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臺胞在大陸28年

廈門市湖裡區興隆社區聘請熊麒（左）為臺胞社區主任助理。受訪者供圖

熊麒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受訪者供圖

熊麒幫助社區居民調解涉臺糾紛。受訪者供圖

口述：熊麒

采訪整理：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裴思童

作為一名生活在大陸的老臺胞，熊麒有很多身份。他是大陸首位臺胞社區主任助理、廈門市區兩級政協委員、湖裡區人民檢察院涉臺檢察聯絡員、廈門市檢察院聽證員。

1996年，熊麒從臺灣來到大陸，他親歷大陸28年的社會變化，以下是他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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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臺灣外省人第二代，我的父母在大陸出生，帶著很少的錢“逃難”到臺灣。我從初中起便開始打工賺學費，20歲出頭自己創業，從一張小辦公桌開始一路走到現在。

在臺灣，我對大陸的認知並不多。直到1987年，臺灣放開大陸探親，隨後的“汪辜會談”讓兩岸關系有所好轉，大陸的新聞逐漸在臺灣多瞭起來。我的父親也得以回鄉，帶回我們熊傢16代族譜，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我是江西人，第一次感知到大陸與我們是“血濃於水的一傢人”，也因此對大陸萌生瞭好奇。

1996年，我38歲，那正是“臺灣錢淹腳脖”的年代。因為經濟發展過於迅猛，年輕人都不願意進廠打工，許多臺灣工廠出現“用工荒”，於是我決心跟隨前輩的腳步，來大陸投資設廠。

起初，我的目標是福州，但在廈門轉機的那一晚，我莫名喜歡上瞭廈門。那個時期的臺胞來廈門做投資，基本都在做不動產開發和農業項目，還有人像我一樣發展一些高科技產業。

我們當時在做的東西叫“激光”，現在不算什麼，但在1996年算是高科技，很多國內的科研機構找我們合作。我記得我們第一批隻打算招50個工人，跟我們對接的接待人員說：“沒問題，明天早上就會有人來應征。”

結果隔天一大早，我們就看到樓下來瞭黑壓壓一片人，400多人，我們都驚呆瞭。當時我們在臺灣招一個員工，大概需要1.6萬元臺幣，而在廈門招一個員工隻需要300元人民幣，兩邊平均薪資相差大，但現在兩岸招工的薪資比已經非常接近。

當年廈門面向臺胞的政策也非常好。比如我們一來就是“兩免七減半”，意思是從我們賬上開始賺錢算起，前兩年免稅，後7年減半交，相當於在我們設廠最初的9年裡，租稅都有減免。

我記得當時還有一位副市長的手機全天24小時對臺胞開放。我們任何時候碰到問題，不管是個人的還是公司的，都可以找他來幫忙處理。

我們臺胞對當年廈門市政府的政策都很滿意，大傢願意把錢投進來、把產業移過來、把規模做大。比如我們的企業最初隻在大陸做“轉出口”，但到瞭2003年左右，我們便開始轉做內銷，大陸的激光加工設備也陸續發展起來，我們逐步將整個廠都移到瞭大陸，臺灣的公司慢慢收尾，變成瞭一個辦事處。

2

但在大陸的前10年，我都蠻封閉的。我們公司有廠房有宿舍，我每隔兩個月來大陸開一周的會，又回去瞭，就像是住旅館，不會跟這邊的人有什麼交集。

不隻是我，早期來大陸的臺胞普遍認為自己就是來賺錢的，對大陸沒有更多深刻的感情。我們和臺灣的同胞簽約都會特地簽兩年約，就是怕我們把人才培養好瞭，他們又很快離職。

我覺得當時臺灣同胞對於大陸是有一種驕傲的，因為我們一天的薪水比大陸普通工人一個月的薪水都多。我們從小接受臺灣的宣傳教育，都自然地覺得大陸比較落後。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同行的人第一次來廈門就感覺很奇怪，說為什麼廈門這邊都講臺灣話，而且有很多臺灣小吃，覺得臺灣很瞭不起。我後來糾正說，那是閩南語，臺灣的很多文化是從大陸這邊延伸過去的。

