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伊比利亞人征服美洲空間的初始解釋和理由

下文摘自《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19輯）》，由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編。

16世紀伊比利亞人征服美洲空間的初始解釋和理由

〔委內瑞拉〕卡洛斯·阿方索·弗朗哥·希爾 著

薑玉妍 譯

15世紀末，歐洲探險傢代表卡斯蒂利亞王國來到後來被稱為美洲的領土，開啟瞭一個全新的歷史階段，徹底改變瞭全球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層面的關系、觀念和動態。然而，這一過程的第一階段，即通常在史學上被確定為“征服”的階段，在不同的領域內發展起來，出現瞭一個對於歐洲人來說全新的地理空間和與其人類學概念相對立的一些居民，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瞭他們的理解和認知方式。

如果單純地從文化情境出發，探險和定居的過程是圍繞著以前伊比利亞人在亞速爾群島、加那利群島和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探險經歷而展開的，構成瞭1492年事件前後的背景，如1479年的《阿爾卡索瓦斯—托萊多和約》（Alcaçovas-Toledo），該和約促成瞭法律和宗教條約的建立，為16世紀的征服合法化奠定瞭基礎。通過對這些過程和討論的分析，我們可以確定一些因素，使我們更接近美洲歷史在上述階段發展起來的其他標準。

一、將美洲征服作為文化問題

隨著1492年歐洲人抵達並逐步定居在後來被稱為美洲的領土上［馬丁·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ldsmuller）在1507年出版的地圖上首次繪制瞭“美洲”］，在世界上形成瞭一個歷史性的時代，由此帶來瞭一系列問題，並揭示瞭有關事件的復雜性。因此，可以從不同的維度來處理歷史分析的層次；其中之一是對文化問題的解讀，這些問題已經逐漸交織在大陸空間的動態現狀中。

考慮到這一點，以下方法從文化形貌“碰撞”的角度來解讀16世紀的美洲征服問題，這些文化形貌在有關社會行動者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得到瞭發展。具體來說，我們將把重點放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伊比利亞主體上，這將使我們首先從國傢限定詞（西班牙和葡萄牙）中，打破對這些主體的同質化概念束縛，理解半島王國的異質性特征是文化形貌的一個基本要素，構成瞭與其他“海外領土”（plus ultra mare）形貌的互動框架。同時，我們將更加接近於對人類和領土的解釋范式，以及從形成的想象中為征服所開啟的歷史進程提供法律依據。

在進入深度敘述和分析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些概念標準，用以處理這篇文章。首先，我們確定，在我們的解釋興趣下，“文化”這個術語超越瞭一些科學定義，這些定義將概念局限於人類所創造的東西上，在自然與文化之間產生瞭一個對立的標準。我們將專註於概念化，使文化成為組織社會生活的認知關系，與構成社會物質生活的強制性關系共同形成支架。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說：

文化包含瞭一套抽象化的社會過程，或者更復雜地說，文化包含瞭一整套抽象化的社會生產、流通和消費的過程。

內斯托爾·加西亞·坎克利尼（Néstor García Canclini）指出，文化研究領域正在向社會歷史領域過渡，這迫使我們深入理解社會現象中可認知到的解釋框架，它們已經或可能具有歷史性。

考慮到這一定義，我們分析的主要目的不是伊比利亞人在16世紀的美洲做瞭什麼的問題，而是伊比利亞人作為一個文化主體，如何利用一系列諸如宇宙學、象征性、意識形態和宗教之類的文化負載，去解釋超出自我認知體系外的人類、社會和地理狀況，從構成的地方進行解釋。這一因素將逐步把伊比利亞文化形貌的轉變作為初始框架，並引入一種更復雜的新文化形貌：美洲文化形貌。簡而言之，這一框架讓我們看到埃德孟多·奧戈爾曼（Edmundo O’Gorman）所命名的“美洲的創造”的更深層面。

