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健 逞能

他的表演裡，有中國人對苦難驚人的忍耐力和驚人的善良，有普遍的生之壓抑和忍無可忍又不得不忍的現實；也在一些時候，影影綽綽指向制造這些苦難壓抑的根源以及讓人無力的循環往復。人的困境與命運，世間永不停歇的陰差陽錯與離合悲歡，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一腔孤勇和豪情壯志，作為一名演員，李雪健成為瞭這些情感與命運的總和。

文｜盧美慧

編輯｜姚璐

攝影｜黎曉亮

第一個和最後一個

那時的人們沒見過黑夜和星星，地球停止轉動，世上不再有寒暑，人們生活在地下世界，靠嚴格的配給制艱難存活。

人類計劃用2500年、100代人的時間，讓地球脫離被衰老的太陽吞噬的危險，在宇宙無邊的黑色和燦爛的星海深處，尋找一個新的棲息之地。

計劃的執行密佈著種種困難，需要有人做最後的決定。《流浪地球2》所展示的東方科幻的末世之中，最終承擔起這個責任的，是李雪健扮演的周喆直。

電影中李雪健清瘦、堅決，當所有人都陷入絕望，他的冷靜、鎮定，以及對人類文明無可撼動的信心，成為扭轉局勢的關鍵。危亡時刻，李雪健需要讓觀眾信服，希望，是比鉆石還要寶貴的東西。

電影籌備階段，劇本指導王紅衛很堅定地告訴導演郭帆，周喆直這個角色，「隻能由李老師來演」，科幻片拍攝對體力耗費巨大，郭帆擔心李雪健的身體狀況，「萬一來不瞭怎麼辦？」

王紅衛告訴他，沒有替代方案，來不瞭就改劇本，這是一個除瞭李雪健沒有人能夠演好的角色。

王紅衛的篤定中有微妙的直覺，科幻電影是實實在在的西方產物，因為電影工業水平的限制，很長時間內人類的末日想象基本等同於西方想象，從這種意義上說，《流浪地球》既是填補空白，也是闡釋權和話語權的分流，乃至某種意識形態層面的搶奪和重新書寫。

劉德華和吳京所代表的愛與勇氣的常規敘事之外，一定還得有點兒別的什麼，這種四兩撥千斤的中國氣度，分寸拿捏要極為精準，王紅衛堅持，李雪健是唯一選擇。

電影中的一處關鍵情節，為解決月球危機、給後續流浪地球計劃提供足夠助力，人類需要將地球上的全部核武器運抵月球引爆。面對若幹絕望和放棄的情緒，李雪健堅持點火的命令。

《流浪地球2》

細心的觀眾發現，李雪健是中國大銀幕上，第一個和最後一個引爆核彈的人。1999年，他主演的電影《橫空出世》上映，拍的是在茫茫戈壁上研究制造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故事。李雪健飾演的馮石，是抗美援朝戰場上歸來的將軍，豪氣幹雲，喜歡寫詩，棲身遙遠荒蕪的羅佈泊戈壁。

王紅衛覺得在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一位演員能夠像李雪健一樣，根植於此地的文化意識，那麼中國，那麼東方，但同時，他又奇異地帶有某種超越性，不管是怎樣符號化的人物，他都有辦法演出他的血肉來，「這個確實是功力，我真的沒有見過（第二個）。」

而對李雪健來說，又一次冒險結束瞭。我們見到他是《流浪地球2》的宣傳期尾聲，春寒未盡，李雪健特地帶上幾件電影的宣傳帽衫，他總是周到。我們上一次見面在疫情之前，「一下子幾年過去瞭」。因為癌癥治療的副作用，李雪健的聽力和吐字受到很大影響，這兩年情況更差瞭一些，這讓他臉上總有抱歉的神情，「我說話會比較慢，如果哪裡不清楚，你可以提醒一下。」

他的認真讓人動容，采訪提綱密密麻麻畫上瞭各種標記，答案按順序一個一個謄寫在另一張紙上。這是不得已，他解釋，因為多年前的放療影響瞭部分神經，有時候話在腦子裡但嘴巴反應不過來，「所以寫下來，清楚一些。」

但笑容一直是溫厚的，我告訴他，采訪前一天我又看瞭一遍《荊軻刺秦王》，他扮演的秦王陰鷙、冷酷，帶著扭曲和脆弱的孩子氣，一個藝術品一樣的角色，李雪健活靈活現地回憶起當時扮演秦王的點滴，那個戲有許多大場面，拍得也很艱苦，但「很過癮」。

從1973年入伍參加業餘宣傳隊算起，今年正好是李雪健從事表演的第50個年頭。

上下五千年，士農工商，三教九流，李雪健的角色遍佈於東方天空下各個時間各個場域。這的確是一張「那麼中國、那麼東方」的面孔，他是《渴望》中以其樸實溫良撫慰瞭一代人的宋大成；是《搭錯車》裡始終不曾被善待的啞巴父親；是《藍風箏》裡徒留委屈和牽掛死在大饑荒中的知識分子；是抗戰時期被命運揉搓到變形的鼓書藝人；是《為瞭一句話》中揭開自己的秘密、無助地哭喊著「所以，他苦啊，苦啊，老天爺不幫他啊，他苦啊」的前朝太監。

他又是在困惑、偏執、殘暴中開啟秦制的孤傢寡人嬴政，是把水泊梁山的豪情壯志一朝葬送的小吏宋江；是《少帥》裡將時局玩弄於鼓掌、有頭腦有手腕的匪帥張作霖；也是《一九四二》裡面，被蔣介石問到河南饑荒死瞭多少人，第一遍回答「政府統計一千零六十二人」之後，支吾著說出真實數字大約三百萬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

他還是追著大學生讓對方走到哪裡都不要忘記地圖上有個叫蘭考的地方的焦裕祿；是戈壁上對著想象中的美國說「去你媽的，NO！」的馮石將軍；是在已經變綠的荒山中拄著拐杖踽踽獨行的楊善洲；也是地球崩塌之日告訴所有人一定要相信會再次看到藍天和鮮花的周喆直。

此地此身，千人千面，李雪健做到瞭。更為重要的是，與這些角色深切相關的，是一個族群綿延數千年的情感與命運。他的表演裡，有中國人對苦難驚人的忍耐力和驚人的善良，有普遍的生之壓抑和忍無可忍又不得不忍的現實；也在一些時候，影影綽綽指向制造這些苦難壓抑的根源與其讓人無力的循環往復。人的困境與命運，世間永不停歇的陰差陽錯與離合悲歡，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一腔孤勇和豪情壯志，作為一名演員，李雪健成為瞭這些情感與命運的總和。

