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的“金融強國”,既不能走蘇聯式計劃經濟金融壓抑的老路,也不能走西方式金融空轉資本套利的邪路,而是要構建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全面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和水平,積極服務國傢重大戰略實施和新動能培育,為國傢可持續發展營造更加良好的金融環境。
本文字數約13287字,閱讀需要14分鐘。
▲本文刊發於核心期刊《金融經濟學研究》2024年第1期
摘 要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金融強國”概念。“金融強國”的內涵體現在內外兩個維度:
對內主要表現為擁有資源配置功能完善、高度發展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能夠為實體經濟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同時有效防范金融風險和危機,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
對外主要表現為在國際金融領域具有較高的地位和影響力,能夠參與制定國際金融規則和標準,具有較 強的國際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拓展業務和市場份額。當前,我國作為金融大國,距離建設金融強國的目標仍有一定距離。
未來,應從三大政策落點推進金融強國建設:一是落實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特別是通過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和數字金融,提供高質量、普惠性的金融服務;二是完善高質量現代化的金融監管體系,強化金融法制建設,保障整個金融體系穩定運行;三是著力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引進來”與“走出去”並重,穩慎紮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規則制定和改革,向世界提出中國方案。
關鍵詞:金融強國;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國式現代化;金融監管體系;金融開放
一
引言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次提出“金融強國”概念,強調“以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為目標”。繼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列出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農業強國、海洋強國、貿易強國等13個強國目標後,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進一步確立“金融強國”目標,無疑是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新征程中增加瞭金融發展的戰略維度,也使得中國崛起過程中的要素支撐更加立體、牢固。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無論是在資源配置、資產定價還是在風險管理方面,其工具價值凸顯,也日益成為國際政治博弈的重心。改革開放45年來,中國金融業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成立第一傢商業銀行到形成完整的金融市場體系,從國內走向國際,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取得瞭一系列歷史性的重大成就。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金融政策立足國情,從實際出發,準確把握中國經濟金融發展的特點和規律,銀行、證券、保險、債券、信托、期貨等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日趨健全,逐漸走出瞭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發展之路(王文,2019)。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10次提到“金融”,高度重視金融發展在百年新征程中的作用與意義。結合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金融理念的演進,金融助推國傢崛起之勢正在形成(王文等,2019)。 從全球范圍來看,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地緣沖突、非傳統安全、氣候變化、超級疫情等一系列因素沖擊下,世界經濟面臨增長速度長期放緩的挑戰。全球金融危機前的2000—2007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速為3.68%;全球金融危機後,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2010—2019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速放緩至3.16%;進入第三個10年(2020—2022年),世界經濟增速進一步放緩至2%左右(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按不變價格統計),全球層面金融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支撐功能變得乏力;另一方面,大國競爭、地緣沖突、氣候變化等領域的金融風險也在不斷累積。 從國內角度看,當下中國剛剛解決瞭貧困問題,實現瞭全面小康,但如何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讓國有資產和財富更加保值增值,讓中低收入者能夠共享經濟增長和國傢進步的紅利,都是金融強國建設的題中之義。在此背景下,系統思考“金融如何為國傢強大和民族復興服務”這一問題,界定“金融強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明確其定位,闡述其政策含義,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和戰略考量。二