同樣，我們需要確定我們所說的“文化形貌”的概念是什麼，以及它是如何在社會行動者的互動中被破壞的。我們可以將“文化形貌”視為文化互動的范疇，它以文化行動者和文化集體的異質性為基礎，通過四個構成要素聯系在一起，正如亞歷杭德羅·格裡姆森（Alejandro Grimson）在他的文章《文化的界限：身份認同理論的批判》中指出的那樣，這些要素是可能性領域、各方互動的邏輯、共同的象征性情節和共享要素。

“可能性領域”涉及定義社會生活選項的多種解釋、象征和代表，盡管它們是異質的，但它們是對文化形貌定義的邊界，從而從部分形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從一個集合體形成一個整體。例如，我們可以在16世紀的美洲案例中看到，伊比利亞人的表現可能性是多種多樣的（一名塞維利亞人與一名裡斯本人並不相同），從異質性中形成瞭一個整體的形貌。他們有拒絕人類犧牲的共同意識，決定瞭其與同一領域中前西班牙美洲文化代表的界限，在那裡獻祭是一種常見的儀式行為。

這個可能性的框架是相互聯系的，因為其中有一種邏輯使其在思想意識的基礎上變得合理，盡管行動者具有異質性，但他們構建瞭社會生活並使得這種互動變得合乎邏輯。這是由一個共同的象征性情節所補充的，在這種情節中，盡管事物的意義可能不同，甚至相互對立，但它們位於同種框架下，使概念的補充和對立都可以被理解。

最後，文化形貌的參與者有著共同的要素，這些要素在發出時可能是分散的，但最終會將上述系統合並在一起。考慮到上述構成要素，我們可以認為“伊比利亞人”是“伊比利亞”文化形貌的軸心主體，從1492年開始，它與其他文化形貌接觸，它們中大部分沒有聯系，但都同為新互動的參與者，在隨後的時代中將被定義為新的文化形態。

二、中世紀的人

文化背景是使1492年10月12日後的歷史進程變得活躍的基礎，以參與隨後事件的社會行動者的異質性表達為特點。雖然在後來被稱為美洲的整個領土上的原始民族確實是極其多樣化的，但逐步入侵新領土的歐洲人也以這種特殊性為特點，擴大瞭16世紀關於這塊大陸上的地理學和人種學知識，之前人們並不知道大陸是相連的實體。因此，首先要指出我們此刻指的是哪種歐洲人，這將使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確定在征服進程中，影響歐洲人日常生活和法律程序的文化要素。

在史學中，特別是在具有學術特征的著作中，人們常常認為是西班牙人領導瞭最初對美洲的探索和入侵，與僅限於在“新世界”東南海岸探索的葡萄牙人一樣。這一觀點建立在一系列模棱兩可且籠統的基礎上，扭曲瞭15世紀歐洲歷史背景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復雜性。然而，這種過於簡化的立場表明瞭一個事實：在大陸定居的第一階段是由伊比利亞王國領導的。在這一歷史性時刻，在教皇所代表的政治宗教權威的支持下，伊比利亞王國在這項事業中獲得瞭排他性，這個因素我們將在隨後的文中討論。

現在，必須指出的是，在有關文本中談論“西班牙人”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因為這一身份既沒有得到鞏固，也沒有在具體的文化遺產中被提出；它以1492年10月12日前後的兩個事件為基礎，是一件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情。這兩個事件為1469年著名的天主教雙王聯姻（1479年卡斯蒂利亞繼承戰爭後，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王國強強聯合）以及1492年1月2日格拉納達的收復失地運動。西班牙哲學傢胡利安·馬裡亞斯（Julián Marías）在概述西班牙思想的原始歷史基礎時提出瞭這個因素。

……入侵被認為是西班牙的損失，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永遠無法接受的；西班牙決定成為基督教王國，這意味著它成為歐洲的，西方的。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起源，對於收復失地運動，或對於什麼？對於失去的西班牙，因此是不真實的，但在其視野中存在，作為一個理想，一個目標。這是西班牙的計劃。