因為這些結結實實的創作，圍繞著李雪健，一些詞語總是如影隨形，「德藝雙馨」，「出神入化」，此外不得不提的是，2000年李雪健罹患鼻咽癌，那之後的漫長人生，他一直同若幹後遺癥做著鬥爭。也就是說，他職業生涯接近一半的創作，是以一副經歷過生死的疾病之軀完成的。

總而言之，半個世紀的光陰，李雪健從匪兵丙丁（入行時，匪兵甲乙也輪不上他）開始，用一個又一個角色夯實瞭自己演員身份的同時，也用自己的技藝和為人，無意中成為瞭這個職業的標桿。

關於外界的稱頌，李雪健始終保持著驚人的謙虛，《人物》的采訪中，李雪健反復說不敢承受，「觀眾給予的太多瞭」。

關於他自身，他自己的總結是：一個演員，一個病人，一個這輩子沒白活的老頭兒。

《橫空出世》裡的馮石

病人

中日友好醫院耳鼻喉科主任楊大章在某天深夜去看瞭《流浪地球2》，他與李雪健的緣分開始於幾年之前。2000年的那次鼻咽癌治療，給李雪健留下瞭不少後遺癥，他的耳道需要定期清理和檢查，以搶救殘存的聽力。在大銀幕上看到自己的病人是種奇妙的感受。作為醫生，過去幾年，楊大章一直照拂著創造周喆直的這副軀體。

與電影中堅毅果敢的形象相比，楊大章要面對的，是李雪健在20多年前在鬼門關闖過一遭後的身體，他向《人物》解釋，鼻咽部位的癌變與其他癌癥最大的區別是，這種癌癥往往伴隨著嚴重的後遺癥。這讓鼻咽癌患者愈後也往往要承擔他人想象不到的痛苦，「因為頭頸部直接和大腦相連，你比如鼻子它管嗅覺、管通氣、管呼吸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功能。鼻子不通氣瞭，鼻子幹燥瞭，呼吸不好瞭，然後你的聽力，你的吞咽（功能），都會受影響。如果一個病人長期有這種癥狀，他就非常痛苦瞭，成年累月承受這個疾病的煎熬。」

對李雪健來說，過去20多年，他持續處在這種煎熬之中。放療殺死瞭他的大部分唾液腺細胞，他因此無法分泌足夠的唾液，這讓他必須常年帶著一個水杯，隔上一會兒就要抿一小口，不然整個口腔就會火燒火燎、幹澀異常。

嚴重受損的還有他的聽力，第一次見李雪健的時候，楊大章見到的是一雙耳道皮膚黏膜嚴重受損的耳朵，「放療相當於就是烤電，一烤電以後皮膚分泌功能減弱，就像烤焦瞭似的，這樣的話有些地方形成一些潰瘍。」加上一些神經組織受損，李雪健隻有一隻耳朵還保留著部分聽力，這是楊大章覺得最不可思議的部分，「就是說李老師戴著助聽器和你交流還可以，但實際上他有時候會下意識地看你的唇語。」

一同遭受重擊的，還有他的牙齒。醫生馮東升介紹，人體日常唾液分泌，會對牙齒形成保護。沒有唾液分泌，造成李雪健的牙齒大量齲壞、脫落。因此20多年來，李雪健需要常年帶著兩副假牙，一副緊一些，戴著不算太舒服，但上鏡效果很好，人也顯得精神，所以拍戲的時候用。另一副松一些，沒那麼美觀，但戴著不累，日常生活的時候用。

《人物》采訪時，李雪健戴的是松一些的假牙，他笑著演示張口開口，臉上帶著輕松的神情。但也因為這副假牙提供的支撐力不太夠，講話也會更困難一些，李雪健像是介紹兩位熟悉的老朋友似的開起玩笑，「鏡頭前一副，鏡頭後一副，不同場合，不同（方案）。」

馮東升依然記得2009年第一次見李雪健時，大約用瞭一個半小時做完矯治和修復，李雪健特別開心地告訴他，沒想到那麼快就把不美觀的地方都修復瞭，「他會說到他的工作，要把最好的一面留給觀眾」。

李雪健也會跟馮東升說起自己的苦惱，比如在參加某些會議的時候，輪到他發言，「突然一下就懵住瞭，屬於肌肉發顫，不聽使喚。」

馮東升告訴他，可以在會議之前做下頜運動訓練，另外可以嘗試說繞口令，這樣可以讓面部肌肉提前熱起來。於是10多年來，重復的下頜訓練或者繞口令，也成為瞭李雪健生活中的必備項目。

采訪中李雪健給我看瞭他的「裝備包」，水杯，假牙，助聽器的盒子，過去20年中，這個小包他必須隨身攜帶，這是他的依靠，也是他的武器。

總之，是這樣一副千瘡百孔的身體，自2002年結束鼻咽癌治療恢復拍戲開始，陸續參與瞭超過20部影視作品的拍攝，他演瞭《楊善洲》，演瞭《嘿，老頭兒》，還演瞭張作霖和李培基，以及新近的周喆直。

不止如此，他還主演瞭80後導演張大磊的短片《下午過去瞭一半》、90後導演高臨陽的長片《再團圓》，身體力行支持青年導演的創作。

更少有人知道的是，在進行這些創作的間隙，2016年，鼻咽癌之後的16年，李雪健的直腸再次檢查出腫瘤，人生中又一次出現至暗時刻。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結直腸外科主任王錫山是他的主治醫生，那之後兩人也成為瞭朋友。

在北京，一位腫瘤醫生或許是見證世間最多悲歡的人。但留在王錫山記憶深處的，是李雪健的平靜。通常檢查結果出現，命運給出判決，「病人都會很慌，六神無主」。但是李雪健沒有，他跟王錫山說的第一件事是，自己先前答應瞭深圳的朋友，要去參加活動，當時正值「五一」，李雪健問手術能不能回來再做。

王錫山問，「什麼朋友啊？」當時李雪健已經出現貧血癥狀，臨床上是個危險信號。李雪健答，「過命的朋友，答應他的事我一定要做到。」手術最終是那年「五一」之後做的，王錫山在李雪健的直腸上，切掉瞭一個大約嬰兒腦袋大小的腫瘤。

2016年正值電視劇《少帥》播出，手術之後李雪健送瞭王錫山一套光碟。王錫山隻有每天深夜回到公寓後的時間看上一兩集，他是東北人，很快被電視劇中那個匪氣和狡黠並存的張作霖吸引。但一邊看一邊也有巨大的疑惑，日常接觸李雪健他都要帶著助聽器，包括術中交流，「其實要克服很多（障礙），就是他的語言和聽力上都有一定的不足，但看他演戲完全沒有。」

