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底，邱禮濤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他談到自己“十年前就想拍奧本海默的故事”，還想拍肖斯塔科維奇和昂山素季的故事。
（本文經《南方周末》授權轉載）
電影《莫斯科行動》進入籌備後，華人影業的內部會議上，每當聊到導演的理想人選，很多人會問一句，有沒有可能找邱導？
電影取材自1993年的“中俄列車大劫案”，將中國的真實歷史案件與商業類型元素結合，已經開發成功的先例有《湄公河行動》和《紅海行動》。《莫斯科行動》在電影工業化方面頗有追求，耗時半年多還原當年俄羅斯的諸多真實場景，將地下水宮、中俄列車換軌站、火箭基地1:1呈現出來。
制片人桂侑銘說，當時制作團隊剛看完《拆彈專傢2》不久，很喜歡這部影片，“跟我們想要的好像有點相似”。如果放在1980年代，這個人選可能會是吳宇森或麥當雄。
當時，聯合監制劉德華幫忙遞瞭劇本，邱禮濤看完很快作瞭決定。
自1980年代進入香港電影工業開始，邱禮濤在片場擔任過攝影、剪輯、編劇、導演，幾乎涵蓋所有工種。他極為高產，執導過近八十部電影，橫跨動作片、警匪片、犯罪片、恐怖片、喜劇片、愛情片等等，與此同時，攝影出身的他也時常成為其他香港導演的“救火隊員”，口碑極好。
2023年，包括國慶檔上映的《莫斯科行動》，中國內地上映瞭邱禮濤拍攝的《掃毒3》《絕地追擊》《暗殺風暴》等四部電影，還有數部影片已經拍攝完成等待上映。
港片落寞，邱禮濤卻片約不斷。2019年的《掃毒2：天地對決》和2020年的《拆彈專傢2》均取得超過13億元的票房，為近年來港產片罕見的票房成績，《拆彈專傢2》更是當年的救市之作，位列2022年豆瓣評分最高的十部華語影片之一。
邱禮濤一度被視為港片復興的中流砥柱——他在香港電影工業體系的黃金年代經歷過嚴苛的訓練和塑造，並在行業低谷期始終堅持很高的拍片頻率，到今天還能給觀眾帶來“最原汁原味的港片”。但2023年暑期檔，邱禮濤的三部影片票房成績均不理想，《絕地追擊》耗資一億元，票房卻不足三千萬元，為他惹來“爛拍”“行活導演”的非議。
和邱禮濤導演見面是在2023年9月底。北京大望路附近酒店的一個小套間裡，邱禮濤一頭長發，穿瞭一件黑夾克。和慣常不同，他沒有穿帶搖滾元素的T恤衫。視頻拍攝的儀器搭瞭好一會兒，攝像出身的邱禮濤沒有上前搭手，而是靠在窗邊休息。
采訪中，他聲音洪亮，帶著微笑，有問必答。聽到不明白的普通話詞匯，就指一指記者面前的筆記本，“你寫給我看看”。
邱禮濤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掃毒2》和《拆彈專傢2》取得成功後，找他拍片的數量其實和過去一樣多。即使香港電影光景困頓時，都有人找他拍戲。“說數量，以前少一點，但是也不少，也不少的意思就是我接不完，我還是有一些要推。但是這幾年找我拍的都是大制作，差別在這裡。”
01
“超人”
中俄列車大劫案發生的年代和其中漂泊海外的中國人故事，都吸引著邱禮濤執導電影《莫斯科行動》。圖為該片劇照。
桂侑銘與邱禮濤第一次見面是在西雙版納。當時，他和編劇陳大明帶著《莫斯科行動》的劇本前去，還在拍另一部戲的邱禮濤已事先做好功課，拿著筆記本，逐條談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意見是縮減劇本。
1993年的中俄列車大劫案曾轟動一時，蘇聯解體後，承擔中俄經濟往來的K3列車上運載著無數“跨國倒爺”，搶劫、強奸案頻頻發生。編劇陳大明親歷過那段歷史，記得當時電話亭裡聊的全是倒賣彩電、吉普車。1992年，他到莫斯科待過六個月，親眼見過戴著蘇聯衛國戰爭勛章的老人在乞討。