考慮到這一點，在15世紀末的時局中西班牙主體並不存在明確的身份認同，因此，大部分進入新世界的個人和集體並沒有對這一堅定的國傢計劃做出具體的回應。盡管必須指出，在西班牙身份統一的想法與該國各地的多樣化差別相去甚遠，但這同時也是聳人聽聞的獨裁計劃的結果，它與佛朗哥主義一起標志著西班牙20世紀的一部分。

在葡萄牙同胞中，這些身份認同的復雜性並未被深刻地表現出來，特別是由於葡萄牙人的想象力集中固定在非洲海岸的探險經歷上，這誇大瞭諸如航海傢唐·恩裡克王子（Dom Henrique）這樣的民族人物，同時也鞏固瞭天主教的統治。這些因素中的一部分為巴西社會學傢達西·裡貝羅（Darcy Ribeiro）所認知的“葡萄牙國傢出現的早熟”奠定瞭基礎。然而，重要的是考察進入巴西的葡萄牙人都是哪類人，因為這暗示著復雜且根深蒂固的文化結構。

因此，基本因素之一是將伊比利亞主體理解為15世紀在美洲進行探險並定居的歐洲人中的主要行動者。我們提出的一個默認因素是宗教決定因素，即葡萄牙人、卡斯蒂利亞人和阿拉貢人圍繞著天主教轉，這個因素鞏固瞭半島擁有歐洲文化的地位，並制約瞭兩個基本進程：其一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即羅馬教皇等級制度承認伊比利亞王國是天主教的堡壘；其二是在逐漸被吞並的美洲空間裡，圍繞基督教信仰及其實踐對社會主體進行限制。哥倫比亞歷史學傢赫爾曼·阿西涅加斯（Germán Arciniegas）指出，16世紀的美洲是“平民的黃金世紀”，他認為社會、政治和宗教進程是由進入該大陸的平民所推動的，他對這些人進行瞭這樣描述和形容：

前來征服的人民是野蠻的、危險的、血腥的、卑劣的，同時也是無知的……16世紀在美洲的軍隊是一個混亂的群體，其中不僅有戰士，還有許多其他職業的人，比如木匠、鐵匠、繩匠、泥瓦匠、制革師、軍械師、冶煉師、火藥商等。有時，部隊中的人是農民，他們在必要時變成瞭工匠……做出地理發現的農民、士兵、修士和工匠人群……是西班牙平民一部分，對於貴族而言則是一堆垃圾……

這一描述具體說明瞭在占領的初始階段執行西班牙計劃的部分主體，為瞭對地區間多樣的特殊性進行更深刻的探索，必須對這一主體進行分析，盡管對他們的分析會讓人感到有些奇怪，但它是後來從文化混合和融合的角度理解混血種族的一個重要因素。達西·裡貝羅（Darcy Ribeiro）同樣致力於另一個復雜的層面，描繪從1500年起到達巴西的普通葡萄牙人的面貌：

來到巴西的大多數葡萄牙人是流亡者。他們如此之多，以至於把這片土地都變成瞭罪犯的巢穴，不僅耶穌會士這樣認為，這些人自己也這樣認為……就巴西而言……應該指出，累計犯有三次罪行的犯人會被送往這片土地。流放到巴西被認為比到非洲或亞洲還要糟糕得多……因此這些人是葡萄牙派遣到巴西大陸，用以繁衍後代並征服大陸的。這些人，被強行安置到這裡……這些強壯而醜陋的人被迫成為我們的開國元勛，成為那些事實上強行開辦海外企業並孕育我們的人。

我們註意到，這裡提到瞭一個作為平民群眾的文化主體，作為16世紀在美洲占主導地位的歐洲行為者，其所承載的宇宙觀與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緊密相連，同時也是文化存在的構成基礎。現在，我們可以將伊比利亞主體框定為在半島特殊性下中世紀晚期的一種表達；然而，抵達美洲意味著對已形成的觀念和表現的沖擊，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關於文化碰撞的一章裡指出瞭這一設想，即在歐洲的種族和地理背景遭到挑戰的情況下，中世紀的人群開始用其想象力來解釋征服。

