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經》是歷史上影響非常大的一部經典,甚至有人說《金剛經》是所有佛經的骨髓,是佛經的代表。 唐代的三教論衡,就是儒教、佛教、道教相互辯論,代表儒教的是《孝經》,代表道教的是老子《道德經》,而代表佛教的就是《金剛經》。 不光是信佛的人,不信佛的人也非常瞭解《金剛經》。 比如唐代武則天統治時期,武則天要修一座非常大的佛像,會花很多錢,預算開支緊張。 所以很多儒傢的士大夫上書表示反對,反對的一個理由就引用《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就是說佛經當中都講,你造佛像是用形象來求佛道,是走瞭邪路,你就不應該修大佛像浪費民脂民膏。 這就能看出來,全社會其實對《金剛經》的理論其實都是比較膺服的,甚至反對佛教的人,也在引用《金剛經》。 《金剛經》在全社會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對於南宗禪來說,《金剛經》更有一番尤其特別的意義。 胡適先生曾經有一個著名的觀點,他認為六祖惠能之前的禪宗,實際上是以《楞伽經》的思想為主要的指導思想,但是到六祖惠能這裡,他用《金剛經》革瞭楞伽宗的命,然後把楞伽宗這個禪宗思想清除掉以後,才產生瞭真正意義上的南宗禪。  胡適先生認為楞伽宗或者《楞伽經》的主旨思想,就是“漸教”,本來就是講的“法門是漸”,然後到瞭六祖惠能和他的弟子神會那裡,這個思想就完全變化瞭,開始完全提倡頓教,這個已經不是楞伽宗的本意瞭。   六祖惠能和他的弟子神會非常大膽地用《金剛經》來代替瞭《楞伽經》,《楞伽經》的法統就被推翻瞭,楞伽宗的心要(中心思想)也被轉化瞭,所以惠能和神會師徒倆,他們倆的革命不僅是南宗革瞭北宗的命,實際上是一個般若宗革瞭楞伽宗的命。   如果胡適先生的觀點成立的話,那麼《金剛經》的影響對於南宗禪的成立,是至關重要的。   就歷史事實而言,胡適先生的講法,確實有一定道理,在菩提達摩和他的頭幾代弟子的時候,《楞伽經》確實是對於禪宗有影響,甚至說對當時那些中國禪師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其中有兩點尤其特別值得我們註意。   第一個方面:在方法論上,《楞伽經》比較強調“宗通”。《楞伽經》中講的兩種通,一種通是“宗通”,是宗旨的“宗”,指離開語言文字,直接達到佛教深奧的義理,意指修行者自證自悟;第二種通是“言通”,也叫說通。運用語言文字、概念范疇這種思考進行佛教的教化傳播,對於初學者加以啟蒙。   宗通和說通的區別就是把“言”和“宗”,即佛經中的語言文字和背後的宗旨,區別開來。佛經中直見心性的“宗門”和強調思想體恤的“教下”的區分就逐漸形成瞭。《楞伽經》對“宗通”的強調對後世的禪宗是非常具有啟發意義的。   第二個更為重要的方面:是《楞伽經》強調的是如來藏思想,在思想上重視如來藏學說。什麼是如來藏呢?認為一切眾生的煩惱身,一切眾生的色身、肉身、煩惱身當中,都藏有自性清凈的如來法身。   每個凡夫俗子都有本來清凈的如來法身,而一切眾生的自性都含有如來的功德,所以這被稱為“如來藏”。 其實,如來藏思想跟我們以前說的“本覺”有密切關系。如來藏思想一直是重要的思想基礎,禪宗心性論的核心,其實就是如來藏思想,使中國禪師超越瞭當初的單純的憑借坐著的坐禪達到心定專一的目的,而進入瞭這種本體論、心性論探討,開始重視探討心性本源的體悟。   在這意義上,其實《楞伽經》如來藏思想的影響是貫穿整個禪宗始終的。   《金剛經》的影響確實是很重要很大的,但並不是說《金剛經》取代瞭《楞伽經》。   我個人觀點是,六祖惠能《壇經》是在固有的《楞伽經》思想的基礎上,又加入瞭《金剛經》的般若空的思想。   《壇經》一方面用《楞伽經》的思想,講你是有如來藏的,你是有佛性的;另一方面又用《金剛經》的思想,告訴你,佛性是般若空性的,是空的。   六祖惠能把這兩方面比較完滿的結合,《六祖壇經》恰恰是一種綜合性創新,而不是一個非此己彼的、A取代瞭B的這種關系。 《六祖壇經》當中,實際上是融合瞭《楞伽經》和《金剛經》關於心性的觀點,六祖惠能強調的本來清凈的本心本性,便是性覺和性寂的辯證統一。 如來禪的概念,其實就是《楞伽經》弘揚出來的;而祖師禪,恰恰是六祖惠能在《楞伽經》和《金剛經》等傳統的佛教文獻影響下,自己的一個綜合性創新。 聽瞭《金剛經》裡“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話,六祖惠能想發心出傢,五祖弘忍傳六祖法的時候也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講完這個以後,慧能一下明白瞭,一切萬法都是來自於自心,這樣的話就溝通瞭他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溝通瞭他對宇宙本源和人的心性的認識,就把原來的如來藏性加入瞭般若空寂的思想,使兩者結合起來成為非常靈動的、活潑的中國“祖師禪”。 (作者張雪松: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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