1996年我剛來大陸時，大陸雖然已經有很大發展，但很多地方依然處於一個比較基礎的階段。那時候的廈門還是個“小漁村”，隻有大概60萬人，馬路都沒有幾條，現在很普通的竹坑路是1996年最熱鬧的街，離開那片區域，其他地方幾乎沒有燈火，雜草叢生。

當時還有人介紹我去黃厝海邊買四合院，大概15萬元人民幣。我一過去發現環島都是爛泥巴路，車子都開不進去，路邊都是臭魚爛蝦，我心想“誰要來誰來我才不來”。結果上次我再去問的時候，這片地已經都整理好，行情大概是6000萬元起。

我在大陸買的第一棟房子是在“怡景花園”，算是當時廈門一流的房子，我花18萬多港幣買瞭套133平方米的房子，約為臺北市同期房價的五分之一，而現在這邊房價已經比臺北貴瞭。

也是在這間房子裡，我第一次感覺大陸的發展絕對會超乎想象。那是一個晚上，我們幾個臺胞正在房間裡打牌，突然外面下瞭很大的雨，我便去陽臺上收東西，結果看到樓下燈火通明，是工人們在雨中趕工，而那時已經是半夜兩點鐘瞭。不久後我就看到那棟樓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蓋瞭起來，我被工人們拼命幹活兒的精神所震撼，至今有時還會夢到這個場景。

2001年，“小三通”開通，我不用再從港澳轉機到廈門，而可以直接從金門搭船過來。起初，我從金門看廈門，感覺廈門一片漆黑，沒過幾年，廈門燈火通明，金門反而暗淡瞭。

現在回想那些年的廈門，就像做夢一樣，忽然一下路都通瞭，高架橋建起來瞭，到處都在蓋房子、建廠，而臺北卻定格在那裡。在這樣的來回對比中，我很清晰地感知到兩岸的差距在縮小，直到2016年以後，我覺得廈門已經超越瞭臺北。

3

過去十幾年裡，我能感覺到兩岸同胞在快速親近，來大陸工作的臺灣青年越來越多，大陸很多惠臺政策也都逐漸推出和落實。

我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融入大陸社會。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在這邊成瞭傢，工作重心也移至大陸，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在機緣巧合下成為大陸首位臺胞社區主任助理。

其實在早期，我和很多臺胞一樣，對大陸居委會的印象並不好，以為就是一個大媽站在街頭，叉著腰管這管那。

2010年，當我所在的興隆社區的黨委書記張麗華邀請我們臺胞參加社區活動時，我們普遍懶得參加，都說自己很忙、沒空。但張書記不厭其煩地邀請，到2012年的中秋節，她又來邀請，我實在不好意思再拒絕，便答應瞭。

2013年，張麗華書記問我願不願意做臺胞社區主任助理，輔助社區治理的工作。我就半開玩笑跟她說：“我隻有一個條件，我要做就認真做，你要找我做花瓶、做虛的面子工程，就不要找我。”後來主任讓我相信，她是認真的。

我們所在的這個社區是臺胞比較集中的社區，有登記的臺胞就有300多人，但臺胞之間交流很少，所以我當社區主任助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訪瞭臺胞居民，跟大傢建瞭微信群，慢慢跟大傢打熟瞭關系。

然後我回到臺灣，找瞭很多臺灣社區治理的資料，供大傢參考和學習。相較於大陸，臺灣的社區發展要更為成熟，因為臺灣地方小人口少，很多時候都得靠居民自治，所以臺灣的志工體制非常完善，每個社區都會依照自己的特色來建設，每年還會對每個社區進行評分，評分結果會關系到社區房價。

我當時提出的核心觀點是，我們要從“管理居民”變成“服務居民”，從“被動服務”轉為“主動服務”，要主動看見百姓的需求，因此我們在社區的很多細節上都進行瞭改進。

我們成立瞭很多社團，比如“馬路小天使”分隊，邀請志工媽媽在上下學時協助小朋友過馬路；“銀發加油站”，聚集社區內的獨居老人舉辦聚餐活動；“愛心媽媽手工坊”，把傢裡的廢棄物品做成工藝品去義賣……這樣的社團我所知的就有十幾個，其中有好幾個都是由臺胞發起的。