邱禮濤希望還原那個年代的人和風貌。電影裡的警察和劫匪都是背井離鄉的人，長久以來，他都想拍攝中國人在外漂泊的題材。比如當年到北美和馬來西亞的勞工。
《莫斯科行動》拍攝期間，桂侑銘近距離體會到邱禮濤團隊的效率。如果開機時間是早上8點半，他的車通常8點15分到，“他一下車，Jason（執行導演溫振威）就跑上去跟他說，導演這個是這樣擺的，那個是那樣擺的。”8點半準時開機第一個鏡頭，“然後拍、拍、拍”，中餐半小時，“繼續拍、拍、拍”。
2022年，新冠疫情仍在蔓延。桂侑銘記得，邱禮濤沒有感染過新冠病毒，隻感冒過一次。從7月拍到10月初，拍六休一，基本上每天在劇組工作14小時，“完全是超人”。
電影研究者、影評人開寅是邱禮濤的影迷，2021年初夏，他到雲南西雙版納的《絕地追擊》劇組探過班。讓開寅印象深刻的是，邱禮濤滴酒不沾，即使制片人和投資方來瞭也隻喝白水。吃完飯，他到點離席，說第二天還要拍戲。“我想象不出來他是怎麼和人打交道的……不會讓人覺得別扭，大傢還覺得他挺和藹的，也願意投錢給他做片子。他肯定有一些自己在社交上或者為人處事上比較有意思的技巧。”
“邱導我可以代表他說話：‘不好意思，我拍戲的時候不喝酒的，OK？當然不是我不喜歡喝，隻是拍戲的時候我不喝酒，OK？’”桂侑銘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邱導很誠懇地說這些，大傢都很OK的。”
在桂侑銘看來，另一個導演和團隊需要150天才能完成的任務，邱禮濤可能隻需99天。他拍過近百部電影，“恐怖片、動作片、文戲什麼都拍過”，再加上是攝影出身，對於鏡頭的擺放、團隊的合作瞭然於心，很少需要在現場停下來想一想，也很少補拍重拍。
《莫斯科行動》裡有一場戲劇沖突很強的歌劇院戲，涉及復雜的鏡頭調度。臺上有七十多人奏交響樂，臺下還有七百多名群眾演員，演員在其中走來走去，但邱禮濤每一個鏡頭都兩三條就搞定。
“我說導演你要不要再拍幾條，他說不需要，有瞭。將來剪出來就是很好，沒有浪費。”桂侑銘說。
“我們不用擔心拍的東西是有用還是沒用。如果每天都在擔心任務沒完成，或者花瞭太多錢瞭，或者花的錢跟出來的東西完全不匹配，那還有什麼空間把東西做得更好。”桂侑銘解釋，這就是為什麼很多投資方認為跟邱禮濤合作壓力會小很多的原因“用到的每一分錢一定會在銀幕上展示出來，沒有任何交學費的可能性”。
在西雙版納現場，開寅感受到一種邱禮濤高效的調度能力。後者經常會在大腦裡同時運轉好幾件事。
比如拍這個鏡頭時，會想那邊山上的特效，下一場戲車怎麼走。有一場戲，前方三四十米在拍警匪激戰的槍戰場面，他同時在為另一個洪水從山上沖下來的畫面實驗水的流量和放水位置。
每當前方的槍戰戲喊“cut”，帳篷裡的邱禮濤就撩開簾子，拿著對講機指示山上的工作人員放水，測試效果，等到前面的機位佈光調好瞭，他又把帳篷關上拍下一場，爭分奪秒。到瞭下午，水的位置調整好瞭，攝影機便馬上挪過去拍這個鏡頭。
02
搏命
1981年至1984年，邱禮濤在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讀電影。他最初學新聞，因為受到《總統班底》（港譯《驚天大陰謀》，根據水門事件揭發人自傳改編的經典電影）影響，想成為調查記者，翌年受到老師影響，轉修電影。
那個年代，同學們畢業前都向往去香港電臺實習。因為香港電臺電視部拍制的電視節目《獅子山下》（張敏儀、許鞍華等執導），是每一個電影系學生都夢想拍出的作品。
邱禮濤也去香港電臺面試過，沒有成功。他去學校安排的亞洲電視當助理編導，上瞭一天班，就被告知不用來瞭。邱禮濤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癥，行動不便，後來才知道，這是電視臺體諒他的“一番好意”。經過幾位老師力薦，他才得以繼續上班。
