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陳思琦 實習生秦悅 深圳報道
2021年，深圳成為全國第三個、粵港澳大灣區首個GDP突破3萬億元的城市。去年，深圳GDP突破3.2萬億大關，首度實現工業總產值、工業增加值全國城市“雙第一”，坐穩“工業第一城”稱號。
從1979年的1.96億元GDP起步，過去四十餘年，深圳的快速崛起成為一種奇跡般的城市發展樣本。而深圳設定的“十四五”目標，是加入目前隻有北京、上海的GDP“4萬億俱樂部”。
然而，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形勢錯綜復雜，全球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國內經濟也面臨風險挑戰。已經達到如此經濟體量的深圳，如何穩固下一階段的增長動能？
“制造業立市”是深圳給出的答案。
2023年深圳市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全球領先的重要的先進制造業中心。
換言之，深圳要發展的不是低附加值的傳統制造業，而是要走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高端化道路。
但是，制造業轉型成效並非立竿見影，轉型的長期性、復雜性與高成本常常讓企業傢陷入猶豫。如何提高企業轉型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尤其在以“狼性文化”聞名的深圳，如何為“狼”營造更合適的成長環境？
另一方面，參考發達國傢和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發展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的高端服務業，是深圳實現“制造業立市”不可或缺的一環。如何讓“兩業”更好地匹配發展？
帶著這些問題，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近日專訪瞭深圳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特聘教授、粵港澳大灣區新興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龔曉峰。
龔曉峰曾任河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廳長、黨組書記，河北省民營經濟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2022年底來到深圳，龔曉峰廣泛走訪調研瞭全市大中小企業，概括總結瞭企業轉型升級面臨的難題，並從產教結合、產研結合、產融結合、產需結合等方面提出對策。
以下為記者與龔曉峰的對話。
（龔曉峰/受訪者提供）
產業轉型存在四對矛盾
南方財經：我國定調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作為“工業第一城”的深圳也在去年定調“制造業立市”。重視發展制造業有哪些原因？
龔曉峰：從國傢的角度看，制造業不僅是國民經濟的主體，也關乎國傢安全。大國必須有自己的工業體系，不能什麼都靠“買買買”，否則容易被“卡脖子”。
2010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超過美國以後，美國似乎一下子緊張起來，推出一系列發展制造業的舉措，希望“再工業化”“制造業回歸”。
根據有關文獻，1950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比重接近40%，1980年下降到30%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不到20%，2010年下降到不足12%。經過十多年所謂的“制造業回歸”，制造業占GDP比重不僅沒有增加，還在繼續下降。
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也有下降趨勢，2004年占比約32%，2021年約為27%，2022年為27.7%。近年來，中央把穩住制造業比重作為一項重要指標考核各省（區、市），引起瞭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
但我們不能發展低附加值的制造業。新一輪的科技和產業革命，最大的特點是先進制造，是將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各行各業結合起來，走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高端化道路。
南方財經：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目前有哪些難點？
龔曉峰：國傢給企業明確指出瞭轉型升級的大方向和重點，但企業傢依然顧慮重重，主要有四點擔心，也是四對矛盾。
一是轉型升級的長期性與短期困難的矛盾。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動態的過程，見效不會立竿見影。企業傢也懂得轉型升級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眼下的困難如何度過？如何讓企業活下去？短期內不見效，企業容易急躁，轉型升級的動力不足。
二是轉型升級的復雜性與能力不足的矛盾。轉型升級不僅需要大量投入，更需要復合型人才支撐。傳統企業由於路徑依賴，缺乏新技術積累，缺乏既懂傳統產業又懂新興技術的高端人才。完全委托第三方公司未必靠譜，一是費用高，二是“外來的和尚未必能念本公司的經”。
三是技術更新快、產品周期短與投資方向判斷難的矛盾。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浪潮讓人眼花繚亂，技術趨勢很難判斷，需要長期培育的技術不敢投、不敢碰，短期能看清的賽道大傢一哄而上，競爭激烈。
四是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系統的多樣性與企業運轉的協調性之間的矛盾。企業數字化轉型涉及到技術、業務、組織、文化、戰略、產品、供應、財務、辦公等方方面面，有的可以自己做，有的委托第三方專業公司做。但“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系統之間的銜接不夠、標準不一，系統無法集成，運轉不靈。
讓更多創新要素向企業集中
南方財經：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政府可以提供哪些支持與引導？
