？
女學生變得開朗瞭，更自信瞭。影片初期，她們的確逃學、貪玩，一個剛剛走出大山的女孩，對新世界充滿熱切和渴望，而她們此前也並沒有得到對學習規范和態度方面的教育，因為在她們生活的原生環境裡，沒有人期待她們接受教育。
這些細節非但不懸浮，反而鑄就瞭真實生動的人物。如果一切都用正確與錯誤、主義與立場來評判，那便沒有人物，隻有道德符號。
《高山》的一定分量，給瞭張桂梅和學生們的彼此重塑上。對於張桂梅，電影賦予瞭其在現實中被宏大敘事選擇性隱藏起來的，個人的脆弱和情感。
她必然有脆弱的一面，因為她也是人，也需要被愛護和理解。
電影的處理方式，是將張桂梅身上那股堅韌的母性放在前景，朦朧的私人情感置於後景。
《我本是高山》劇照
她會厲聲呵斥厭學的山英，但也會私下拿錢補貼她的夥食費，讓她喝牛奶長個子通過高考體測；她不允許學生在宿舍養動物，但也會專門修一間木屋給女孩隨身帶著的鵝；她和回來教書的學生吵瞭一架，卻依然毫無怨言地幫對方帶孩子。
張桂梅的母性並非不能被刻畫得無盡柔軟，無盡慈愛，隻不過，換一種切入與呈現方式，更能凸顯其內在的品格。
《高山》的情感與價值基調總體上是簡單的。付出，犧牲，毅力，理想，如此雲雲，沒有太多對人性的深刻挖掘，但多的是對一個具體的人的照拂。
影片最後，因疾病陷入昏迷之際，是學生們齊唱《紅梅贊》歌聲，而非飽受觀眾詬病的亡夫，把張桂梅拉回瞭鮮活的現實。
她親手創造的世界，不再隻有疼痛和艱難，而是一點一滴填滿瞭共患難的師生情。
《我本是高山》劇照
這種處理方式雖然有點老套，但有助於賦予主角更豐富的性格層次。張桂梅與學生之間，不是單一的付出與接受，而是相互救贖。
部分觀眾容不得一點胡歌飾演的“亡夫”這號人物，認為他的存在本身——哪怕戲份不多，也稀釋瞭張桂梅偉大的精神意志。
因癌去世的亡夫，其角色功能是遊離於主線劇情之外的。電影裡，他以類超自然的影子形式存在張桂梅的臥室裡，那是她唯一可以稍稍放松下來的地方。
唯有在這裡，唯有這麼一點可憐的片刻，她能感到些許慰藉，能得到一絲可以釋放脆弱和柔軟的空間。平時，她把自己活成一塊鋼鐵，絲毫沒有休息和個人感情，她無私到令人敬畏且心疼。
在關起門來的個人空間裡，她可以被允許有“私”嗎？
愛情沒那麼可怕，張桂梅的精神意志，也不至於脆弱到被那麼一點點的愛情稀釋。
《我本是高山》劇照
電影有電影的塑造人物方法，藝術作品裡的人，往往被更期待有軟肋、有血肉。
受制於篇幅和題材，電影並未對山裡女孩們面臨的結構性困境作出更充分的延展，而是符合多數人期待地，給予瞭一個看似“偉光正”的結局。
這種“光明”結局也保存瞭女孩們自己內心的情感力量。
憑著良心
走出電影院，現實卻並沒有變得更好。
《高山》受到的如潮惡評，不僅是超出預期，而且在筆者看來是極為反常的。甚至連中國電影報道官微，都宣稱收到瞭大量有組織、整齊劃一的惡意詆毀。
作為一名誠實的觀眾，這不能不令我不寒而栗。
早在電影上映前，就有一股尖銳的質疑甚至是抵制聲，堅信男性導演不能拍好女性題材。
男性導演是否必然代表男性視角？或是，作者透明的信息機制，給予瞭某些原罪論的生長空間？
類似題材，我們的“前車之鑒”或許並不足夠。大部分男性導演拍攝的非女性題材，從懸疑到喜劇，從犯罪到科幻，女性消失或索性工具化。少拍，就少錯。而兩年前，兩名女導演拍攝的《我的姐姐》，最終也沒能逃脫令人失望的傳統結局。