如果連實習三個月的能力都要因為身體狀況被懷疑，日後要進入電影圈，隻能搏命。
入行之後，邱禮濤做過攝影助理，後來成為黃泰來導演的攝影師。“香港電影工業1960年代起飛的時候，形成的是一個片場學徒制度。”開寅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正如紀錄片《龍虎武師》中展示的那樣，在動作戲占主導的香港電影黃金年代，大量武行都是貧苦清寒出身，沒有機會讀書，依靠體力和血汗維持著“東方好萊塢”的運轉。邱禮濤是當時行業裡少有的大學生，但他很快投入高強度的勞動證明自己。
1980年代當攝影師時，邱禮濤試過搬一支燈上小山坡，如果是2.5K，話事人便問夠不夠光，不要等會兒又要換。如果搬支4K的，他們可能又說，4K那麼重，2.5K的就好，來回折騰。
和南方周末記者見面這天，邱禮濤走路跨步極大。這也許是一種常年形成的習慣，開寅解釋，在膠片年代，一個35毫米膠片的膠片盒本身就有好幾公斤重，攝影師常常扛著十幾公斤東西在運動，而且手不能抖，“我很難想象他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他肯定是比別人做得更勤奮”。
《莫斯科行動》的動作指導李忠志出身成傢班，是香港著名動作指導，多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獎。他和邱禮濤1980年代就在片場認識，一個是武行，一個是攝影指導，用他的話說，邱禮濤是“比一個腿腳方便的人還要走得快的人”。
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2000年後，邱禮濤有一次在喜馬拉雅山拍片，“那個地方空氣很稀薄，走路不能快，一快就很快沒氣。可是拍完一個鏡頭，就看到他在雪地裡一個人跑，下個鏡頭之後，又馬上開始走下去”。
這也是邱禮濤經歷過的年代對他的塑造。巔峰時期，香港電影年產量超過兩百部，美國學者大衛·波德維爾在《香港電影的秘密》中形容，這個六百萬人居住的城市，擁有全球規模數一數二的電影王國，“輸出的電影之多，隻僅次於美國”。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半期香港電影工業高速運轉時期，參與者工作量巨大。最近一次采訪中，邱禮濤說那時可以三天不睡覺，每天放飯那15分鐘補覺，撐過醒來後的10分鐘就好。
“我覺得邱禮濤在1980年代經受的這種訓練是很重要的，而且他比別人更清楚，你要在這麼特殊的電影環境裡一直處於上升狀態，隻有做得更有效率才行。所以他的口碑從1980年代末作為攝影師開始就是以效率見長，能一次過絕不兩次。”開寅解釋。
03
“才藝有限”
正式入行前，邱禮濤向往拍攝的《黃土地》和《童年往事》這樣的電影，但他很快明白這在香港當時的環境中是不被允許的。開寅形容那時普遍的行業氛圍不是追求藝術品質和思想表達，“商業電影就是一個商業產品”。
到瞭1990年代下半期，受亞洲金融危機、盜版盛行、好萊塢沖擊等多重因素影響，香港電影開始走向衰落。拍完《陰陽路》系列後，邱禮濤有過一段心理低潮。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這就好像在內地影視工業裡，忽然一段時間某種類型題材——比如古裝、穿越不能開工瞭，那麼這些從業者會面臨緊張和不安——他擔心再沒下部電影可拍。