金融強國釋義
(一)金融強國的內涵與外延
1. “金融強國”的內涵。什麼是金融強國?從字面意思來看,“金融強國”是指“金融強大的國傢”。 “金融強大”主要體現在內外兩個維度: 對內, 一是 在金融功能演進和金融發展層面,表現為金融的各項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完善而強大,如中介功能、服務功能、資源配置、經濟調節、風險規避、信息傳遞、公司治理、消費引導、區域協調等,能夠提供多樣化的金融服務和產品; 二是金融市場和體系的強大,即擁有資源配置功能完善、高度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和投資銀行、租賃公司等金融中介機構,以及成熟高效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保險市場、外匯市場等,能夠為實體經濟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三是擁有先進的金融科技和創新能力,能夠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質量,不斷推出新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滿足市場和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 四是擁有健全的金融監管機制,能夠有效地防范金融風險和危機,維護金融穩定和安全。 對外,金融強國在國際金融領域 具有較高的地位,能夠參與制定國際金融規則和標準, 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和品牌影響力,能夠在全球范圍內拓展業務和市場份額。從中國的金融發展實踐來看,中國的金融強國之路還遠不夠,體現為“大而不強”。因此,金融強國的“強”與其說是一個形容詞,不如說是一個動詞,其意義更加側重於“發展金融業使國傢強大”,表示金融對國傢強大有著像產業一樣的支撐作用(王文等,2019)。
2.“金融強國”的外延。金融業的穩定健康發展是建設“金融強國”的基礎,除此之外,“金融強國”這一概念還包括多個維度的外延,如金融機構體量的繼續增長、金融風險的預防和化解、金融服務的普惠與高效、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金融科技的創新應用以及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強國地位。這些維度的目標不僅依賴於金融業的發展,還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有效的監管體制、公平的市場競爭以及進一步深化國際合作。從這個方面看,金融強國,不隻代表著金融行業規模與服務能力的增強,還承載著國傢經濟繁榮和國際地位提升的時代使命。
從國內看,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意味著“金融要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質量服務”,就是要在保證國傢穩定與安全的前提下,通過金融體系改革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這其中包含改革、發展與穩定三大目標的協調推進。在這一過程中,中國金融業要提高資金融通、資源配置、信息協調、結構調整等功能效率,進而為推動科學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區域協調發展、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貢獻力量。金融主管部門和金融機構應具通過一系列金融制度、金融政策、金融工具與金融服務的系統性安排,促進科技開發、成果轉化和高科技的創新發展(科技金融),引導更多信貸、債券、基金等資金流向環境治理與生態理念先進的產業(綠色金融),為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且有效的金融服務(普惠金融),滿足老齡化背景下普通大眾隨著年齡增長而離開工作崗位後的綜合金融需求(養老金融),還要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如移動支付、網上金融服務等升級傳統金融服務業態(數字金融),為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傢核心競爭力提供新動能。
從國際看,加快建設金融強國,意味著中國金融行業應著力推進高水平開放,敢於善於配置全球資源,在金融業高速增長的同時必須確保國傢經濟金融穩定和安全。這就要求中國金融業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既要吸引更多外資金融機構和長期資本來華展業興業,提升跨境投融資的便利化與高效性,穩步擴大金融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還要努力推動中國資本與金融服務走向世界,提升人民幣國際化,完善金融服務“一帶一路”,引領全球金融治理,在國際金融市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擴大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
可見,加快建設金融強國不僅意味著建成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更意味著需要建立完善的金融頂層設計與高效安全的金融監管體系,是中國未來推進金融業創新式發展的必經之路,也是共同推動全球金融治理體系進步與發展的強大支柱。
