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焦點訪談):社會治理的“最後一公裡”在社區、在鄉村。這“最後一公裡”管理得是否精細、服務得是否周到,直接關系到百姓的獲得感。但基層的事兒往往瑣碎又復雜,用什麼辦法能有效提升基層的社會治理效能呢?好在我們已經來到瞭數字時代。現在,有很多地方都在積極探索推動智慧化社會治理變革,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完善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的基層治理平臺,健全城鄉社區治理體系。我們今天就來看幾個智慧社區、智慧鄉村的建設。

  楊君陽是山東煙臺市福山區永青社區的居民,之前,她一直在傢做一名全職媽媽。前兩年,當地推進基層網格化管理,她報名做瞭一名兼職的網格員。

  當兼職網格員那兩年,楊君陽管瞭326戶,每戶收兩塊錢,她一個月收入也就600多塊錢,待遇很一般,但幹的活並不輕松。為瞭更好地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她當上網格員的第一件事就是采集居民信息。

  作為一個位於福山區城市中心的社區,楊君陽所在的永青社區環境復雜,周邊有商超、醫院、學校,還有夜市,4500多戶居民,人口將近一萬人。當時整個社區,像楊君陽這樣的兼職網格員隻有14名,僅僅靠著幾名社區工作者和十幾名兼職網格員,要想把基層治理工作做好,壓力可想而知。

  不僅永青社區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經常遇到難處,福山區也意識到,在打通社會治理的“最後一公裡”,尤其在聯系服務群眾上,還存在短板和不足。

  山東省煙臺市福山區全域全科網格化管理服務中心主任張新萌:“基層群眾的一些問題訴求還不能做到第一時間全部發現,並且給予迅速回應。又比如在疫情防控最艱難的時候,明顯感覺到我們社區的工作力量不足,數字化、信息化賦能社區管理方面程度還不夠,導致瞭基層的工作力量發現處置效率不高,能力不夠。”

  為瞭扭轉這個局面,福山區組織專門力量去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學習一些社會治理的先進經驗,在煙臺市的支持下,福山區組建成立瞭山東省首傢實體化運行的全域全科網格化管理服務中心,以建設智慧城市為目標,打造一個數字化平臺,組建一支隊伍。

  張新萌:“首先組建瞭專職網格員隊伍,解決社區工作力量不足的問題,2022年初,社會化招聘組建瞭城市社區專職網格員隊伍。”

  楊君陽得知區裡要招聘專職網格員的消息,主動第一批報瞭名。從兼職變成專職,工資也從每月的600多元變成瞭2800元,繳納五險一金。跟做兼職相比,楊君陽的工作任務也多瞭,每天要巡查樓道街區,對轄區內需要照顧的特殊群體定期上門走訪,更新社區居民數據信息,發現有群眾需要解決的問題及時處理。

  楊君陽負責的網格內的一條街道是福山區有名的夜市,最近疫情好轉之後,夜市人流逐漸多瞭起來,每天一到傍晚,附近小區的進出通道就被人流圍得水泄不通,給群眾的出行帶來極大不便。楊君陽瞭解到這個情況,便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網格員在日常巡查中發現一些小問題,一般會根據情況自行處理,像商販占道經營這類問題,需要相關部門解決,楊君陽便會通過手機APP將事項上報。

  在福山區新建成的網格化管理服務數字平臺上,專門建立瞭事件處置流程。

  就在楊君陽上報的第二天,區裡和街道聯合相關職能部門,現場進行瞭處理。有瞭這個網格化管理服務平臺,不僅基層服務效率提高瞭,一些涉及群眾利益的政策服務也更加精準。

  由於社區每個月都會有老人年滿60或者70周歲,如果靠人工篩選,宣傳老年優惠政策,不僅效率低,還容易出現一些延遲甚至紕漏。

  現如今,在保證信息安全的基礎上,平臺把居民信息建立瞭標準化的數據模型,進行不同的數據分類。這樣一來,涉及到老人、黨員、退役軍人、育齡婦女等特殊人群的相關政策服務就可以分門別類精準推送。