應該指出的是，雖然這種宇宙觀的基礎是天主教，但作為一個世俗的主體，同樣存在一些教義外的其他構想，這也是有關想象力的基本組成部分：

哥倫佈不僅相信基督教教義：他還相信（在那個時代他並不是唯一一個）獨眼巨人和美人魚，相信亞馬孫人和長著尾巴的人，而他的信仰竟和聖彼得一樣如此強烈，正是這種信仰使他最終發現瞭美洲。

盡管哥倫佈本身並不屬於伊比利亞主體，但他的邏輯和伊比利亞主體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框架下，即歐洲的框架，因此認為他屬於伊比利亞文化形貌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可以說，這種碰撞促使從中世紀伊比利亞主體過渡到現代西班牙和葡萄牙主體，這是胡利安·馬裡亞斯再次總結的言論：

文藝復興時期的進取精神使西班牙與葡萄牙一起遠渡重洋。美洲的發現……使勉強統一的西班牙超越瞭自己，也就是說，把它的計劃帶到瞭另一個世界……從而產生瞭近代史上絕無僅有的嫁接，其結果是天主教君主國的誕生……其另一個名字是西班牙王國，最初的西班牙隻是現在王國中的一部分。

三、新世界

最初強調的幾個方面主要涉及從1492年開始，那些美洲殖民者在文化和宇宙觀方面的基礎，1492年前後的那些時刻以同樣的方式逐步挑戰著想象中的固有準則。在我們看來，美洲的發現與歐洲人的想象這二者間的互動關系決定瞭解釋和整合的多重節奏，對16世紀初的伊比利亞人（尤其是到達美洲的普通伊比利亞主體）而言，這是對自然和人的重大發現。

這種互動是圍繞著一系列具有文化形貌的主觀先決條件所展開的，在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的作品《美洲的征服：他者的問題》中，按價值論、實踐論和認識論的順序確定瞭現階段大陸歷史差異性問題的核心。這種方法受到個人主觀行為的制約：新事物是好是壞（我想要或不想要），我對新事物感覺有多親近（我把自己同化為新事物，或者我把新事物同化為自己），以及我對新事物瞭解多少（我是否忽略瞭他者的身份，以及我對自己的身份瞭解多少）。

因此，考慮到上述問題，我們從一個場景出發，在主體內部並未形成具有當代一致性特征的身份認同，尤其是像西班牙這樣的國傢，民族性仍在構建中，內部蘊含豐富的多樣性，這將使得對人和自然的看法因人而異。

基於上述情況，美洲的大自然挑戰著15世紀末美洲殖民者的認知。這是一個面積與他們的世界無可比擬的領土：河流、叢林、山川和平原，其面積、顏色和氣味都對這一主體的認知構成挑戰。這是一種未知的東西，所以在理解它的最初時刻，他們是結合自己的信仰來理解的；如果考慮到我們談論的歐洲主體來自中世紀的最後階段，那麼關於這一領域的最初價值判斷（認識論層面的互動）指出他們已經到達瞭《聖經》中的天堂也就不奇怪瞭。哥倫佈在1492年的信中的論斷暗示瞭這一點：

……這些是證明這裡是人間天堂的重要跡象，因為這個地點符合那些神學傢的想象；此外，這些跡象也是非常一致的，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如此多的淡水這樣流淌著，與海相鄰。

這種對地理環境理解的進程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對其探險的不斷深入，這一要素也在動態中被重新解釋。然而，將美洲理解為天堂是一種被長期堅持的看法；已經發現17世紀中期的一些著作仍然這樣描述美洲領土。這可以從1663年西芒·德·巴斯孔塞洛斯（Simao de Vasconcelos）撰寫的《關於過去巴西事物的重要奇聞》中看出：

許多嚴肅的作者，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的，都認為上帝將人間的天堂創立在赤道以下至熱帶地區中部，在它下面，或在它旁邊，或從它向南……，他們認為，在赤道以下至熱帶地區中部，上帝創造瞭人間天堂，因為這是整個宇宙中最溫和、最宜人和最令人愉快的部分……