(二)金融大國與金融強國的差距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才開始建立起自己的現代金融體系,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開始從無到有逐漸發展完善,金融機構開始市場化運作,金融開放度也逐漸提升。目前,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一大新興資本市場,還是全球成長速度最快的資本市場之一,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銀行業市場、全球前三大證券與保險業市場,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全球金融大國(王文等,2019)。但中國的金融市場化程度和金融服務質量與傳統金融強國特別是美國、英國相比仍有相當大距離,中國超大城市如上海、深圳等的金融中心建設卓有成效,但其重要性、國際排名距離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東京等城市還有不小差距。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近年來突飛猛進,但中國金融國際話語權仍跟不上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要求(王文,2019)。因此,中國雖已成為金融大國,但還不是“金融強國”。具體來看,金融大國與金融強國的差距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金融基礎設施仍需完善。金融基礎設施主要包括支持金融運行的硬件設施和軟性制度安排,對一國經濟發展、金融穩定、社會安定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國金融基礎設施中,法制環境、市場透明度、監管能力等軟實力一直滯後於金融硬件設施的發展速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2021)。2022年8月,《期貨和衍生品法》正式施行,重點規范期貨市場和衍生品市場。2023年5月,國傢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在原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基礎上組建,中國金融監管體系從“一行兩會”邁入“一行-總局-一會”的新格局。隨著中國金融行業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創新產品的推出節奏不斷加快,產品結構日趨復雜,金融行業大多跨行業經營,現行的法律與監管體系也需要與時俱進,提升法制監管的針對性和適應性。
2.金融市場機制有待完善。我國金融產品的定價、買賣和風險管理方式等市場機制仍不完善。以資本市場中的股票市場為例,2023年2月,隨著中國證監會就《首次公開發行股票註冊管理辦法》等制度規則草案公開征求意見,我國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正式啟動。此前,註冊制主要在上證科創板、北交所等市場試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市場主體和監管能力等方面原因,我國資本市場仍然存在虛假信息披露、欺詐上市、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問題,要在滬深主板全面推進註冊制改革,仍然任重道遠。註冊制改革要求更加嚴格的信息披露和監管機構的加強執法,能夠提高市場監管的有效性。註冊制改革的全面實行將有助於減少虛假陳述和欺詐行為,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增強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再度強調瞭推動中國資本市場的註冊制改革,並完善發行等基礎制度。這一舉措旨在提高市場的公開透明性,促進市場資金的流動和企業的健康發展。
3.金融中介機構深化水平有待提高。金融中介機構是一個國傢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中最直觀的部分,是廣大企業與居民接觸金融活動、從事金融業務的中介,也是衡量一國金融深化水平的重要指標。在中國的金融機構中,與證券、基金、保險和信托相比,銀行機構占絕對的主導地位,與發達國傢銀行深化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截至2022年末,我國金融業機構總資產達419.64萬億元,總負債382.3萬億元。其中,銀行業總資產379.49萬億元,總負債348.0萬億元;銀行在金融機構總資產中的占比高達90.4%,在總負債中的占比高達91.0%。而證券業、保險業總資產和總負債占比僅為9.6%、9.0%。這表明我國金融中介機構資產相對較低,我國金融中介機構深化水平有待提高,金融市場有待進一步發展。
4.金融相關信息服務有待完善。總的來看,國際金融信息服務市場仍然處於美、英等金融強國的高度壟斷之下,其金融信息服務市場歷史久遠,高度發達,中國的本土金融信息服務機構起步較晚,大都選擇在模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仍然缺乏有國際影響力與公信力的金融信息服務機構。長期以來,我國金融監管機構通常用看待媒體的方式來看待金融信息服務機構及其發佈內容,往往忽視瞭其中所涉及的話語權、金融安全等內容。因此,總體來看,我國對金融信息服務內容、傳播的監管理念、框架還需要加強,亟須完善(王文,2020)。
5.金融資產結構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雖然中國目前已經建立瞭種類比較齊全的金融市場體系,但我國金融資產結構與美國等傳統金融強國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在資金融通功能方面,突出表現為直接融資水平仍然較低,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通過國內債券市場融資受到局限,股票市場融資機制仍不夠健全。在政府部門,中央和各級政府擁有龐大的國有企業股權;在居民部門所持有的股票股權資產中,股票僅占約四分之一,其餘是流動性較低的未上市公司股權;在非金融企業部門,貸款仍是中國企業債務融資的主要來源,證券投資基金份額偏低;在金融部門,金融機構的資產和負債更依賴於存貸款,導致銀行業積累的金融風險越來越高,金融市場的風險分散功能受限。因此,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完善金融市場功能方面,強調更好發揮資本市場樞紐功能,疏通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這與此前中央多次提及的提高直接融資占比的要求一致。