後來王錫山問李雪健是怎麼做到的，他得到瞭一個淡然的回答，「他說他是把對手的臺詞都背下來瞭。」

王錫山告訴《人物》，即使現在重提這個瞬間，他身上依然有發麻的感覺。作為腫瘤醫生，他看過太多被疾病擊垮的生命，有時候甚至不是癌癥本身怎麼樣，而是悲觀、恐懼、絕望、惶惶不可終日的情緒會先於癌細胞將一個人毀滅。

在這一點上，李雪健成為瞭王錫山最特別的病人，「一開始你會覺得他是名人，大藝術傢，你會覺得因為這些他有點不一樣。」但這些年接觸下來，王錫山內心很明確，讓李雪健成為李雪健的，是另一種東西。

快樂

王錫山女兒結婚的時候，李雪健應邀去喝喜酒。女兒女婿一個屬雞一個屬猴，李雪健畫瞭一幅小畫作為賀禮，小雞站在猴子尾巴上，尾巴畫得高高的，「因為高興才會翹尾巴」，他祝福兩位年輕人有高高興興的人生。

這件小事一直讓王錫山很感動，「你覺得他隻要來就很好瞭，但他會特別用心。」

他還送過王錫山一尊少帥的小雕像，他對王錫山說：「《少帥》是我的作品。我作為病人，是你的作品。」

王錫山是1990年的大學生，畢業剛結婚時，大街小巷都在放《渴望》，伴隨著毛阿敏如泣如訴的「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的歌聲，李雪健的宋大成以其樸素、實在、善良、堅毅，成為一代人的精神圖騰。王錫山回憶那個年代的人們，普遍對宋大成懷抱親切真摯的感情，「會覺得他就在你身邊，是你的鄰居、兄弟，你牽掛他、心疼他，是這樣一種情感。」

到2016年因為手術認識，李雪健在王錫山眼中已經成為瞭大藝術傢，「他有那麼多作品，那麼多成就，你的那種尊敬是油然而生的。」

但真的交往下來，大藝術傢又變回瞭宋大成。隻不過世事蒼茫，大成哥老瞭，又一直被病痛折磨，他再也不像當年《渴望》中兩頰鼓鼓、微胖又結實的樣子。

從醫生的角度來說，王錫山覺得李雪健的精神世界和當年的宋大成很接近，他們最大的特點是善良和忍受。為李雪健治療期間，他基本很少喊疼。通常病人面對醫生，潛意識裡都會有一種焦慮和恐懼，「他會覺得醫生你給我看看，我會不會有事，會不會變嚴重啊。」

李雪健從來沒有。不僅沒有，住院期間，李雪健在醫護人員面前永遠面帶笑容，他的樂觀豁達給整個病區都帶去瞭快樂，他有自己的加油手勢，做完某項檢查或治療，一定鼓舞士氣似的握緊拳頭在空中一揮，又搞定一項。

這種苦厄中迸發的快樂給醫生們留下瞭深刻印象。

馮東升在臨床上的一個觀察是，一些牙齒不好的人，會損失部分生理上的快樂，「因為沒有咀嚼的快感，會覺得吃飯不香，接著就會影響心情。」所以在日常診療的過程中，馮東升的觀點是，能保留真牙的情況下盡可能保留真牙，因為真牙帶給人體那種咀嚼的愉悅是最強烈的。

鼻咽癌之後的人生裡，李雪健沒有瞭這種快樂。但回憶這些年每次與李雪健見面，馮東升記憶中「李老師永遠是開心的，永遠很樂觀」。李雪健的口腔開合度很小，這讓每次的口腔治療相較常人都會更加不舒服，「但是從李老師看牙的經歷當中一絲一毫都感受不到，因為這牙或者他的身體對於他心情情緒的困擾。」

他總是樂呵呵地出現，「他會盡力克服一切的困難去來配合醫生，而且我們不管怎麼做，李老師都是說做得好，然後來感謝我們。」

馮東升不覺得那是一種客套或是姿態，絕大多數時候，他的牙都是馮東升親自檢查診治，「可能一般病人，那會對醫生很客氣很尊重，感謝馮主任什麼的。」

李雪健不是，診所裡的護士和助理醫生都有胸牌，來得多瞭，李雪健記住瞭所有人的名字，他會笑著跟大傢招呼和告別，盡量顧及每一個人，馮東升印象中這些年每次看牙，「李老師一來，你就真的感覺他把快樂都帶來瞭，每個人都會很高興。」

在中日友好醫院看耳朵的時候，楊大章也會習慣性地問一下，鼻子有沒有不舒服，嗓子有沒有不舒服，因為從醫學上講幾個部位相互關聯，「有些像咱們去看病，我去瞭，我耳朵這不舒服，去看耳朵，我鼻子也不利落，我嗓子也不行，最後恨不能說我胸口以上都難受。」

但李雪健從不放大自己的痛苦，「他來一趟其實非常的不容易，我們說順便看看嗓子鼻子，這個很正常，但他的想法可能是我是來看耳朵的，不能耽誤那麼多時間，後面還有病人什麼的。」

楊大章告訴《人物》，對於常年處在後遺癥中的病患來說，很容易形成一種慣性，「因為他很痛苦，這個痛苦是第一位的」。所以很多患者通常在情緒上都會受一些影響，也會更自我為中心一些。而且對於癌癥患者而言，還有一個命運的幽靈始終在周遭盤旋，「當你得瞭癌癥以後，你肯定要琢磨，我是不是哪天又復發瞭，我是不是會怎麼地瞭？這種巨大的心理壓力會伴隨他的一生。」

李雪健仿佛超脫瞭這種痛苦似的。每當李雪健去醫院，耳鼻喉科的醫護人員都很高興，「因為李老師真的是個樣本」，楊大章經歷過很多次，有時候遇到特別難受的病人，醫生們都會想辦法安慰幾句。但是作為健康的一方，這種安慰往往起不到什麼作用。

在人間真實的苦痛面前，沒有感同身受，隻有同病相憐。李雪健出現在科室的時候，很多病人狀態立馬不一樣，「他們一看李老師20多年瞭，術後恢復那麼好，又創造瞭那麼多的作品，會從內心產生一種希望，『你看李老師能戰勝病痛，我怎麼戰勝不瞭？』」

