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丁莉 廣州報道
上世紀90年代，在國務院“科技工作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的口號下，中國第一所新型研發機構——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落地廣東。此後，一批新型研發機構在不同產業領域“開花結果”，僅廣州便有近80傢新型研發機構破土而出。
在粵港澳大灣區精準醫學研究院（下稱“精準醫研院”）助理院長吳靜之看來，近年來新型研發機構的快速增長，表明戰略性前沿技術、共性關鍵技術日益受到關註，更折射出業界對於破除科技成果轉化藩籬的迫切需求。
科研與產業“脫節”現象長期存在：一方面，松垮的產研聯結導致技術供需脫節，企業與科研院所難對接；另一方面，出於市場不確定性顧慮，企業對創新性和顛覆性項目不敢投資，高校科研人員在推動產業化方面則缺乏動力和經驗，導致科研成果“走不出”實驗室，或“夭折”在“最後一公裡”。
據世界銀行統計，在部分發達國傢產業化率高達80%的背景下，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平均僅有15%，專利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
新型研發機構正是在此情況下應運而生。利用靈活的市場化機制，其能夠自如穿梭於科研與產業的中間地帶，將脫節的“兩張皮”縫合起來，推動產業集群提質升級。但同時，其特性又決定瞭政府無法完全“放手”，如何進一步解決“四不像”帶來的資金、人才等掣肘仍是其可持續成長面臨的重要問題。
貼身產業釋放磁聚效應
2011年前後，珠三角“世界工廠”崛起，對自動化的需求日漸增長。著眼於此，在中國科學院沈陽自動化研究所分所與廣州市南沙區管委會的共建下，廣州工業智能研究院（下稱“廣州工智院”）正式成立，意圖將老工業基地的自動化經驗和技術向廣東產業落地。
“10年代，人口紅利充裕，企業主動求變的積極性並不高。”廣州工智院院長於廣平回憶，客戶難找、成果難落地，一大難關橫在這傢新生的新型研發機構面前。
在這樣的背景下，南沙區科工信局帶著廣州工智院的研究員挨傢挨戶走訪企業，最終促成院裡的幾支團隊分別同幾項重點行業的龍頭企業結成“對子”合作。
廣州支柱產業之一的紡織服裝是最初的試水點之一，幫助互太紡織印染有限公司實現污水處理智能化，這是團隊接下的第一個任務。在於廣平的記憶裡，合作前期，團隊幾乎住廠裡，“為瞭盡快摸清企業的需求，我們每天跟著他們的工人一起上班，然後回到實驗室推演方案，小試之後再返回工廠搭建中試裝置……”
市場務實逐利，制造企業“不見兔子不撒鷹”，企業隻有在見到改造實效後才肯簽訂合同、接續投入，改造與試驗前期的耗資往往由廣州工智院自行承擔，來自政府的啟動經費幫助廣州工智院撐過瞭初生期。
從開始對接企業算起，到簽下第一份合同，廣州工智院花瞭大約一年半時間。
隨著互太紡織改造成效顯現，廣州工智院亦與首批龍頭客戶建立瞭合作推廣機制，其客戶開始以滾雪球的模式迅速增加，智能配色、染料助劑智能輸配送等技術相繼落地制造田野。
與此同時，技術成果轉化為研究院帶來不菲的收入，這些資金將作為經費投入下一輪科技研發，形成良性“血液循環”。如今，經過12年成長，從市場上賺得的資金已經占據廣州工智院整體收入的三分之二。
隨著新模式不斷探索，近年來成立的新一代研發機構“謀生”渠道進一步多元化，技術成果落地產業的時間歷程也已被壓縮。
以精準醫研院為例，成立僅兩年多時間裡，其在類器官、腫瘤新藥、影像診療、IVD制劑等方面都已有企業或潛在企業孵化中。啟曜生物科技（廣州）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目前該公司已開始天使輪融資，多個產品管線有序並行，在腫瘤精準治療方面建設瞭臨床藥敏技術平臺，並即將在上海、南昌、武漢開展業務。
吳靜之介紹，在成果孵化培育階段，精準醫研院能為項目匹配應用場景和臨床資源，提供技術及商業化驗證服務，以及園區孵化落地服務和產業投資基金。
強大的造血能力已成為新型研發機構“標配”。除企業孵化，精準醫研院的資金渠道還囊括同企業聯合開發，設立種子基金吸引社會資本，以及提供專業檢測、咨詢服務等。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廣州市新型研發機構已服務企業5438傢，技術性收入高達19.79億元。