2015年，社區支持我成立瞭“熊麒個人調解工作室”，主要負責調解社區內的居民爭端，尤其是讓我作為臺灣同胞，調解由於兩岸觀念不同所引發的居民矛盾。比如曾經有一位臺胞堅決不允許小區的住戶加裝電梯，哪怕對方已經通過瞭審批，並且他對社區也很反感，一直拒絕溝通。這件事雙方打官司鬧瞭很久，後來我出面反復交涉，最終解決瞭這個問題，這位臺胞之後還比較積極地參與社區活動。

但實際上，我在這份工作中碰到最多的不是糾紛，而是解決臺胞對於大陸生活的種種疑慮。

我發現很多臺胞對於大陸的惠臺政策都非常不瞭解。比如說我們臺胞以前由於沒有戶籍，小孩不能去公立學校讀書，但事實上有瞭惠臺政策後，臺胞小孩隻要事先登記過，便可以去讀公立的學校，但很多臺胞依然不清楚這個政策，導致入學的時候有問題。

還有就是我做瞭社區主任助理之後才知道，原來90%的臺胞都不知道他們是可以辦社保和醫保的。我來大陸後就一直正常繳納社保，所以現在我幾乎是和大陸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我有醫保卡看病、有敬老卡免費坐車、每月有退休金，我覺得是把臺胞當成一傢人。

但是很多臺胞對這些政策都不知道，所以後來我們社區隻要有新到的臺胞，我們都會主動邀請他來社區坐一下，給他介紹有什麼好的政策，並且成立瞭臺胞綠色通道櫃臺，來幫助臺胞答疑解惑。

後來有蠻多臺灣的社區團體前來參觀我們社區，甚至會說我們這邊做得比臺灣還好。臺胞們也不像以前需要給“車馬費”才勉強參加活動，現在基本上一通電話過去活動就場場爆滿，還有很多臺胞在社區內擔任職務，積極參與社區治理。

很多從沒來過大陸的臺胞，他的第一站可能就是社區，如果能夠讓臺胞在第一時間融入社區中，瞭解大陸的制度、文化、生活方式和差異，將兩岸居民融合起來，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社區就像是人體最小的細胞單位，如果小單位能夠做好，那麼才可能擴大到全國更大的單位去。

4

2017年，我被推薦為廈門市湖裡區政協委員、廈門市政協委員，進入瞭更大的單位。

我自己也感覺這件事很特別。聽說我在大陸當上政協委員，我在臺灣的朋友第一反應都是問我：“你花瞭多少錢？”因為臺灣所謂的選舉其實買票和賄選現象很多。我說：“我一毛錢沒花，就是因為我在社區工作蠻認真，所以社區推薦瞭我。”

早年在臺灣生活時，我基本還是相信“三民主義”。但我會覺得如果你要去評價和觀察一個制度，最好不要抱著有色眼光，而要完全開放地多聽多問，瞭解它具體有什麼優缺點。所以我成為政協委員後，就想看看大陸政協究竟怎麼運作，很認真地參與瞭整個過程。

我發現我在政協的很多同事都非常優秀，都在各自的領域有很強的專業度和知名度。我在臺灣的很多朋友都誤解說大陸沒有選舉，所以我也將我的觀察帶回去跟他們講大陸不是沒有選舉，隻是選舉制度不一樣。

作為臺胞擔任大陸的政協委員，我做得很認真，提瞭很多建議。比如大陸曾經面向臺胞推出過“居住證”，這是一個很好的惠臺政策。在此前，臺胞隻有“臺胞證”，這個證件無法網絡購票，住酒店也常需要和公安機關報備後才能入住。

但有瞭居住證後，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它就相當於大陸居民的“身份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臺胞享受國民待遇。所以我就很高興地在第一批申請瞭居住證，然後發現在實際的應用中它還是存在一些不適用的部分，於是我第一時間就反映上去，這些問題大多數也在後來得到瞭修正。

還有一次是廈門鼓浪嶼面向居民和遊客開辟瞭兩條通道，其中廈門市政府說臺胞可以憑借居住證或臺胞證走居民通道。我聽完覺得很好，便在第一個星期前往鼓浪嶼碼頭，結果卻被通知應走遊客通道。

我覺得很疑惑，便當場詢問瞭政協，20多分鐘後，碼頭經理反饋稱雖然已經接到政府通知，但由於電腦系統還沒修正，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於是當場修改好系統，放我們正常通行，後來我也和這位經理成為瞭朋友。