行業低谷期，邱禮濤完成瞭具有作者表達的電影。那時，觀眾已經對傳統的動作、武俠題材電影感到乏味，1990年代，作為制片人的李修賢開發瞭用更低成本拍攝血腥三級片的奇案系列。1993年，邱禮濤的代表作《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上映，這部影片和《的士判官》和《伊波拉病毒》後來被稱為“香港Cult片變態三部曲”，但是三級片的商業類型元素隱含著作者對香港社會底層和邊緣者的關註。
“我覺得這個題材幫瞭邱禮濤很大的忙，他意識到可以做點不一樣的，因為人物本身很出挑，題材非常冷血，或者非常殘酷。”開寅說。
由於工多藝熟，邱禮濤這時已經在大量小成本實踐中磨練出一套“經濟美學”。開寅解釋，攝影師出身的邱禮濤，懂得怎樣用攝影機的運動和角度去彌補制景和服化道的成本缺陷。“邱禮濤讓所有人的腦子都轉瞭一下機，我們不用拍像成龍似的滿香港開著車到處追、到處撞才能吸引觀眾……你隻需要給我一個意念性的暴力就能代替刺激。”
影評人林震宇認為，自《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開始，“邱禮濤部分定性為較激烈的社會問題電影裡，集中處理、展現極端血腥畫面，對生命的折磨（包括人和動物）毫不留情，他九十年代初期的電影志達到一個瘋狂失控的狀態，九十年代末至2000年的電影，則把殘酷化為黑暗的諷刺符號”。
開寅認為，貫穿邱禮濤不同片子的核心基點是一個發自本能的憤怒情緒。這可能來自他受到搖滾樂、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文化影響，但對於觀眾來說，這是一種對日常生活的解脫。“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積累瞭很多憤怒或不滿，沒有辦法以正常的形式發泄出來，你看一部電影，這種情緒被有目的地釋放出來。”
2015年，邱禮濤在香港嶺南大學取得文學研究博士學位。在《一個電影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一書中，邱禮濤曾解釋，他稱為“拍電影作為文化研究”的想法萌生於1980年代末。他正身處澳門為一部商業電影賣命，“那一刻我在想：為什麼要拍電影？電影應該有更多可能性……於是，我拍瞭一些電影：關於被人視為‘厭惡性’行業的殯儀從業員故事《陰陽路3之升棺發財》、關於邊緣青少年的《給他們一個機會》和關於被歧視社群的《性工作者十日談》。”
《拆彈專傢2》也是將商業動作片與社會表達結合成功的范例。一位觀眾在豆瓣網這樣形容這部電影：你能看出它的主創經歷過嚴苛而完整的工業化訓練，不讓人疲倦，還有恰如其分的爽。如果深挖，又給你思考人和社會、正義與邪惡關系的空間。
在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中，邱禮濤回應瞭許多外界的爭議。談到1年內有4部戲密集上映，他說這在香港過去是常事，曾經同一天電影院裡有3部他的電影在上，“觀眾都習慣瞭”。
他反駁爛拍的說法，並認為說他趕工並不準確。他抬一抬頭回憶，挨著數——“《暗殺風暴》是2018年拍的、《掃毒3》是2021年拍的、《莫斯科行動》是2022年拍的、《絕地追擊》是2021年拍的。”
“你可以說我有些multitask，同時做很多東西……可是《絕地追擊》我們弄這個劇本弄瞭一年多，如果出來都不好，這是我們的才藝有限，我也可以承認，但是花的時間不是人傢想象得那麼短，也跟其他的制作一樣得長。能夠快一點我希望能再快一點，能多拍一點就多拍一點。”邱禮濤說。
04
同行者
電影《莫斯科行動》開頭的列車打鬥戲，融入瞭邱禮濤的臨場創意。圖為該片劇照。（片方供圖/圖）
在邱禮濤的故事裡，似乎很難繞開他的同伴。
他的搭檔多是這個行業裡的老“法師”，除瞭李忠志，攝影指導陳廣鴻曾擔任《英雄本色》的攝影師，也是邱禮濤的多年搭檔，從《陰陽路》《競雄女俠秋瑾》……一路合作至《莫斯科行動》，他年過七旬，“在現場跑來跑去，像個年輕人一樣。”桂侑銘說。