6.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有待進一步提高。隨著IMF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正式成為全球第五大貨幣,這既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裡程碑,也是中國金融市場逐步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突出表現。2023年3月,人民幣在中國跨境交易中的使用(48%)首次超過美元(47%),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又一個裡程碑。然而,從國際貨幣的三大職能來看,人民幣作為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儲備貨幣的作用與美元相比在絕對值上仍有相當大差距。2023年10月,在全球跨境貿易結算中人民幣支付比例為5.12%,美元為84.22%,中國經濟主體在國際貿易中采用人民幣計價並沒有明顯的競爭優勢,人民幣的國際支付比例(國際支付比例即交易比例,包括跨境貿易、初次和二次收入轉移、證券投資、直接投資、其他投資在內。)為3.6%,而美元為47.25%。截至2022年末,人民幣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占比2.69%,美元為58.36%。此外,在跨境支付結算方面,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有待進一步充實壯大。
7.國際金融機構話語權低。中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創始國之一,但是中國在這兩大金融機構中的話語權卻不高。首先表現在投票權上,2010年IMF和世界銀行對投票權進行瞭改革,改革後中國投票權份額分別為6.08%和4.57%,排在美國、日本之後列第三位。其後十幾年,盡管中國經濟規模不斷增加,早已超過日本,但中國在IMF和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份額並未根據經濟體量做出調整。其次在高級管理人員方面,中國籍高層與其他經濟大國相比數量不多,與中國的金融大國地位並不匹配。
此外,正如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所指出,我國“經濟金融風險隱患仍然較多”“金融亂象和腐敗問題屢禁不止”,金融監管能力和治理能力存在薄弱環節。總體來看,金融服務於國傢強大的支撐性作用仍然不夠明顯。
三
金融強國的定位
(一)發展金融業使國傢更加強大的功能性取向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首提“金融強國”,不隻是要實現一個金融強大的國傢,更重要的是提出“通過金融使國傢更加強大”的功能性取向和終極目標。金融的核心功能是資源配置功能(白欽先和譚慶華,2006),相較於其他手段,金融方式更為高效,常常能夠以較小的成本撬動大量的資源。一個國傢的強大不僅表現在能夠有效動員其疆域內的人力、生產能力和自然資源,而且突出地表現在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動員域外的人力、生產能力和自然資源為其服務,這是金融功能突破國界的自然結果。歷史上的強國荷蘭、英國以及現在的美國,都有賴於強大的金融體系維持其國際地位。隨著國際貿易的興起和全球市場的形成,現代金融體系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金融已經成為一種極其重要的國傢能力。
然而,不同於西方國傢以資本為中心的金融強國道路,中國金融強國建設對內服務於實體經濟,以人民為中心,最終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對外為國際社會提供金融公共產品,為廣大發展中國傢提供金融支持。“通過金融使國傢更加強大”的取向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宗旨使得百年來金融的功能有瞭實質性的擴展與提升,不再局限於經濟層面,而是上升到價值取向層面。
(二)金融強國的實質
是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
金融最早是為適應實體經濟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歷史也表明,實體經濟才是一個國傢經濟增長的永恒動力和不竭源泉(陳雨露和馬勇,2013)。學術界普遍認為,2008年源自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金融資本過度脫離實體經濟運行的結果(陳繼勇等,2009;朱太輝,2010;謝傑和張海森,2010;林毅夫,2012),是金融過度自由化、資產過度泡沫化的結果(Gorton,2012;Bronerand Ventura,2013)。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傢對金融本質和規律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始終將服務實體經濟視為金融業立身之本。這是對實體經濟作為國傢發展基礎的深層認知,更是構築中國未來發展戰略優勢的根本支撐。中國版的“金融強國”,既不能走蘇聯式計劃經濟金融壓抑的老路,也不能走西方式金融空轉資本套利的邪路,而是要構建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全面提高金融服務效率和水平,積極服務國傢重大戰略實施和新動能培育,為國傢可持續發展營造更加良好的金融環境。
(三)金融強國的底線
是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風險
縱向審視改革開放45年的發展歷程,橫向比較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各國金融實踐,可以得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未爆發大規模金融危機、未陷入長期蕭條且成功實現高速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這一結論。中國金融業實現瞭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沒有實現的奇跡,那就是無金融危機的國傢崛起。“無危機崛起”是中國發展有別於西方的重大特征,是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不斷防范金融風險發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成績。“無危機崛起”的奇跡表明,源於本土、“幹中學”的中國經濟與金融治理經驗是卓有成效的。中國成功借鑒瞭西方經濟與金融增長的有益經驗,也不斷汲取西方周期性爆發金融危機的負面教訓。中國應有更強的自信與底氣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提高中國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努力實現從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的轉變。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再次強調,化解金融風險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對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才能更好地保證中國作為全球唯一一個沒有發生過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要經濟體,也是唯一一個將金融監管重要性置於國傢發展戰略頂層設計中的主要經濟體(王文,2019)。