同樣，巴西作傢塞爾希奧·佈阿爾克·德·霍蘭達（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在其作品《天堂的願景》中認為，導致中世紀伊比利亞人前往新大陸的部分動機與“伊甸園”有關，其指的是在美洲領土上發現瞭《聖經》中的天堂，除瞭宗教因素外，還是在他們的文化框架下一個符合邏輯的想法：

事實上，經文中說，伊甸園在亞當後來居住的土地的東部，根據最初的表象這種跡象是值得懷疑的。但對安東尼奧·萊昂·皮內羅（Antonio Léon Pinelo）則不然。很明顯，聖書的意思是，就可居住的范圍而言，伊甸園所在的區域位於特殊的位置，遠離東方，在世界的另一個地方，遠離已知的土地，這隻能意味著這片區域在美洲。他很快就克服瞭另一個困難，他將天堂的四條河流即普拉塔河、亞馬孫河、馬格達萊納河和奧裡諾科河分別與比遜河、基訓河、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相互對應。另外，導致亞當和夏娃厄運的水果肯定不是隻在其他緯度地區自然生長的蘋果……知善惡樹的果實隻能是西班牙印第安地區的西番蓮果（maracujá、pasionaria、gradilla），它的香氣和味道能夠激起夏娃的食欲，其神秘的花朵明顯帶有主受難的標志。

這種觀念不僅停留在浪漫的、田園式的或理想的范圍內，而且還擁有具體的金融投資潛力，西班牙歷史學傢德梅特裡奧·拉莫斯·佩雷斯（Demetrio Ramos Pérez）在其1987年的作品《金色神話：起源和過程》中評論瞭這種做法。他指出，德國在這塊大陸上的投資是以“金色”作為理由的，它不是一個神話，而是一個可以承擔金融風險的現實。

以上是對領土位置方面的理解，此外還存在一個方面，即這一地理如何成為（或並未成為）“我所認知的世界的一部分，以及我如何將它整合到這一認知中”，涉及人類行為學的層次。當阿圖羅·烏斯拉爾·彼特裡（Arturo Úslar Pietri）在他的文章《哥特人、暴動者和幻想傢》［發表在《新世界，新世界》（Nuevo Mundo，Nuevo Mundo）中］中談到對三個意大利人［哥倫佈（Colón），發現者；佩德羅·馬爾蒂·德·安格萊利亞（Pedro Mártir de Anglería），解釋者；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érico Vespucci），命名者］的構想時，這種動態很容易將其綜合起來並加以說明。

因此，有必要考慮在1492年的時候，歐洲的各個知識界對世界持有什麼樣的想法，當時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主要與公元2世紀的特洛梅克（Tlomejco）地圖有關，在該地圖中，世界由三塊組成——歐洲、亞洲和非洲，領土被陸地之間的海洋（地中海）分割。

在這一層面的解釋中，探險傢們最合乎邏輯的做法就是將這些領土融入他們所知道的世界中，這一做法的代表是哥倫佈，他宣稱，根據克勞迪奧·特洛梅奧（Claudio Tlomeo）確定的空間劃分，新的領域是“印度群島”，已知世界的最東端。這種最初的認識導致瞭西印度群島這一常見叫法的產生，用以確定美洲領土。佩德羅·馬爾蒂·德·安格萊利亞在後來的時間裡，將這種融合的方法用於當時的人文發展，使用瞭“新世界”（Nuevo Mundo）這個詞來形容這些領土，盡管它們仍然與既定的觀念有關，但遠非印度的一部分。最後，亞美利哥·韋斯普奇不僅與新大陸被命名為美洲有關，他還是成功將大陸視野和固定領土視野帶到這些領土上的人，他將這一因素與已知的整合理念相對照，即新的板塊必須被整合進整體板塊之中。這樣一來，在全球地理學的發展中實現瞭一個非常重要的飛躍。美洲作為一塊領土，逐漸開拓瞭歐洲人的視野，反過來又改變瞭後者內部和外部的文化觀。