看《流浪地球2》時，楊大章能感覺到某些片刻周喆直和李雪健身上的力量感相互重合，他對藝術是完全的門外漢，隻是憑著醫生的直覺，感知到一些「我們說強大的內心、人格，它們是真實存在的」，那是醫學技術的邊界之外，來自人的意識深處真正頑強和無法被摧毀的那部分。

而對李雪健來說，理由很簡單，因為已經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那就「要有一個好心情」，他帶著知足和些許勝利者的笑意說起他跟醫生們的友誼，「我是他們的作品，也是他們的實驗品，每個生命都是相輔相成的」，因為醫生們的守護，他活瞭下來，又能以相對比較好的狀態繼續去創作，這些作品又受到觀眾們的喜歡，藝術世界裡又多瞭一個生命，「人活在世界上使命、責任、價值都在這裡瞭，那還有什麼要憂愁的呢？」

《渴望》裡的宋大成

懸崖邊上

從各種意義上說，23年前的那次癌癥，都是李雪健生命的轉折。一個幾乎在那個年齡擁有一切的人，突然有一天被告知，什麼都可能消失，什麼都可能沒有。李雪健當時自己也懵瞭，但不是恐慌，也不是害怕，而是好奇，「我身體那麼好，怎麼能得這個病瞭呢？」

很長一段時間，出於一種內在的克制與自尊，李雪健並不願意同外界談起他的疾病，「在治療的過程中，變脫相瞭，受罪瞭。覺得見不得人，病鬼，為什麼得這個病呢，什麼也幹不瞭瞭，形象也變瞭，脖子也爛瞭，很丟人。而且很多朋友要來，（我）難受啊，要來看望我，我覺得這是很丟人的事。」

那次生病，李雪健和愛人於海丹謝絕瞭絕大多數朋友的探訪，即使治療結束之後，有媒體采訪，李雪健也會客氣地請求人傢，「能不能不提生病的事情？」

在那之後過瞭很久，李雪健才能稍微輕松些地談起那時的艱難，關於當時的狀態，他有過一段反復被提起的形容——

就像吃魚，服務員把一條活魚狠狠摔在地上，那魚可能沒死，但內臟肯定被摔爛瞭。

我就是被摔爛瞭內臟的那條魚，生不如死。

對如今69歲的李雪健來說，相比於復述當時的痛苦，他更樂於分享自己突出重圍的過程。

的確有過熬不住瞭的念頭，放療導致頭發、牙齒脫落，人迅速消瘦，脖子因為腫脹而潰爛，因為天天要打點滴，手臂的血管由青紫變成一種烏突的黑色，李雪健的人生信條一直是好人有好報，所以當時總也想不明白，為什麼是自己呢？為什麼要受這些苦呢？

最終將他從絕望中打撈出來的，是愛與希望。

當時隻有13歲的兒子李亙給李雪健寫信，告訴他一定要有信心，「我有信心，您有嗎？不要回答『可能』、『也許』，要對我說『有』。」

幫忙協調拍攝和治療事宜的表哥田壯壯有次給他打電話，李雪健當時太難受瞭，一時哭得說不出話。田壯壯放下電話後給他手寫瞭一封信傳真過來，告訴他，他們都知道他在承擔健康的人根本體會不瞭的痛苦，這個過程很難，但是「你必須要有精氣神兒」。

李雪健也跟《人物》回憶起養病期間的見聞，醫院周圍最多的人是騙子，算命的，賣假藥的，人多的時候警察或者管理人員會出面驅趕一下，但沒幾天，那些人又回來瞭。

算命的人很有意思，「錢少的你給五十，再少的十塊，沒錢的，你給我吆喝一下。」李雪健慢慢發現醫院對面的天橋事實上形成瞭一個小社會，那是往常觀察不到的人生之味，「我就想什麼東西吸引瞭這些人啊，這些人不是病人，就是病人傢屬，天天聚在那兒，我就特別納悶兒。」

後來他想明白瞭，對於身處困厄中的人來講，「他們其實特別想聽一句好話，一句吉祥的、善意的，特想聽，少花點錢，花點小錢，我願意買這一句好聽的話。」

另外一次，他和妻子於海丹在醫院走廊裡散步，一個陌生女孩走到他面前怯怯地說，她的媽媽跟李雪健得瞭一樣的病，心情很低落。媽媽很喜歡他演的戲，到醫院一下子就認出瞭他，女孩請求，「我想請您走過去的時候，沖她笑笑，隻要笑笑就行。」

說完女孩就走瞭。當時李雪健並不確認哪個是女孩的媽媽，於海丹一路提醒，他就一路笑著穿過走廊，向每個同病相憐的人露出微笑。

身體沒那麼難受的時候，他就看書，《易經》《孔子》《老子》《大學》《中庸》什麼都看，朋友們還推薦他寫字畫畫，從一個男演員喧囂熱鬧的人生中抽離，李雪健度過瞭兩年極其安靜的日子。

還有音樂，他喜歡各種音樂，民族的，古典的，甚至是搖滾樂，當時一股腦兒聽瞭很多。最喜歡的是兩首，一首是彭麗媛的《沂蒙山小調》，李雪健祖籍山東，11歲因為父親工作調動才去瞭貴州。《沂蒙山小調》讓病中的他常想到童年與故鄉。

另外就是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 67），采訪時李雪健握起拳頭，在空氣中模擬音樂的起伏，「噔噔噔噔」。《命運交響曲》於1808年問世，當時的貝多芬已經完全失去聽力，第一樂章開始的四個音符，曾被貝多芬解釋為「命運之神在敲門」。

李雪健把這位200多年前的作曲傢視作知音。46歲這一年，命運之神也敲響瞭他的門。起初這命運沉重、酷烈，但人在痛苦之中，愛和希望還在，不死不滅的意志還在，「我也要扼住命運的喉嚨」。

那段時間，電視上正在播郭寶昌導演的《大宅門》，裡面都是熟面孔，大傢聚到郭寶昌的傢族命運中，賣力復現一個傢族或許也是一個民族的史詩。因為檔期原因，李雪健隻在其中客串瞭一個小角色，但生病後再看完全是另一種感受，他一生也忘記不瞭住院期間看那部劇的感受，「眼饞吶，羨慕、眼饞，我還想演。」