(四)金融要為強國建設
和民族復興偉業而服務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金融要為強國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而服務。金融的功能不能停留在為少數富豪和高凈值人群獲得收益這個層面,更重要的是為其賦予民族和國傢的時代使命擔當。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是國傢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的中國,金融業早已不再僅僅是服務經濟、配置資源的手段,而是成為國傢發展的支柱和國際競爭的關鍵。金融服務能力越強,經濟運行就會越順暢,國傢核心競爭力就會更強大。更重要的是,強大的金融服務能力,不能隻服務於部分領域、部分人群的財富增長,而是應通過推動金融業的科技化、數字化、綠色化發展,通過推廣普惠金融和養老金融服務於所有領域,惠及全體國民,最終促進整個國傢的高質量發展。由此可見,構建服務於高質量發展的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本質上就是為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就是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的發展目標。
四
金融強國的政策落腳點
(一)落實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功能導向
金融要進行跨時空的價值交換和價值轉移,但其根本目標是要服務於實體經濟,金融要真正回歸服務的本源,為更多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服務。“金融強國”意味著不僅要提供更好的融資渠道,更好地實現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導向,更重要的是在理念上註重金融的質量、效率、可持續性,以及規模增長的目標和功效。其中就涉及要增強金融服務能力,優化融資結構,豐富金融產品,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支持將資金精準導向實體經濟,是金融強國的第一個政策落腳點。具體來說,金融政策制定者應通過一系列金融制度、金融政策、金融工具與金融服務的系統性安排,確保整個金融體系不斷地服務於實體經濟以及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中講到的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提供普惠性的、人人都應該有權利享受到的金融服務。
1.科技金融:金融助推科技創新。科技金融是科技進步與金融創新相結合的產物,其目標是通過金融體系的運作,形成合理的風險評估和價格確定機制,引導資金流向科技領域,實現資金資源在科技項目間的有效配置,從而促進科技開發、成果轉化和高科技的創新發展。在這一過程中,科技創新與金融資本進一步深度融合,從而形成良性循環。科技強國、制造強國的建設都需要金融來助推,沒有一個強勁的金融體系,就不可能孕育出現代科技和現代產業。發展科技金融,首先應保證國傢、地方和企業對科技創新的投入,提高科技和教育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占比。中央和地方政府應將財政向科技方向傾斜,特別是擠出地方債務中的形象工程水分,擴大科創專項債規模,鼓勵發行科技型企業債券,鼓勵科研機構和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將資金切實用於提高科技進步,支持實體經濟;其次,推動科技產業與金融產業的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以股權投資為主、“股貸債保”聯動的金融服務支撐體系(王觀等,2023)。加強科技產業和金融產業的協同合作,加快引導科技型企業以上市、發債等方式進行融資,鼓勵金融機構為科技企業提供風險投資、信貸等金融服務。再次,要把支持初創期科技型企業作為重中之重。綜合利用科技股權投資、科技成果轉化貸款、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科技型中小企業信用貸等多種方式扶持初創期科技企業。
2.綠色金融:推動經濟社會的綠色低碳發展。發展綠色金融的目的是引導更多信貸、債券、基金等資金流向環境治理與生態理念先進的產業,從而實現雙碳目標。首先,從頂層設計出發,建立健全綠色金融體系。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場建設,做到全國減碳一盤棋,不斷建立和完善碳排放的激勵機制、考核機制、懲罰機制、補償機制等,打造“定價機制+碳排放衍生品+跨境人民幣碳交易結算”特色碳金融體系(蔡彤娟等,2023)。其次,鼓勵和推動各類金融機構廣泛發揮綠色金融的抗風險能力,開展壓力測試等金融服務,開發防災基金、綠色衍生品等金融工具。再次,為綠色科技初創企業提供多元化融資渠道,支持建立綠色產業創投基金、綠色創業項目信息平臺、綠色產業資金扶持平臺等(王文和劉錦濤,2021)。