四、新人類

16世紀在對征服進程的解釋中，對“人類”的研究是最復雜的問題之一，因為歐洲人對美洲人的理解受歐洲自身文化的限制。這種復雜性最初始於對他人的無知和對自我的認知。

……在16世紀初，美洲的印第安人確實存在，但我們忽略瞭關於他們的一切。然而，正如可以預料的那樣，我們將關於其他遙遠種族的圖像和想法放到最近新發現的物種上。如果殖民者真的使用“相遇”一詞，那麼這場“相遇”將永遠不會達到如此激烈的程度：16世紀將發生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種族滅絕。

在上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中，歐洲人開始與美洲接觸。出於啟發式的原因，我們今天關於征服進程的分析更多地參考瞭伊比利亞人，而不是印第安人，因為盡管提到瞭對原始群體的描述，但這種描述是從傳播者的文化背景中產生的，因此它可以成為歐洲人用來理解土著人的認知網絡工具，用以處理對前者來說完全陌生的人類學現實。

因此，對於將印第安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人們有瞭初步的認識，這一問題在哥倫佈的信件中得到瞭證明，信中對未知事物的描述是占上風的，特別是與作者日常社會結構相悖的因素。信中重點敘述瞭土著人的裸體，以及對貴金屬分級的無知。這一框架對於理解相互之間的價值秩序和尺度是奏效的，不同的框架是無法被相互理解的。簡而言之，兩種文化形貌間是相互隔絕的。我們可以參考茨維坦·托多羅夫的價值秩序框架，它使我們看到伊比利亞人對美洲印第安人的解釋。

在價值論層面上，我們經常會發現判斷的立場遊走於善惡兩端，盡管從宗教的角度來看，天主教綱領之外的任何做法都是違反教義的；但在最初與美洲人的接觸中，歐洲人並沒有試圖對他們進行解釋，而是通過占卜對他們直接作出論斷：

……祭司們親自為歐洲天主教信徒預言未來的事情，以及他們在工作中所期待的結果，引導並使他們遠離戰爭……占卜是上帝唯一的恩賜，因此，濫用占卜的人應該被看成騙子而受到懲罰。

盡管伊比利亞主體在信仰實踐中可能具有內在的靈活性或形式，但宗教教義是特定互動中的基本依據，這導致瞭嚴重的主觀性立場。

在人類行為學方面，這種方法也是圍繞著歐洲主體所進行的，在這方面更常見的是將土著人相關的事務與歐洲世界所知道的事務進行比較，從而在主觀解釋中建立更密切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歐洲主體將未知的事務限定到文化形貌的認知網絡中，以便將其匯編成可以理解的事務。

阿爾瓦爾·努涅斯·卡維薩·德·瓦卡（Álvar Núñez Cabeza de Vaca）是卡斯蒂利亞的一名先遣官，他在日記中敘述瞭16世紀他在加勒比海被土著人俘虜的經歷，並詳細地講道：“他們都是戰鬥者，就像在意大利持續的戰鬥中長大的一樣，在防禦敵人方面相當狡猾。”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把理解帶到瞭他所知道的東西中，關於戰爭的概念，關於戰鬥民族的概念。總之，帶到瞭他理解的框架中。

在認識論方面，有一種困惑甚至使歐洲人與美洲人無法一起生活。我們認為，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土著人的做法不在伊比利亞人所理解的框架和認知之內。這可以從羅德裡戈·德·基羅加（Rodrigo de Quiroga）總督在1579年發表的評論中看出，他在智利說道：

……他們是一個全身赤裸的民族，缺乏司法秩序和政治生活，因為在他們中間沒有任何司法秩序，他們也不守真理，沒有任何羞恥心，不知道什麼是忠告，他們以酗酒為榮，獸性很大，而且有非常淫蕩的惡習，是一群非常懶惰、卑鄙、愛撒謊且貧窮的傢夥，不置辦或擁有任何財產，不種莊稼，甚至無法養活自己，毫無理智可言。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種判斷基於一種文化框架，它定義瞭面向制度性的司法概念和實踐以及法律的應用，但對上述土著人的生存形態、政治形態和司法形態卻一無所知。印第安人在當時伊比利亞形貌的文化解釋框架之外，因此伊比利亞主體對美洲形貌轉變和融合的預測十分有限。