問題的根源不是性別立場，而是是否對現實具有批判性。尤其是對一部現實題材影片而言，尤其是當它從一開始就建立在某些真實的社會隱疾之上。
有人說，電影把現實中一名女孩酗酒的父親改成瞭酗酒的母親，這是對女性的污名化。而農村是不可能有酗酒的母親，隻有酗酒的父親。
《我本是高山》中，張桂梅怒斥酗酒打孩子的母親
現實不是“我知道的”，而是我可以理解到的。在世代如一的惡劣環境下，一個女性的母輩、下一輩，如果不走出大山，她們的命運彼此並不會有多大差異。當她被傢庭和婚姻拋棄，被男人拋棄，通過任何一種方式放棄生命，都是存在可能的。
貫穿張桂梅校長和電影本身的一大核心觀念，就是“女孩讀書能改變至少三代人”，於是，“母女代際”也是劇情著力刻畫的一條隱形鏈條。
媽媽在操場上看見瞭迎著陽光奔跑的女兒，聽見瞭朗朗讀書聲，第一次身臨其境地意識到讀書可能給自己和女兒帶來的命運改變。
張桂梅在學校食堂給這位母親找瞭份工作，把她從酒精的泥潭裡拉瞭起來。雖然這她還沒有穿過考試這一關，但從那一刻開始，一個自暴自棄的母親已經得到瞭救贖。
如果這類角色換成男性角色，除瞭“照搬自現實”以外，對底層女性教育承載的深層精神連貫性，是不具備任何表達主體性的。
《我本是高山》劇照
如果女性主義是以負面角色屬於男性還是女性來定義，那這樣的“女性主義”，太粗暴，太野蠻瞭。這樣“教條式”的批評也太幼稚，太不負責。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打著所謂“女性主義”旗號的批判變得十分野蠻，男導演拍女性題材就是原罪，女性角色追求愛情就是媚男。批評者執著於糾結一個角色的原型是男性還是女性，而不是關註片中呈現出來的具有真實痛感的現實議題，把“女性主義”單一解讀為“女性的主義”，加劇瞭性別的對立。
這是一種很可怕的輿論生態。把細節從故事整體裡摳出來，妄圖通過挑起“厭男”或是“厭女”的狹隘爭駁，糊化一整部電影呈現出來的完整思想和感情。
現實中的張桂梅校長，從未打著“女性主義”的旗號搖旗吶喊。她沒有那份多餘的時間和精力。近年來，她所做出的唯一貼近現代流行“女性主義”的舉措，也許就是拒絕讓成為傢庭主婦的女學生返校。
張桂梅
如果你看瞭電影或者紀錄片，如果你對張桂梅為這項宏大事業所做出的犧牲、所忍受的痛苦有所瞭解，你就可以在不借助任何“主義”的情況下充分理解她。
不僅是對電影，對於原型張桂梅校長本身，人們也有著武斷的、100%聖潔的想象，他們從內心裡認定她是偉人、聖人，但他們卻並不願意去瞭解和理解她關起門來或許存在的脆弱那一面，不願意從豐功偉績的另一面窗口去探望她。
多研究些“問題”，少爭論些教條化的“主義”。今天高舉女性主義大旗的那麼多人當中，有幾個搞清楚瞭女性真正所需要的呢？真理和有力的主義從不霸道地壓制他人，毋需比拼聲浪。我們需要回歸“人”，回歸做實事的人，回歸橫亙在現實裡那些真實的教育困境，資源分配困境，而不是為性別爭議而搖旗吶喊。
爭吵是有益的，但當下這種形式和目的的爭吵，真讓人難過。
請用良心而非立場去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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