就是這些細細碎碎的愛與希望，人間滋味，以及還想繼續創造的渴望，托住瞭懸崖邊上的李雪健。

那之後，他是一條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魚。

日日是好日

兩年之後，李雪健回到瞭工作崗位。那時有人問他什麼是幸福，李雪健回答說，能吃到劇組盒飯最幸福，因為「我又拍戲瞭，又掙錢瞭」。

在李雪健的世界裡，名在利前，他從不掩飾對一個好的名聲的渴望。這種自律和克制幾乎伴隨瞭李雪健的整個人生，上世紀90年代初期，市場經濟浪潮奔湧而至，明星走穴成為風潮，一場兩千，嫌少的話再給一千，一連五場，輕輕松松一萬五千塊到手，李雪健沒去過。那時一萬五千塊的概念是，《渴望》沒日沒夜拍瞭50集，每天天不亮就要在東單路口等班車趕去香山拍攝，最後加上獎金，李雪健也就掙瞭幾千塊。

《焦裕祿》上映後，引發社會各界劇烈反響，那年3月，江澤民等國傢領導人在中南海邀請30多位文藝界人士座談，李雪健被通知到會。他騎上自行車就去瞭，到瞭門口，被警衛戰士攔住，對方一看是他，問他，「大成哥，你咋騎車就來瞭。」

李雪健當時騎的是妻子於海丹接送兒子上幼兒園的自行車，後座上還綁著個竹子做的兒童座椅。

《渴望》萬人空巷，據公安部統計當年全國犯罪率下降瞭30%。後來開會表彰，領導瞭解到劇組不少人生活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當即大手一揮，告訴大傢除瞭給不瞭房子，有什麼要求盡管提。

李雪健琢磨來琢磨去，好像啥都不缺，就跟領導說，能不能給他一套《渴望》的光碟。

早年間這些都是朋友們之間的笑談，因為聽起來太像先進事跡報告會瞭。但瞭解李雪健的人都曉得，他私下裡就是這麼一個人，演《渴望》大火特火那陣兒，面對外界潮水般的熱情，李雪健的直接反應是上火，他不知道怎麼去應對那些熾熱，一波一波的記者趕到傢裡，他也不懂拒絕，實在太難受瞭就坐在沙發上摩挲自己的鞋幫子。最後真的急到牙疼，到燈市口醫院拔掉瞭四顆牙才算完事。

在於海丹眼中，丈夫就是個心思都在戲上、簡單到不行的人。脾氣好是真的好，疼人也是真疼人，但這都是不拍戲的時候，拍戲，包括為拍戲準備的階段，李雪健是那種醬油瓶倒瞭也不知道扶一扶的丈夫。

剛結婚那陣兒，有回李雪健在昆明拍戲，小兩口3個月沒見瞭，於海丹坐飛機去昆明探班。當時劇組就在滇池邊，於海丹太想李雪健帶她四處轉轉瞭，但是不行，拍戲吃緊，他們沒時間。沒幾天李雪健就給於海丹買瞭回北京的機票，訂票時他完全忘瞭，那天是妻子的生日。後來碰巧趕上飛機晚點，於海丹孤零零在昆明機場呆瞭一天一夜，夜裡她沿著機場路漫無目的地走，一個人哭瞭好長時間。

兒子李亙三歲之前，全傢隻去過一次北海公園。那時他們住燈市口空政話劇團宿舍，六樓，36個平方，日常換煤氣罐兒都是於海丹的活兒，李雪健顧不上。

到2000年生病，整個傢庭被拽入深淵。李雪健很篤定，如果沒有傢人，他不會有第二次生命。當時於海丹剪掉瞭長發，許多時候，她的鬥志甚至強於被病痛折磨著的李雪健。提到妻子時，李雪健變得有些難為情，一直以來被問到最喜歡的影視作品，李雪健的回答都是《夏天的經歷》，那是1982年由田壯壯和謝曉晶執導，於海丹主演的電視劇，「海丹原本是個很好的演員」。

早年間李雪健有時會跟於海丹說起她的犧牲，李雪健心裡明白，支撐起自己生命的，是一位堅韌的女性毫無保留的愛，每每這個時候，李雪健都會得到同一個回應，「好好拍戲，把你的本事都用在你的業務上。」

妻子向來心直口快，不是個能藏住情緒的人，但病中那些日子，她在李雪健面前永遠很平靜、很自信，一切都不是問題的樣子，李雪健始終沒有問過，那兩年於海丹究竟偷偷流過多少眼淚。

對李雪健來說，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過程，也是明確後半生該如何度過的過程。生死線上掙紮過一遭，那些曾經在生命裡不重要的，現在更加不重要瞭。而那些曾經默默存在的，在他最艱難最想放棄的時候給予他希望的，他也明白那並不單單是上天的恩賜，「就珍惜，珍惜那個情分，珍惜活下來的每一天。」

也是養病期間，李雪健有瞭寫字畫畫的愛好，他給自己起瞭個綽號，「逞能李」，自謙寫得畫得都不好，但就是要逞能。他喜歡老子的一句話，「日日是好日」，私下練過很多遍。這句話的意思是，不管人生遭逢為何，都要把每一天當作好日子來過。

內心有瞭這樣的建設，大約能夠應對人生中的任何風波。於是李雪健提到2016年那次直腸腫瘤的時候，平靜得像描述他人的故事。

但他特別提到一件事，兒子李亙長大瞭，是個懂事的孩子，李雪健生病的時候，於海丹也因為身體不好住院，所以李亙當時隻能兩頭跑。他遺傳瞭媽媽的堅韌和爸爸的善良，那段時間每次探視，李亙都會給李雪健帶一朵花，他帶過玫瑰、康乃馨、洋桔梗，到瞭病房就插在塑料瓶裡，時間久瞭，陽臺上就成瞭一個微型花園。

到瞭人生這個階段，再問李雪健人生裡最甜蜜的是什麼，他想瞭想回答：「最甜蜜的瞬間，是交完錢辦完出院手續的那一天，一傢人上車回傢，那個瞬間，是最甜蜜的。」

《焦裕祿》

「年輕過，恣意過」

《少帥》導演張黎很早就認識李雪健，80年代，李雪健在話劇舞臺展露頭角，張黎在瀟湘電影制片廠當攝影師，但很多時間都在北京。年輕時的李雪健留在張黎印象中的樣子是溫厚，「沒什麼脾氣」，那是一個以棱角和個性為時尚的年代，李雪健是眾人中間「戲很好、人很好」的那一個。

真正開始合作是1999年的《橫空出世》，李雪健是主演，張黎是攝影師，不拍戲的時候，大傢湊到一堆兒打牌，李雪健很少上手，但是會特別癡迷和專註地看大傢打牌。

張黎覺得後來人看李雪健，確實都有一層德藝雙馨的光暈，一方面「雪健老師確實做到瞭，他當之無愧」，一方面隔著光暈看一個人的話，總是會失掉一些珍貴的部分。《橫空出世》時的李雪健是恣意，大口喝酒大塊吃肉，那時候的他是焦裕祿，是宋大成，是即將橫空出世的馮石將軍，他愛喝酒，尤其喜歡二鍋頭，除瞭早上基本沒酒不吃飯，因為在貴州生活的原因，李雪健特別喜歡吃辣，不知節制為何事。