這幾句話概括瞭這些人對那些為他們服務瞭近40年的人的看法。其中混雜瞭對印第安人拒絕播種的歲月的記憶和對印第安社會的扭曲看法，在這種看法中他們隻承認自己作為主體的存在，而群居生活中的任何其他特性都被排斥在上述討論之外。

五、來自經驗的法律體系

征服的法律體系基礎源自兩個要素：歐洲中世紀末的習慣法以及15世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征服和殖民之前的經歷。此外，還有另一個要素是從人性的角度思考1492年之前定居在美洲的土著人。

首先，支持征服的最重要的文件是由天主教會通過一系列“教皇訓諭”發佈的。其中第一個對美洲進程產生直接影響的是教皇尼古拉五世（Nicolás V）於1454年發佈的羅馬教皇訓諭，根據達西·裡貝羅的說法，該訓諭“使歐洲擴張合法化和神聖化”。其中指出：

……我們授予阿方索國王充分和自由的權力，其中包括入侵、征服、降服任何薩拉遜人（sarracenos，中世紀歐洲人對阿拉伯人的稱呼）和異教徒的土地和財產，他們是基督徒的敵人，應使所有的人都淪為奴隸，並將一切用於自己和後代的利益……

這是一份在1492年10月12日裡程碑事件之前的文件，對理解歐洲在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擴張進程至關重要，尤其因為它是證明殖民前的經驗為後來的形態提供條件的框架基礎。

與尼古拉五世發佈的教皇訓諭一起，1492年之前的另一份基礎文件是1479年葡萄牙王國和卡斯蒂利亞王室之間的《阿爾卡索瓦斯——托萊多和約》，該和約是一份和平協議，其為每個王國都劃定瞭事實上的海上航行區。這最初有利於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的沿海航行，同時推動卡斯蒂利亞人在加那利群島以外的地方進行探險，並將這些島嶼的主權授予卡斯蒂利亞人。

在加那利群島的權利方面，卡斯蒂利亞王國面臨的情況比較復雜，因為與葡萄牙人在亞速爾群島和馬德拉島上的情況不同，它們是無人居住的島嶼，所以適用無主財產（Rex Nullius）的法律準則，但加那利群島上有土著人：關切人。對於這一因素，訴訟依據的立場是基於1454年教皇訓諭中所規定的主要準則，用理查德·孔內茨克（Richard Konetzke）的話來說：

……符合當時一種普遍的法律理論，根據這種理論，將新發現的屬於非基督教王室的地域據為己有是合法的。中世紀人的法律意識是受宗教啟發的。作為基督徒，他認為自己應比異教徒享有更好的占有權。

關於征服關切人的描述和擺脫異教徒的態度一樣，即在征服者身上除文明之外，同時還有一種與信仰密切相關的因素，它產生瞭一種二元論，維持瞭一種對土著人的貶低態度，甚至在征服者最初剝奪加那利群島的土著人權利之前就已經有這種態度。

這些原則的重要性在於，在最初征服這群人性仍然存疑的人類群體時，美洲的征服並不是一個讓卡斯蒂利亞人措手不及的事件。

現在，為瞭我們的分析興趣，必須指出上述對道德和宗教的討論同樣是在既定的文化框架下進行的，因為對土著人人性的理解主要基於經院哲學的思想，而這種思想認為異教國王有權根據《自然法》（Derecho Natural）擁有財產和王國，這使伊比利亞人的入侵行為失去合法性。辯論的重點在於“亞歷山大訓諭”（Bulas Alejandrinas）的合法性（這些教皇訓諭在1493年確立瞭在美洲的探險分界線），盡管一些經院法學傢這樣認為：

