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個“數字遊民”，怎麼樣 | 光明網評論員

光明網評論員：“4年走遍20個國傢，95後女孩裸辭成為‘數字遊民’”——今日華西都市報的報道，再次將“數字遊民”這一概念帶到人們眼前。

“數字遊民”，是指過著數字遊牧生活的人，最初源於新千年左右一本名為《Digital Nomad》（數字遊牧）的書。書中論述瞭一個觀點：“技術可能會讓社會回歸遊牧的生活方式”。華西都市報這篇“數字遊民”報道的主人公，是一位旅遊博主，本來是辭職旅行，結果“辭職旅行”卻最終成為瞭新工作，目前在各個社交平臺已經有瞭兩百萬的粉絲。

遊民這個詞很有意思，表征一種超出定居定點生活的狀態。互聯網技術打破瞭以工廠、公司為主要單位的工作場景，解構瞭那種流水線串聯起來的封閉空間，似乎讓更多“打工人”奔逐到瞭自由廣袤、水草豐美的地方。尤其是，這種狀態是生活與工作一體的，審美與謀生一體的，似乎消解瞭工廠、公司場景下分工對生活的異化，何其動人。因此在招聘平臺的調研報告中，76.4%的00後願意成為“數字遊民”，2022年全球“數字遊民”已經達到3500萬人。

不得不說，和這個龐大的意願相比，“數字遊民”提供的可能隻是一條狹窄的通道。遊民前面有“數字”二字，已經標定瞭這個概念是基於技術媒介存在，而技術並不中性，本質上是由資本驅動的。技術媒介展現的是資本的高階邏輯，流量讓資本加速流動、熱搜不斷創造著資本變現的時刻，一個要在這當中謀生的人，其實要遵守更為嚴苛的資本增殖邏輯，比如粉絲量、轉化率、外鏈數量，以及各個平臺不同而繁瑣的推量規則。這些，各平臺的博主、網紅、UP主、KOL已經深有體會。打破瞭工廠和公司的邊界，媒介生存者仍然處於一個封閉的資本空間中，隻不過，KPI的評價規則不同瞭，是更大的自由承諾之下的高階績效管理。

今天報道“數字遊民”的主人公是以視頻、照片為主產品的旅遊博主，她對目前工作的感受是“對人的自覺性要求很高”，“有時候看到一個好看的東西，第一反應是一定要拍下來，哪怕心裡是不想拍的，身體還是會驅使自己拍下來，這是另一種無形的約束，也是一種‘職業病’。”這個真實的體會，也傳遞瞭技術媒介對“遊民”潛在的訓練和要求。2012年，Facebook（臉書）幾乎是以一種急迫的態度收購以圖片照片為展示形態的Instagram（照片墻），提出的價格超過後者雙倍的市值。這在當時曾被包括Facebook高管在內的很多人的不理解，直到人們很快發現，這個收購是以“互動率達到Facebook10倍”“廣告營收貢獻率占比超過50%”為指向的。如果要在這樣的平臺上謀求數字資產的積累，那麼必須要遵循它的系統增殖邏輯，無論你的照片和視覺產品是什麼審美。

如果僅講擇業，“數字遊民”肯定是一個新的選擇，新的機會。如果在擇業上增加自由向度，甚至寄寓詩與遠方的希望，估計它不免會讓向往者失望。數字技術常常帶來自由錯覺，尤其在互聯網普及早期的時候，也許現在，更應該看到它控制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