劇組的錄音師安巍當時還是剛畢業的小夥子，他回憶當時看李雪健和張黎在一起，那麼年輕，那麼有勁頭兒，「就特強烈地覺得，隻要這些人站一起，啥事兒幹不成啊」。

但《橫空出世》後來成瞭李雪健演藝生命中最大的遺憾，在羅佈泊的戈壁上研究原子彈，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的臉卻是胖的，這件小事始終折磨他，「如果再瘦20斤，馮石這個人會更有魅力。」

但鮮有人知的是，在當時的年代拍一部《橫空出世》這樣的大制作，花費和艱苦根本難以想象。導演陳國星始終念著李雪健的好，電影中飛機、大炮、坦克，漫山遍野的戰士，這些放到今天基本不敢想的畫面，都是當年跟部隊上化緣來的。

當時李雪健已經成名，到瞭西北，地方上特別熱情，「反正每天戲拍完瞭，部隊上就把雪健搶走瞭。」有一次拍攝，現場機器都搭好瞭，光線也很好，結果大傢找不到李雪健。陳國星急得團團轉，到處找找不到，最後發現是前天夜裡，部隊上安排聚會，西北戈壁，把酒言歡，直接給李雪健放倒瞭。

在今天，當年這種恣意和熱烈或許難以想象。但電影中的馮石剛從抗美援朝戰場上下來，也確實需要跟戰士們打成一片。此外，李雪健自己也曾是一名軍人，對部隊有很深的感情。把酒言歡的好處當然是最大限度地爭取支持，一來二去，很多瑣碎龐雜的問題迎刃而解，陳國星覺得，這裡面有李雪健承擔和付出的巨大人情，「他一顆真心交出去，太多時候都多虧他瞭。」

但是20多年來，李雪健從來隻說遺憾，不給自己找借口。陳國星覺得，這是一位演員內在對於自我的極致苛求。

《橫空出世》之前，他們還合作過一部名叫《抉擇》的電視劇。有件事陳國星記得特別清楚，拍攝間歇有一回李雪健給陳國星拿瞭一個VCD，他們這代人，總有一種永不饜足的求知欲，碰到好電影，總要互相分享，那張VCD是張曼玉主演的《甜蜜蜜》。

李雪健告訴陳國星，電影是田壯壯推薦給自己的。他看完覺得太高級瞭，等陳國星看完，李雪健就特別熱烈地跟他討論，電影中張曼玉去認屍，看到曾志偉後背上的那個米老鼠，先是笑瞭一下，然後才開始哭，「我就一直聽著他說這個是太高級瞭，那是九幾年，更多的人還沒有意識到去學一個好的表演，雪健就很清晰，而且把這個信息傳達給我，告訴我什麼樣是最高級的表演。」

張黎始終認為，外界後來看李雪健，有一種一廂情願的簡化，好像把他放到一個光芒萬丈的金身之中，這跟張黎認知中的李雪健相悖，「他年輕過、恣意過，然後有瞭那些經歷也好，磨難也好，雪健老師他是特別豐富的。」

也正因為他身上曾有過的恣意瀟灑和不斷累積的豐富，許多年後，當有機會把張作霖的故事搬上熒屏，張黎沒有一秒猶豫，「沒有雪健老師演老帥，這部戲我不拍。」

當年在羅佈泊戈壁抽煙、喝酒、打牌的年輕人，到瞭《少帥》，已經是兩個飽經世事的小老頭兒。《橫空出世》之後，李雪健跌入命運的漩渦，鬼門關後闖過一遭，以更旺盛的鬥志和多為觀眾塑造幾個好角色的決心繼續自己的工作。

張黎跟馮小剛合作瞭幾部商業電影，而後紮進他熱愛的歷史劇領域，先後拍出《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等作品。

《少帥》劇組重聚，老哥倆兒都盼著紮紮實實拍出一部好戲。張作霖成為李雪健後演藝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他演過很多的「好人」，忠誠的、奉獻的、樸素的、一意孤行的，對李雪健來說，扮演張作霖算是小小的叛逆，這位昔日的東北王身上，沒有刻板的好與壞，有的隻是歷史塵煙之下飛揚的性格與命運。

在張黎看來，人生到瞭那個階段，演戲對李雪健來說，已經是「入魂」。日常生活裡的李雪健，溫和克制，低調沉靜，但熒幕上的老帥，氣勢洶洶，囂張狠辣，一口一個「他媽瞭個巴子的」，跋扈又可愛，地道極瞭。

最精彩的一段戲，是老帥教育張學良，「江湖不是打打殺殺，那江湖是人情世故～～～」李雪健將結尾拉瞭一個長音，幾千年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遊戲之中，中國人的智慧和委屈、審度和算計，似乎都在這短短的句子裡得到瞭回聲。

「它就不再是演得好與壞的概念。」作為導演，張黎覺得最讓人幸福的演員就是這種，後來在片場，張黎幹脆甩手開始欣賞，「就是你隔著監視器，雪健老師在那兒，就是老帥在那兒。他哪怕演錯瞭，都是對的，你都覺得是享受。」

另外一個例子是《走向共和》裡老演員王冰飾演的李鴻章。著迷歷史的張黎在王冰和李雪健這樣的演員身上更明白人生須臾而藝術千秋的道理，「你看他們的表演啊，那個火候兒，那個尺寸拿捏之精準，就是能讓你看到特別璀璨的東西。」

同時這裡面又有許多天時地利，對太多演員來講，年紀越大，越容易把自己封鎖，躲進聲名和舊日榮光構築的城堡，不再創造，不再進步，從這種意義上說，張黎覺得外界對李雪健的簡化遮蔽瞭作為演員的他最珍貴的品質，「他身上最珍貴的，始終是他的創造，他沒有停下來，始終是一個創造的李雪健。」

《少帥》

長子

讓李雪健扮演張作霖也有張黎一點小小的私心，李雪健長張黎幾歲，用一種弟弟看待兄長的目光的話，張黎總覺得李雪健身上有一種特別重的東西。

他從1990年就開始以大眾偶像的身份存在，那個年代觀眾喜歡他就給他寫信，有的叮囑他註意身體，有的告誡他不要放縱，有個山東的司機師傅看他演的《焦裕祿》太心疼瞭，隨信寄來50塊錢，讓他補補身子。