開寅形容邱禮濤團隊有種異乎尋常的默契，甚至很難知道他們之間是怎麼溝通的。因為他們很少說話，卻對彼此的需求心領神會。合作多年，李忠志知道邱禮濤需要的是真實的質感，《莫斯科行動》中有一場人從火車裡摔出去的鏡頭，原本劇本裡沒有，邱禮濤便詢問，如果加進去，對你的整套動作設計有沒有影響。
“摔出去第一會好看，第二震撼性更大，對觀眾有點刺激。”李忠志理解邱禮濤的意思，於是在火車裡走來走去，考慮設計什麼動作更合理。“那個玻璃那麼小，又要合理地摔出去，最後想的就是在火車包間裡撞那個門，門砸碎玻璃，那個人被推出去。”
李忠志是陳木勝導演的黃金搭檔，他認為兩位導演很像，都是可以“拍戲不睡覺的人”。區別在於陳木勝導演會把人“榨到最幹”，邱禮濤的方式則更溫和。在片場，桂侑銘發現即便十分熟悉，劉德華和邱禮濤卻總是小聲交流，有商有量，“非常之專業”。
如今李忠志的武行演員幾乎都是內地人，現在香港的武行少，“慢慢都斷層瞭”。他拍戲時，有時十個月都在懷柔。新冠疫情期間，執行導演溫振威長期幫邱禮濤處理在內地的工作，時間長瞭，團隊的一位前輩說，這兩年見他比見自己的妻子都多，“慢慢大傢就很像一個大傢庭”。
在行業的寒冬，一些人會承襲著過往的專業，也在共同體中汲取溫暖。邱禮濤曾說：“有班底就要保證一直有工作，沒有頻密的工作，很難能湊成自己的班底。所以有時為瞭維持班底，隻要不太違背原則的工作，也會接來做。”
從這個意義上講，開寅認為邱禮濤也許拍過質量平庸的電影，但他不認為是爛片——因為他的態度是認真的，沒有刻意糊弄片方、糊弄觀眾。“正因為有邱禮濤這樣的導演，他在不斷地開工拍片，不斷地把新人納入這個工業，才能逐漸把他們培養成人才，並以此維持香港電影工業的基本運作。”
溫振威2014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從基礎的場務做起，逐漸成為邱禮濤的執行導演。工作當中，邱禮濤向後輩反復強調，“先不要學那些花裡胡哨的東西”，“比如做副導演，你要懂看劇本，拆劇本，你要懂很多事為什麼這樣安排那樣安排，先把這方面的功夫練好”。
邱禮濤成長於膠片年代，他會告訴後輩，膠片年代的遺產之一便是不能亂拍，因為一開機就是錢。“邱導經常跟我們說一個概念，就是我們不要覺得現在預算充足，就可以很隨意。我們還是要保持精準，把錢花在刀刃上。”溫振威說。
“我幸運的是拍片數量比較多，但如果你問代表性（導演），我很信服的有，但我覺得我還不是，起碼對大部分電影影迷來說，我肯定不是香港最優秀的導演”，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坦言，這幾年想拍好片的欲望比以前大很多。因為以前怕沒得拍，怕別人覺得這個行業在走下坡路；可是拍出來票房不好，被觀眾罵，作為導演不是沒有感覺，但不會抑鬱跳樓。但現在他會覺得，電影比人長壽，“你不要留一些不好的東西在世界上”。
為什麼一直保持這麼強烈的拍片動力，邱禮濤的答案常常是在片場充實，感覺在“活著”。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1980年代剛入行時，因為身體緣故，媽媽總擔心他在外面工作很辛苦，“可是她不知道我在片場裡面很多人照顧”。
大衛·波德維爾認為香港電影創造瞭1970年代以來全球最富於生氣和想象力的大眾電影。當南方周末記者問，最想拍的好電影是什麼樣的？邱禮濤回答瞭四個字——雅俗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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