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驳1：始作俑者戴耀廷非案中“首要犯罪分子”？
•控方陈词明确提出“35+图谋”主脑等组织者，必然应列为案中“首要分子”，当中考虑包括其有否参与计划、组织、指挥、加强精密策划以及其对整个图谋带来的实际或潜在影响等。
•案中证据及从犯证人供词清楚显示，戴耀廷曾参与计划、组织、指挥整个合谋操盘出选计划。戴耀廷先于2019年底在《苹果日报》撰文，主张反对派夺取立法会过半议席以阻挠政府提出的议案，又于2020年初与个别反对派骨干来一场饭局，商讨谋划机制意图操盘“黄营”内不同党派合谋出选立法会，扬言若反对派取得立法会过半议席，将会是“大杀伤力宪制武器”，届时在立法会可行使否决权反对政府议案迫令政府回应政治诉求。
•戴耀廷其后更分别在《苹果日报》为主的报章撰文及与其核心组织成员举行的记者会上，进一步公开阐述“大杀伤力宪制武器”的概念及“功用”，包括透过否决财政预算案及政府向立会提出的一切拨款申请、瘫痪政府运作、最终迫使特首下台。
•戴耀廷等主要组织者，自2020年2月起分别接触“黄营”不同党派人士，推广以合谋操盘出选夺取立会主导权的目的及计划，拉拢他们参与，并举行所谓“协调会议”，商讨计划的形式机制、议席目标、“灵童制”等替补机制（Plan B）及“共同纲领”等，亲自再三推销要透过夺取立会过半议席，以及“积极运用权力，否决财政预算案”的想法，进而迫令政府回应政治诉求。
•戴耀廷更在个人社交媒体及报章刊登文章，宣扬其“揽炒”概念，最瞩目的是于2020年4月，提出“揽炒十步曲”的时间路线图，进一步说明“大杀伤力宪制武器”的应用，最终目的，是要令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触发街头抗争加剧、造成血腥场面，从而促使西方国家对内地及香港特区实施政治及经济制裁，不计后果，甚至不惜令市民蒙受重大牺牲的“揽炒”。
辩驳2：戴耀廷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于“35+图谋”角色有限？
•审讯证据指出，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戴耀廷曾于2020年7月6日与“香港民研”举行的“初选”记者会中，以法律学者身份向公众担保，“初选”计划并不违反香港国安法，企图说服市民继续支持“初选”计划；另外，庭上曾播放2020年7月9日“初选”记者会片段。当中戴耀廷、赵家贤等人回应记者追问“初选”是否有违法风险时，“断章取义”演绎《基本法》条文，断言“初选”没有违反任何法例。法官认为戴于两次记者会均明显是以“组织者”身份出席，并意图继续宣传所谓“初选”的目的。
•及后戴耀廷于2020年7月14日于各区参选人通讯群组中发出的讯息，“提醒”各参选人不要再公开提及“否决每一个议案”及“瘫痪政府”等字眼；足以证明戴是明知所谓“初选”图谋涉及违法风险，仍意图串谋所有参选人托词狡辩、掩饰罪证。
•案中从犯证人赵家贤作供时曾供述，纵使戴于“初选”举行后，公开宣布要“稍作休息”，表面上是暂离图谋核心，惟实际上于2020年8月时，戴耀廷致力游说赵家贤，要求“民主动力”将“初选”众筹余额80至100万捐款资助“香港民研”开发电子民意收集系统，用作继续推展“35+图谋”之用，以便戴能延续其图谋。
•法官认为根据案中种种证据显示，政府于2020年9月宣布押后立法会选举后，戴是案中唯一一个仍在进行“35+颠覆”计划的被告。法官补充指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戴亦有涉及案中“三投三不投”行动。
辩驳3：法庭量刑时不应考虑戴于香港国安法生效前的言行？
•法庭驳斥辩方的论点指，“串谋罪行”属“持续性罪行”，因此任何能证明这持续性意图亦可作考虑，戴于香港国安法生效前的言行、提出的图谋建议及相关“社会背景”，亦有助法庭判断罪行的严重性。
•就辩方提出戴耀廷一直认为提倡否决财政预算案并非违法，法庭认为整个串谋行为于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仍然持续，并强调在案件判词中已明确指出，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并非立法会议员应履行的法定职责，一直都应被视作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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