外界這種盛情始終讓他慚愧，覺得觀眾們是把對角色的一顆真心錯給瞭他。在90年代，他一有時間就要給觀眾回信，有人說打印一些不就行瞭嗎，他覺得不行，不尊重人。

「他到瞭一個位置上，外界的期待也好，他自己的內在要求也好，就決定瞭他必須是大傢看到的李雪健。」創造本身可以是短暫的逃離，最初拿到《少帥》劇本的時候，李雪健有點兒猶豫，他演過李大釗，站在革命烈士的立場上，簡直要恨死張作霖瞭。

張黎記得當時李雪健背著自己的小書包來過工作室幾次，「坐在那裡特可愛，他糾結」。這種糾結最後被劇作中張作霖的復雜所消弭，亂世之中，整個國傢都要亡瞭，但張作霖靠著他的狡猾與閃轉騰挪，讓當時的東北沒有丟失一寸土地。

張黎也覺察到李雪健身上「特別中國，特別東方」的東西，宏觀一點看，他覺得李雪健無疑是一個古老綿延的文化的典型產出，他的克制隱忍、先人後己、溫良恭儉讓，以及與之共生的徘徊與壓抑，無限趨近於傳統儒傢對理想人格的形塑與要求。

但年輕時那個恣意的印象還在，於是在創作本身制造的短暫出口和自由幻影裡，李雪健可以是另一個人，「要不，是怎麼也看不到雪健老師罵街的，對吧？」

向時間更深處溯源的話，李雪健出生於1954年，與張黎及整個第五代導演一樣，是大時代的兒女。李雪健何以成為李雪健的問題，他自己的答案很樸素，「我是時代的幸運兒，既是參與者，又是受益者。」

與表演最早的緣分開始於在山東巨野度過的童年，他人生的第一個角色是孫悟空，農村野地裡到處都是小棍兒，細一些的別在耳朵後面，長一些的藏手裡，再長一些的插進袖子，最長的藏到褲腿裡面，他個子比別人小，拿出72變的功夫也打不過人傢，有一次拿筷子當「金箍棒」，一不小心插進瞭嗓子。有時候其實會被大個子的孩子欺負，但還是願意玩。

他自己還發明瞭化妝術，農村寫對聯或者大字報的紅紙，弄點唾沫和水在上面，拿手指一抹，就有瞭紅臉蛋兒和紅嘴唇兒。

這種快樂隨著1965年父親到貴州凱裡支援三線建設而結束，一傢人穿越大半個中國，眼前的環境還沒適應，文化大革命來瞭。父親被打成走資派下放，李雪健成瞭外來的狗崽子。

李雪健是傢中長子，還有四個弟弟妹妹，采訪時被問到是否有過少年叛逆的時候，李雪健抬起頭，想瞭一會兒說道：「沒，沒有那個機會，那個時候傢庭困難，能夠給傢裡添上幾塊錢，能主動給爸爸媽媽幾塊錢，就是我的全部願望瞭。」

在李雪健的人生中，善良和忍受的基因先於宋大成的出現而早早發揮作用。在貴州他依然沒長個兒，也不會說當地方言，一個狗崽子在當時可能經歷的欺辱他都經歷瞭。

但爸爸媽媽自小對他的教育是，任何時候，都不能欺辱他人。所以周遭湧來的一切，他隻是承受。

給命運帶來轉機的是表演。因為普通話說得不錯，又會一點兒山東快書，李雪健進入瞭學校的宣傳隊。

手持紅寶書站在舞臺上的時候，他不再是狗崽子，那種沒有尊嚴、不被人群接納的屈辱感會隨著演出開始而消失，臺下觀眾會因為他的表演鼓掌、喝彩，對少年時代的李雪健來說，這種被人尊重的感覺驅逐瞭他內心的恐懼，風浪之中，他抓住瞭改變命運的稻草。

初中畢業，進入工廠當車工。因為表演特長，他又加入瞭宣傳隊。隊裡排演《白毛女》，他演黃世仁的管傢穆仁智，因為演得惟妙惟肖，廠裡人慢慢稱呼李雪健「小穆」，「就不叫我名字瞭，小穆小穆，聽瞭會高興，感覺被認可瞭。」

貴州多山，那時的李雪健想象不到外面的世界。但那個年代父親的一個舉動給他留下瞭一生的印象，父親後來平反，從被關的地方搬回來，一大傢子沒地方住，縣委籃球場旁邊有一個大廁所，就把廁所填平瞭住裡面。父親被打倒之前，「原來沒有進山的時候，那個廁所我們都用過」。

但在這種境遇之下，父親平反後補助瞭一些錢，大概一百多塊，他用這筆錢買的第一件東西是收音機。

有瞭收音機，眼前的日子似乎就不那麼難忍瞭。對父親那代人來說，善良和忍受更是一種需要早早掌握的生存智慧。

某種意義上說，善良和忍受是刻在中國人的骨子裡的記憶。父親14歲的時候，李雪健的爺爺被日本人殺害，那之後歷經戰亂饑荒，踉踉蹌蹌長大。年長以後成為基層幹部，始終勤勉，即便是在那段動蕩歲月背上各種罪名，但李雪健印象中，父親是個從不抱怨的人。他記得有一次走瞭20裡山路去看父親，父子二人在山裡沉默地走路，是他在動蕩年代裡難得的平靜記憶。

19歲那年，李雪健參軍，去到瞭收音機裡描述的外面的世界。那之後命運之手翻雲覆雨，他到瞭北京，進入空政話劇團，開始有瞭更多的演出機會，直到被更多人認知。

李雪健跟《人物》分析自己性格中的平靜，「我是個農村娃出來的，我的那些經歷，跟很多同時代的人比，沒有太多的可比性。我珍惜和在意什麼，一路走來當瞭演員瞭，專業的，又來到北京，這是時代給予我的恩惠，我是知足的。」

回到時代兒女的敘事，把李雪健納入一代人的命運去審視，這群大時代的兒女裡面，有人叛逆，有人掙紮，有人恃才傲物曇花一現，有人天真純良至死是少年。李雪健身處其中，卻不是其中任何一個。「長子」的身份似乎可以作為一種隱喻，他過早懂事，早早明白世事艱辛人生實苦，他未必沒有過彷徨害怕失落委屈，但「長子」不需要那麼旺盛的自我意志，他需要也樂於承擔責任，以奉獻自我的方式成全自我，最終以一生的創作成為善良和忍受的佈道者與代言人。