  社區治理,是城市基層治理的“最後一公裡”,而在我國廣大農村,如何打通基層治理的“最後一公裡”,取決於鄉村兩級的服務能力。

  山西省河津市的西磑村當地有個風俗,誰傢有人結婚,除瞭婚禮當天要擺宴席,婚禮籌備的過程中還要請客吃飯,少則十來桌,多則20多桌,按照村裡每桌六個碟子八個碗的習俗,最少要花1萬多元。

  老一輩留下的傳統,大夥都隻好照辦,盡管這宴席都不願意請,但誰傢都不好意思破這個例,前不久,就有村民在網上說起瞭這個事。

  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鎮西磑村村民薛效軍:“我就抱著試一試的想法發出去,沒想到書記看瞭以後立馬進行議事。”

  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鎮西磑村黨支部書記薛民:“我接到以後馬上進入商議環節,請各位村民對村裡的紅事議事問題發表意見。”

  這是西磑村一起由村民在網上發起的“村民說事”,議事全程在一個名叫“村級事務管理平臺”的微信小程序上辦理,隻用瞭5天的時間,紅事前議事不擺宴席就形成瞭決議,寫進瞭西磑村的《村規民約》。

  而在使用這個村級事務管理平臺之前,西磑村和河津市其他的村莊一樣,在鄉村基層治理方面存在很多困難。

  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鎮黨委書記吳鵬:“原來基層治理確實是比較頭疼,主要靠村兩委幹部和鄉鎮幹部,包村幹部再加上黨員在一起治理鄉村。一個是能力不足的問題,再一個是幹部隊伍建設的問題。”

  這幾年,山西省在促基層治理能力提升方面也采取瞭一些措施,比如建立瞭一支網格員隊伍,日常為群眾服務,幫助群眾解決困難。盡管如此,西磑村的村支書薛民還是覺得在基層治理的“最後一公裡”,很多服務還可以做得更細致更周到。

  就在西磑村嘗試探索利用數字化工具治理鄉村的時候,村委委員范軍奇在網上發現瞭一個村級事務管理平臺的小程序,這個小程序是由農業農村部指導,騰訊公司開發推廣的,不僅免費,正好還可以滿足西磑村的需求。

  自從用上瞭這個村級事務管理平臺,西磑村把村務公開、環境衛生、鄰裡糾紛、村規民約等村級事務都搬到瞭網上。

  把村務曬到網上,事件處置全流程公開透明,讓村民更放心、更安心,因此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喜歡上瞭這個實用的小程序。在“村民說事”的板塊,不管大事還是小事,甚至一些不好說的事,隻要提出來,就有人回復辦理。

  依托這樣一個村級事務管理平臺,西磑村在服務群眾的“最後一公裡”,又往前推進瞭一步。到目前全國已經有5000多個村莊開始通過這個平臺,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村級事務管理,力求為群眾的服務更為及時、精準。

  山西省河津市委組織部副部長趙峰:“下一步計劃將西磑村工作經驗向全市143個行政村和社區來推廣,做好鄉村信息化、數字化的賦能鄉村振興的普及推廣工作,進一步打通服務群眾的‘最後一公裡’,實現基層治理、鄉村治理能力水平全面提升。”

  智慧社區、智慧鄉村等社會治理“最後一公裡”的嘗試,大大提升瞭基層的辦事效率,也激發瞭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給居民帶來更多獲得感和參與感。

  作為一種新的嘗試,目前,智慧化社會治理還在探索的過程中,從數據共享到部門協同,還存在很多難點和挑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隨著數字化、智慧化和基層治理體系的深度融合,我們不僅能打通精準治理的“最後一公裡”,還能更進一步,優化公共服務的“最後一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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