3.普惠金融:提高覆蓋面和均等化程度。普惠金融的宗旨是為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且有效的金融服務。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數字經濟與普惠金融正在快速融合,逐漸形成數字普惠金融生態。發展普惠金融,首先應轉變傳統金融服務理念,通過關鍵數字技術創新打通與信用網絡的融合,利用遠程、自動、數字化方式為更多低收入人群和中小工商業者服務,提高普惠金融覆蓋面和均等化程度。其次,註重對接鄉村振興、創新創業等國傢發展戰略,把普惠金融納入鄉村振興扶持政策,加大對相關稅費的減免力度,助推農業、農村、農民融合發展,加大對城鄉居民和個體工商業者的創新創業貸款力度,推出“鄉村創業貸”等普惠金融創新產品。再次,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普惠金融的投入力度,完善信貸支持服務,加大信貸投放額度。同時為普惠金融服務提供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支持措施。
4.養老金融:滿足日益增長的養老需求。養老金融概念可界定為滿足全體社會成員養老需求而開展的各種金融活動,包括養老金金融、養老服務金融和養老產業金融(董克用和張棟,2017),其目標是滿足老齡化背景下普通大眾隨著年齡增長而離開工作崗位後的綜合金融需求。
發展養老金融應聚焦薄弱需求,可從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多元化的養老服務體系,在維持養老金的可持續性的同時,發展包括養老金管理、養老資產管理、養老服務咨詢在內的多種業態形式。二是發展養老產業金融,推動養老產業與金融創新的深度融合。發展包括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和私募基金等在內的促進養老產業發展的多樣化融資手段,開辟新的融資渠道。三是在創新養老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同時加強監管。一方面鼓勵金融機構根據老年人的特點和需求推出創新的養老儲蓄、養老保險、養老信托等產品和服務,為老年人提供更加靈活多樣的養老選擇;另一方面加強對養老金融的監管和管理力度,保障老年人的利益和養老金融的安全與穩定。
5.數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務質效。數字金融主要通過信息技術手段如移動支付、網上金融服務等升級傳統金融服務業態。數字金融能夠顯著提升傢庭收入,特別是對農村低收入群體而言,數字金融的迅速發展能夠幫助改善農村居民的創業條件,通過提升創業機會的均等化促進包容性增長(張勛等,2019)。發展數字金融一是要鼓勵金融機構加強信息技術研發、引進和應用力度,提高數字化服務能力和水平,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到金融產品設計、信貸審批、風險管控等各個環節,開發移動支付、在線貸款、智能投資顧問等數字化金融服務產品。二是要加強金融機構與電商、物流等外部機構的協同合作,支持金融機構與電商、物流等企業合作開展數字化金融服務,借助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提高金融服務效率,改善用戶體驗。三是要發展數字產業金融,通過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不斷提升數字金融對企業研發、產業升級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適配性和精準性。
(二)完善高質量現代化的金融監管體系
建設金融強國離不開包容、技術進步和創新的監管體系。與貿易開放不同的是,金融開放往往會放大國內經濟中的扭曲程度,並會加劇經濟波動,甚至帶來金融危機(王永欽等,2016)。因此,金融發展的基調始終是在國內金融體系比較健全的前提下,再進行比較穩健的金融開放。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金融系統有力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作出瞭重要貢獻。(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N]. 人民日報,2023-11-01(01))強調必須堅持把防控風險作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堅持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推進金融創新發展,堅持穩中求進。因此,金融強國的第二個落腳點是建立高質量的、現代化的金融監管體系,使得整個金融體系穩定運行、減少漏洞,強化金融法治建設,讓金融業發展合規化、規范化、法治化、透明化、公平化。
中國要有金融發展、監管改革的自覺動力。一方面要推動穩增長,另一方面還要防風險。具體政策層面,一是推進中小金融機構改革轉型,通過制定中小銀行改革化險方案及時處置中小金融機構風險,加快中小銀行兼並重組,通過“一省一策”方式加快農村信用社改革。二是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全面推進地方政府債務公開,加快編制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推進政府債務立法,強化法律保障,在嚴控增量的同時通過再融資和債務重組化解存量。三是完善房地產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避免房地產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一視同仁滿足民營房企的金融需求,放寬金融機構對民企放貸的業績考核約束,支持民企上市融資,提高民企自身造血能力。
(三)著力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
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要著力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確保國傢金融和經濟安全。高水平開放正是金融強國的第三個政策落腳點。“引進來”方面,要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對接國際金融體系的現有框架和國際前沿規則,在做好金融監管的前提下穩步推進各領域向外資開放,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提升海外投資者對我國金融市場投資的便利性,吸引更多投資銀行、證券基金、保險服務等金融機構特別是包含股本、債權等形式、期限在1年以上的長期資本來華開展業務,投資中國的科技企業、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走出去”方面,要同時推動金融監管、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服務、金融基建、金融機制、金融治理的改革創新,提高金融機構的全球競爭力,加強優質金融服務,服務好“走出去”和“一帶一路”建設。