我是一個行動派，我的個性就是政府宣傳的我會親自去嘗試看看，如果有缺點就應該改進。起初我和一些政府機構磨合的時候，他們也是蠻頭痛的，因為我太敢講，不會有什麼保留，但很快他們就發現我講話都是有憑有據的，所以等到4年任期屆滿後，他們還是繼續推舉我做第二任政協委員。

我所在的小組是社會保障與安全小組，我沒事就會去附近的城中村走走，到後來我對廈門市湖裡區這邊的每條小巷子幾乎都很熟，他們都說我比廈門人還懂廈門。

後來，我又被推選為湖裡區人民檢察院涉臺檢察聯絡員和廈門市檢察院聽證員，如果廈門臺胞遇到一些涉法問題，也可以通過我這邊來反映。我甚至還兩次前往黨校培訓，每次大傢聽說現場有我這個臺胞聽課，都會覺得很驚奇，我也覺得這是蠻有趣的經歷。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一直思索到底什麼是好的制度。我常常跟臺灣朋友們講，制度的好壞可能不用去講那麼多，隻需要去思考現在的制度有沒有讓社會進步、有沒有讓經濟發展、有沒有讓老百姓有幸福感，隻要能夠達到，不管它是什麼主義都是好主義。

5

1996年我剛來大陸時，我覺得自己隻是一個過客，沒想到在這邊一待就是28年。從心理上來講，我已然覺得我是這裡的一分子，現在回臺灣反而比較像去探親，我也決定在這裡養老送終。

在我看來，“參與”是幫助臺胞融入大陸的一個非常好的路徑。

2013年我擔任臺胞社區主任助理時，我是全國唯一一位。2015年，廈門市海滄區一口氣招聘瞭30多位臺胞社區主任助理，到瞭現在，廈門市我知道的臺胞社區主任助理就有近百人。檢察院涉臺檢察聯絡員最開始也隻有我一個，現在湖裡區已經有12位臺胞擔任這個職位，海峽法院的聽證員中也有七八位臺胞。

現在在廈門，一個地方想要聯絡臺胞，就會找各個社區的臺胞社區主任助理牽頭，人員很快就會被召集起來。前幾天我們湖裡區有臺胞活動，100個名額一下子就滿瞭。

現在廈門還有臺胞組建的志工隊伍，比如春節期間，臺胞成立瞭一個臺胞服務隊，在各個景點去服務遊客。在廈門長庚醫院，有很多臺胞志工幫助病人。在廈門，還有很多臺胞在志願打掃街道。

如今湖裡區還特別成立瞭臺胞服務中心，隻要臺胞有問題，都可以來到這裡求助。以前沒有這個服務中心的時候，我經常需要解答臺胞的各種問題，甚至還有一些黑中介借信息差來賺錢。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臺灣青年選擇來大陸創業，但是我發現相較於我們早期臺商，新一代臺青對大陸政策不夠瞭解，所以他們反而會比我們遇到更多的問題，導致部分創業失敗的臺灣青年產生負面情緒，我覺得很可惜。

因此我最近在努力牽頭搭建一個臺灣青年創業基地，就是將幾十傢臺青創業公司聯合到一個平臺上，希望能夠幫助到這些創業臺青。

這中間有很多人成功，也有很多人失敗，有人很認真地想來闖事業，也有人就是來享受政策福利走馬觀花。但我覺得隻要兩岸有接觸就是好事，現在的臺灣年輕人對於大陸有很多的偏見和誤解，多數是出於不瞭解。

我覺得廈門對於臺灣同胞來說是比較親切的，因為大傢的方言習俗很相似，而且這裡對外來人員很友好，我認識的很多臺胞在這裡都生活得非常自在。

所以我很希望臺灣的年輕人能夠過來看看，有接觸總比沒接觸好，他們回去之後或許會將自己的見聞分享出去，臺灣的年輕人可能會覺得政府宣傳是虛假的，但是如果是朋友的親身經歷，他們會比較容易相信。

之前我幫助完一位臺胞後跟他說，你的責任隻有一個，就是想辦法跟你周遭的臺胞去講，這樣就會一個接一個傳出去，畢竟靠我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我希望能夠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兩岸統一，這件事情你靠別人想沒用，得自己去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許我的一點想法不算什麼，但如果大傢都有這種想法，都努力去做，希望就很大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