龔曉峰：制造業轉型升級的見效不是一朝一夕，所以需要讓企業有階段性的目標和成果收益，通過細小的變化、細小的收益，不斷嘗到轉型的甜頭，增加轉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政府層面，應該深入瞭解企業當下面臨的難題，細化企業轉型升級的需求。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入手。
一是，制定轉型升級的規劃和政策，明確轉型升級的方向和重點。這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做瞭大量工作，包括宏觀的、具體行業，全國的、區域的，國內的、國際的發展方向和趨勢規劃，等等。
二是，鼓勵建立轉型升級示范園區和平臺，樹立轉型升級的標桿企業。這些年，各級政府建立瞭各種示范園區、數字化工廠、數字化車間、綠色工廠、綠色車間等，有的不僅給牌子、給稱號，還會給一定的示范資金，將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
三是，國傢和省市縣（區）設立轉型升級專項資金，鼓勵設立轉型升級產業基金。各級政府都有鼓勵技改和轉型升級的專項資金，效果比較明顯。國傢已經成立瞭千億級的轉型升級產業基金，還讓有關省市配套成立瞭子基金。
四是，通過環保標準、安全標準、質量標準、水耗、能耗、土地利用等達標要求，倒逼企業轉型升級。前些年“去產能、調結構、治大氣”等一系列要求已經淘汰瞭大量企業，僅河北就排查出“散亂污”企業超13萬傢，其中直接關閉8萬傢。
但也不能一棒子打死，還是要給機會。例如，河北省匯聚中科院等大院大所資源，在全國首創“工業診所”“工業醫院”“工業大夫”三級診療服務體系，組織專傢幫助企業“一對一”診斷，並給出解決方案，推動企業綠色化轉型達標，實施效果很不錯。
南方財經：當前，國傢呼籲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深圳民營企業占全市企業總量的97%，2022年民營經濟占全市GDP比重達55.9%。深圳推動“制造業立市”的進程中，民營企業承擔什麼樣的角色和作用？如何為民營企業營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龔曉峰：有人把深圳稱為“中國矽谷”，但深圳的短板非常明顯。
2023年美國矽谷科技公司名單中，隨便一傢都如雷貫耳，是各自細分領域世界一流企業，如蘋果、谷歌、特斯拉、英特爾、英偉達等。
我們常說深圳的“土特產”是企業傢，而深圳有11傢本土企業入選《財富》雜志2023年世界500強，除去央國企，科技型的世界一流企業很少。
制造業當傢必須科技當先、核心技術領先，特別是“卡脖子”技術和產品一馬當先。
深圳有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於企業等“6個90%”的特點，企業作為創新主體，更要保障科技成果為企業所用、人才培養成果為企業所用，讓更多創新要素向企業集中，助力企業做大、做強、做優、做久。
具體來看，我認為深圳可以從產教結合、產研結合、產融結合、產需結合四方面發力。
產教結合，就是培育、引進拔尖創新人才，保障人才培養成果為企業所用。深圳在“大院大所”方面先天不足，高校較少。這些年，深圳加強瞭與世界名校合作，鼓勵國內外名校在深圳創辦分校或合作辦學，已經建成的有11所，正在籌建或已經簽署辦學協議的有11所。同時，深圳也加大瞭引進院士和高端人才的力度。
產研結合，就是鼓勵和引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動對接世界頂級科研院所和高校，圍繞“20+8”產業，尤其是“卡脖子”技術和產品，設立“中心-外圍”研發機構，由企業牽頭、以企業實際需求為中心。
產融結合，就是幫助科技型企業解決資金問題。近期深圳印發的《關於促進民營經濟做大做優做強的若幹措施》也提到，要加強民營企業融資支持，設立50億元中小微企業銀行貸款風險補償資金池。
產需結合，就是打造更多應用場景，給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更多試驗和落地的機會。比亞迪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源於深圳率先推動城市公交電動化、出租車電動化，給瞭比亞迪先行先試的機會。深圳應發揮首臺（套）保險補償機制作用，在政府管理、標準制定等方面先行先試，為民營企業創新產品提供更多應用場景，讓深圳的產品走向全國、走向全球。
此外，從中央到深圳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政策文件都提到瞭培育和弘揚“企業傢精神”。
深圳的“狼性文化”非常有名。“狼”的成長需要高山、草原，不能“圈養”，不能天天遇到“獵人”。深圳要營造適合“狼”按照自然規律去成長的生態，打造一塊讓企業傢安心成長的創新高地，即是培育高度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推動“兩業”深度融合
南方財經：從美國等發達國傢工業化歷程來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如何看待制造業與服務業的比重問題？如何令“兩業”更好地匹配發展？
龔曉峰： 從發達國傢和發達地區先進制造業發展歷史來看，服務業必須緊緊跟上。如今的服務業不是“洗頭洗腳”，而是與先進制造業深度融合，發展軟件信息、電子商務、跨境電商、法律事務等高端服務業。
去年深圳推出“20+8”產業發展戰略後，市政府給各部門和各區進行分工，實施方案中包括瞭金融等現代服務業配套政策。深圳“十四五”規劃提出，將打造國際化的生產性服務業體系，到2025年現代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77%以上。
以知識產權保護為例，“20+8”產業發展過程中，如果企業花費大量資金和精力研發的成果輕易被仿制，將大大傷害企業利益，降低其創新積極性。
所以，深圳前不久連發三個營商環境工作方案，其中特別強調“創新知識產權全鏈條法律服務。建立政府支持,律師事務所、公證處、司法鑒定機構、仲裁機構等法律服務機構參與的全過程、多維度、全方位法律服務鏈”。
深圳還應該根據“20+8”相關產業要求，逐個細分領域建立全球頂級的檢驗檢測平臺、軟硬件測試中心等，高度重視質量、標準、專利、品牌等高端中介機構的建設，在現代服務業各細分領域先行先試。
同時，深圳有毗鄰香港的地理位置優勢。深圳的高速發展得益於改革開放，而其開放的窗口，很大程度上是從香港打開的。
目前，深圳的國際化水平、深圳企業對國際市場的熟悉程度，都存在明顯短板。因此，深港合作需進一步深化，要利用好香港的國際化規則優勢，以及金融、國際法律糾紛、國際仲裁、跨境電商等高端服務業優勢，推動“兩業”匹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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