而自我造血僅是新型研發機構眾多任務中的一個。吳靜之解釋，由於聚焦關鍵共性技術，新型研發機構並非僅僅服務某傢企業，而是為產業集群成長提供平臺支撐。據瞭解，依托復旦大學背景，精準醫研院正將長三角優勢科創力量引入廣東，並通過中國醫療器械創新創業大賽吸納優質項目落地。吳靜之預測，“以研究院為中心，上下遊產業鏈將加速在南沙聚集，這一效應或在未來1-2年內凸顯。”
以此為縮影，在廣州，一批由新型研發機構孵化的企業正源源不斷地湧現出來。通過技術作價入股、建設孵化載體等方式，近80傢機構累計孵化801傢企業。從聚焦“未來產業”技術供給開始，到孵化並吸引更多企業集聚形成產業生態集群，這些類似“產業前哨”的機構正釋放出強烈的磁聚效應。
兜底機制與自主性缺一不可
吳靜之認為，新型研發機構與大學、科研機構、事業單位、企業均不完全相像，但卻綜合瞭這些主體的優勢，有助於建立起靈活的市場化的運行機制和用人機制，破除產業資源整合的體制機制障礙。
但新型研發機構也正面臨人才引進的難題。
多位業界人士反饋，新型研發機構無編制、無級別、無人員經費，相比於事業單位吸引力較低；同時由於工資薪酬不占優勢，在同一個企業爭取人才時也缺乏競爭力，也導致行業人員流動性強。
對此，一些新型研發機構已經探索出一套柔性、靈活的聘任及激勵機制。吳靜之告訴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在人才引進方面，精準醫研院不僅通過年薪制、協議工資制、項目工資制等方式引進國內外一流科技領軍人才，還通過雙向掛職、短期工作、項目合作等柔性流動方式，探索完善雙重聘用、聯合聘用等靈活用人方式的成果分配和互認機制，實現與高校、醫院等單位的人才雙向流動。
廣州日前發佈的《關於促進新型研發機構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賦予瞭新型研發機構更大的自主權，提出科技成果轉化凈收入的70%以上可獎勵給科技完成人或團隊，以健全科技成果收益分配激勵制度，充分調動人才積極性。
吳靜之表示，“希望在配套設施、人才子女入學、出入國（境）、職稱評定等方面予以更明確的保障，也給予新型研發機構職稱評定、績效考核方面的更大的自主權。”
在強調市場性和自主性的同時，可靠的財政兜底極為必要，這決定瞭政府不能對其完全“放手”。尤其在新型研發機構成長初期，來自政府的資源支持不可或缺。
以生物醫藥領域為例，企業孵化涉及知識產權保護、樣品開發、臨床驗證、產品定型、註冊取證等諸多環節。吳靜之解釋，“成果產業化周期漫長，這導致資金回流慢，機構在短期內無法自給自足，至少需要5-8年時間。”
此外，成果轉化具有較大失敗率，試錯成本較高。缺乏容錯糾錯的兜底機制還容易導致新型研發機構過度市場化，背離公共技術供給的初心。
“政府在經費使用、審計管理等方面相對保守，這也限制著新型研發機構的靈活性。”吳靜之希望新型研發機構能夠在一定時間內獲得政府部門穩定持續的資金支持；建議能更多考慮新型研發機構實際需求，完善管理規章制度。
隨著成果轉化步入後期階段，由於成熟團隊進入市場進行產業孵化，研究院又會面臨“空心化”。於廣平表示，團隊青黃不接，導致研究院後續技術供給跟不上，投資機構出於風險考量往往不會投入太多，政府資金支持十分必要。
“事實上，目前我國新型研發機構大多是學習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後者經費由三個三分之一構成，分別是政府穩定經費支持、服務企業收入和相關配套獎勵。”於廣平認為，這一經費結構是相對合理的，但在中國的新型研發機構中，往往無法維持，經費緊缺幾乎是常態。
除寄希望於政府的穩定經費，社會資本成為另一種可能。日前出臺的《意見》鼓勵新型研發機構與社會各類風投創投機構合作設立基金，為成果轉化和孵化企業賦能。
目前，來自各領域的38傢新型研發機構聯合重點產業鏈鏈主企業、高科技企業、金融機構等共同成立瞭廣州市新型研發機構協同創新聯盟，打通瞭“政產學研金用服”全鏈條，多元社會資本進入，也將推動成果轉化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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