……在這一點上，托馬斯·德·阿基諾（Tomás de Aquino）認為，基督並不希望成為一個人間的王子。由此他推斷……教皇也沒有世俗的權威，異教徒更是完全缺乏權威。

弗朗西斯科·德·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等人是這一立場的廣泛支持者。與之前的觀點相反，這種觀點認為，教皇的計劃是根據傳達者的準則，努力將信仰帶給信仰缺失者，根據這種觀點，人們將談論殖民為美洲所帶來的福音，而不是征服，16世紀西班牙社會在美洲的定居進程中，始終堅持為美洲帶來福音的說法。

正如我們所註意到的，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辯證的理想主義中，其結果是形成瞭萬民法（Jus Gestium）這一綜合法，隻要不侵犯土著人的權利，便賦予歐洲人在美洲定居以及發展經濟、政治和開展社會活動的權利。現在，如果土著人不尊重他人的權利或伊比利亞人“仁慈的”告誡，後者就可以自由地訓斥和制服他們。在沒有對話者和法官的情況下，這些暴行隻會以純粹的主觀秩序為基礎。

這一立場在一定程度上被16世紀的美洲，特別是加勒比地區發生的人口混合所削弱，這強化瞭委托監護制的引進和黑人的輸入，在當時的伊比利亞人的心智中這些黑人毫無疑問是“非人類”的。

總之，我們可以通過這些法規看到，在米歇爾·伏維爾（Michel Vovelle）定義的心智和意識形態概念的限制下，中世紀主體的法律、想象的轉變和文化表現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例中逐步構建起來的，這一進程隨著文化和人種融合進程的節奏而變化，在此基礎上，出現瞭一個新的社會行動者——作為一個整體的美洲人，成為新計劃在我們的大陸上穩固的標志。

結論：從征服和權力討論的角度解讀史學問題

關於16世紀對美洲領土的征服，再次陷入一系列以兩個癥結為特征的討論，我們認為這削弱瞭我們對這一事件的分析潛力。

第一個是指圍繞著諸如“發現、兩個世界的交匯、印第安人的抵抗或西班牙日”等使用范疇的價值判斷，從而引發瞭一場圍繞政治秩序——意識形態的辯論，結果通過一個實用的推斷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有問題的方法失效。

第二個問題涉及歐洲人在伊比利亞美洲殖民統治下建立話語權力的解決，這對該大陸的史學產生瞭影響，同時也簡化瞭一個歷史現實，這一歷史現實交織在一個變量框架中，後者使1492年以來的進程更加豐富和復雜。

其中一個適用的變量將我們引向文化史，我們將其作為分析準則，以此將征服作為一個由不同層面組成的復雜歷史問題來對待。我們在整個研究中使用的因素使我們能夠看到所構建的文化想象是如何在最初成為理解伊比利亞主體的橋梁。在日常所獲得的認知關系中，這些主體是一個不同世界文化形貌的一部分，與自然和人類等領域相互作用。對世界的認知是受條件限制的，人類學傢艾曼紐·阿莫迪奧（Emmanuel Amodio）以今天委內瑞拉東部特定空間為例證明瞭這個問題。

因此，庫馬納（Cumaná）開始瞭它作為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邊陲小鎮史：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居住在該地區的印第安人和最近到達的西班牙人。也許正是這種領土和文化上的邊界條件，從根本上說明瞭在西班牙人存在的三個世紀裡，委內瑞拉東部居民的演變和特征。

這個過程逐漸導致瞭某些意義的轉變，正如為瞭使新人種進入不久前所建立的人種框架，法律逐步進行瞭調整。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隨著征服，接觸的文化形貌開始瞭一個緩慢而持續的轉變過程，由於這些形貌是動態的，加之文化的適應、再認識和轉化，界限逐漸變得模糊。文化融合的過程導致瞭新主體形成，其在異質性中塑造瞭17世紀伊比利亞美洲殖民地社會的輝煌，殖民地社會在很大程度上由伊比利亞人對局外事物的解釋構成，直到逐漸使之成為自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