《再團圓》

有限與無限

20多年前在病床上聽《命運交響曲》、看《大宅門》的那些日子，李雪健明白瞭一件事，他太愛表演瞭。

命運幾乎一夜之間讓他明白瞭生命的脆弱，但演員這個行當的魅力在於，一個角色成瞭，在熒幕上塑造出一個人物，便是對生命的塑造和延續，這些感受在90年代初就已經出現，走到街上，年紀大些的叫他「大成」、「焦書記」，歲數差不多的叫他「大成哥」，再小一點兒的孩子會追著他喊「大成舅舅」。

外界的盛情讓他確信，一個人的生命隻有一次，但作為演員，他可以擁有很多次生命。采訪中途他拿出自己一直喜歡的一本書，個人日記《政治的人生》，他尤其喜歡書中作者在復旦大學教書那段時期的經歷，作者在日記中寫，「什麼樂趣也不能比塑造生命的樂趣，尤其是塑造生命成功的樂趣」，他覺得作為教師，學生會給予自己一種生命的回響，這是老師這個職業最大的樂趣。

對李雪健來說，演員這個職業的最大樂趣也在於此。這種回響遍佈於李雪健表演生涯的各個階段，最讓他震動的一次，是當年拍攝《焦裕祿》，在蘭考火車站，焦裕祿帶著縣委班子視察逃荒的災民。漫天飛揚的大雪中，為瞭貼近焦裕祿的形象瘦到脫相的李雪健出現在成百上千的群眾演員中間，這些群演大多數是蘭考當地的百姓。拍攝中途，幾乎沒有任何征兆的，一位大娘在人群中大喊，「焦書記來啦！」這一嗓子，電影和現實、乃至生與死之間的界限都消失瞭，人群中嗚嗚咽咽響起抽泣聲，最後竟哭成一片，蘭考百姓想他們的焦書記瞭。一位上瞭年紀的老人對李雪健喃喃，「老焦啊，如今俺不愁吃，不愁穿。你（在那邊），有錢花嗎？」

正是因為這些回響的存在，李雪健告訴《人物》，那次生病後期其實自己的想法特別簡單，「就想多活幾年，好好演戲，那個欲望特別強烈。」

從這個角度上說，李雪健不覺得當年那場疾病是一次單純的災難，對他來說，那甚至可以算作財富，因為那些在絕望之中生出的欲望，最終讓他更加珍視後半生的每一次拍攝、每一個鏡頭，「我不玩兒命，我對不起啊，對不起觀眾，對不起角色，也對不起自己。」

我們自然也說到生病前後拍戲的區別，被問到生病之前的日子他最懷念的是什麼，李雪健的回答不是辣椒和二鍋頭，不是喉嚨裡溫潤舒適的感覺，不是那些無病無痛恣意享樂的時光，他把采訪提綱放到一旁，並瞭並身體，一字一字地回答：「我最懷念的，是我的語言。」

熟悉李雪健早年表演風格的觀眾或許更明白這短短的回答裡，一個珍視自己表演勝於生命的演員內心深處真切的憂傷。

《荊軻刺秦王》裡，最後大殿之上，秦王看著倒在血泊中仍對自己笑的荊軻，一臉懷疑和委屈地問：「你笑什麼？你笑什麼？你為什麼要殺死我？你知道我要做什麼？我要建立一個更大的國傢，秦國和六國，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瞭一個國傢。」

《荊軻刺秦王3》

李雪健擅長大段臺詞，一長段臺詞中不同的情感層次他都有辦法通過他的語言來完成，秦王的這段自白，李雪健用快讀和慢讀、輕音和重音的不同組合呈現瞭一代帝王復雜糾纏的內心。

《大宅門》中客串於八爺，短短兩場戲，面對劇中混蛋瞭一輩子的白三太爺最終選擇在日本人面前慷慨赴死，李雪健憑借自己的語言優勢完成瞭挑釁、質問、對抗、陰陽怪氣、恍然大悟、心服口服等一系列情感轉變。這段表演至今仍是各種短視頻評析演技最常被提及的片段。

李雪健懷念那些完整擁有自己語言的日子，「我的語言是我這個演員的優勢。有很多戲大段臺詞，包括舞臺戲，大段臺詞，我看一遍我就能演，我不背，我拿筆抄一遍，完瞭我就放在旁邊，安安穩穩地睡一覺，起來就能演。」

籌備《再團圓》時，導演高臨陽完全想不到自己能邀請到李雪健出演。事實上一直到現在他依然疑惑，自己沒什麼經驗，這是自己的第一部長片，他不知道李雪健為什麼選自己。

2022年，《再團圓》征戰鹿特丹國際電影節，最終斬獲費比西獎和主競賽評委會獎兩項大獎。關於語言的問題，高臨陽在電影拍攝的時候就有直觀感受，「他的聲音對我來講，其實是一種表演的一部分，我覺得是那個聲音讓我感到心疼。」

在世界上最先鋒的電影節上，李雪健用自己的表演征服瞭地球另一端的同行和影迷。這是李雪健又一場漂亮的演出，「就是說李老師可能失去瞭他原本的語言，但是他其實又擁有新的語言，而且那是一個更有力量、更動人的、全世界共通的語言。」

王紅衛有點遺憾的是，《流浪地球2》中李雪健的臺詞最終選擇的是原聲AI修復版本，事實上一直到送審前，郭帆都堅持用李雪健的原聲，那是一個不那麼完美、氣息沒那麼足、有些吐字也沒那麼清晰的聲音，但也是一個經歷瞭重重磨難、克服瞭種種痛苦之後，依然相信希望、依然無畏無懼的聲音。

但種種考量之下，這個方案最終被棄用。

李雪健心裡有遺憾，但瞭解電影不是一個人的事。能在這樣的年紀參與這樣的大制作，他已經很知足瞭。

采訪在這些遺憾和知足的交替中接近尾聲，正常情況下大約需要兩個小時回答完的問題，我們用瞭六個多小時。

最後一個問題沒能免俗，我問外界關於李雪健有那麼多的評價，那麼多敬意和贊嘆，他最在意的評價是哪一條，或者他最希望外界怎麼評價自己？

李雪健沒有猶豫，他一直覺得，演戲之外，自己就是個極普通的人，「我希望大傢記住我演的人物，忘記李雪健這個人。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藝術創作裡，我的奉獻，我的努力，我的快樂，我的幸福，一切都在我的創作裡。」

說完這句，事實上應該已經很累瞭，但李雪健選擇調皮一下，他手臂向前揮舉著緩緩起身，用不那麼清楚，但很快活、很釋放的聲音喊道：「我宣佈，今天的采訪圓滿結束啦！」

臨別時他笑著跟所有人道辛苦，而後隱入北京晚春的夜色，繼續去做那個普通的李雪健去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