穩慎紮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基於貿易投資的實體需求健全人民幣國際化所需的金融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不斷拓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網絡功能和產品體系,吸引更多直接參與者,擴大業務覆蓋面;進一步提升人民幣的計價和儲備功能,在大宗商品貿易和跨境電商中推廣以人民幣計價;進一步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通過貨幣互換、雙邊投資協議(BIT)、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等渠道完善離岸市場人民幣供給機制;加快數字人民幣應用與發展,積極推進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健全跨境資金流動的審慎管理框架,強化人民幣國際化的風險防控工作。
當下全球經濟放緩和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負面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傳導到瞭金融行業。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必然會導致全球市場波動性上升。金融市場對於全球和地緣經濟、政治事件更加敏感,這本身也對金融機構的盈利和風險管理構成瞭極大挑戰。對中國來講,面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較高的全球金融風險環境,應該堅持走自己的金融特色發展之路。在這個過程中,要保障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提升金融抗風險的能力。面對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風險復雜化的局面,中國更應以金融強國戰略提高國內金融市場的韌性,鼓勵金融機構增加資本儲備,繼續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和改革,向世界提出中國方案。
五
結語
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金融業也是如此。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正堅定地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金融推動國傢崛起的戰略日益明晰,真正有效的“金融強國”概念應源於推動國內金融發展的實效與全球金融治理提升的成果(王文,2019)。
金融強國是目標,更是過程。面對經濟增長乏力、金融風險復雜化的局勢,中國更應該以金融強國戰略提高金融的韌性,鼓勵金融機構增加資本儲備,繼續推動金融科技創新,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和改革。一方面,要切實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務,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另一方面,要更多地推動金融業改革,大力落實金融服務於實體經濟的功能導向,完善高質量現代化的金融監管體系,並在此基礎上推進擴大金融高水平開放。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目標,實際上就是為中國廣大金融行業的直接從業人員和每一個享受金融服務的國民,都提出瞭新時代的要求和使命擔當,進而在金融強國建設過程中構建中國特色金融體系,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白欽先,譚慶華.論金融功能演進與金融發展[J].金融研究,2006(7).
蔡彤娟,林潤紅,張旭.中歐碳排放權交易的市場化比較—基於國傢金融學視角[J].金融經濟學研究,2023(2).
陳繼勇,盛楊懌,周琪.解讀美國金融危機—基於實體經濟的視角[J].經濟評論,2009(2).
陳雨露,馬勇.大金融論綱[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董克用,張棟.中國養老金融:現實困境、國際經驗與應對策略[J].行政管理改革,2017(8).
林毅夫.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的原因與教訓[J].中國市場,2012(37).
王觀,遊儀,王沛.讓創新的種子競相萌發[N].人民日報,2023-10-09(18).
王文,賈晉京,卞永祖等.大金融時代:走向金融強國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王文,劉錦濤.“碳中和”邏輯下的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與未來[J].當代金融研究,2021(1).
王文.加大金融對外開放佈局金融強國戰略[J].金融世界,2020(1).
王文.試論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J].當代金融研究,2019(2).
王永欽,高鑫,袁志剛等.金融發展、資產泡沫與實體經濟:一個文獻綜述[J].金融研究,2016(5).
謝傑,張海森.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J].國際貿易問題,2009(7).
張勛,萬廣華,張佳佳等.數字經濟、普惠金融與包容性增長[J].經濟研究,2019(8).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中國金融軟實力:金融強國軟支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朱太輝.美元環流、全球經濟結構失衡和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2010(10).
作者 王文 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蔡彤娟 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