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津市外事辦公室、天津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和平發展基金會、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北京舒勇美術館等主辦的“習近平外交思想與‘身邊的國際社會’理論研討會”2023年5月9日在京舉行。近百位知名專傢學者與會。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文 受邀做瞭主題發言，講述當前“身邊的國際社會”的一些隱憂，以及推動對外交往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受到在場廣泛的肯定與回響。
如何長期包容全球高端的頂級人才，在當下中國，仍然是需要深度解決的難題。
王文受邀出席“習近平外交思想與‘身邊的國際社會’理論研討會”並做主題發言
感謝欒建章主任的邀請，選取瞭一個非常重要、貼地氣的主題進行探討。
這可能是全國乃至全球第一個聚焦在“身邊的國際社會”為主題的研討會。國際社會看似高大上，其實就在“身邊”。比如，我微信朋友圈裡差不多有三五百位老外朋友，有外交官、外媒、外國商人、外國學生等，加上可能超過千位的旅居海外中國人，每天的點贊關註聊天就很容易形成“身邊的國際社會”。
然而，我發現，微信有加好友限制，加到5000個朋友就無法相互查看朋友圈，隻能用於聊天。近幾年，微信將權限擴展至1萬個。但1萬名額恐怕對不少從事社會交往的人，尤其是在中國的老外未來會越來越多的預期下，肯定是不夠的。
從這個角度看，“身邊的國際社會”要構築、提升，進而推動中國的全球強國之路，首先要做好基礎設施領域的突破與擴容，這包括金融、營商、管理等多項制度基礎設施的擴容。
從長遠看，中國要真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要有吸納與兼容更多全球人才、外國精英的參與，真正做到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堅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堅持營造識才愛才敬才用才的環境”。
外國精英在中國長期居住數量、融入中國社會的難易程度，與中國和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傢的融洽度密切相關，也會關系到能否更容易地化解當下中國與發達國傢之間的摩擦。
更重要的是，從長遠看，且不說要不要像當年盛唐時期那樣長安城裡到處是外國人、外國人能當中國高官的盛況，至少可以說，當前在中國社會長期居住與工作的外國人數量與外國人才質量，與全球強國的地位還遠遠不符，甚至有一些隱憂。
據統計，近年來中國外國人總量在增加，但中國人傳統意義上的藍眼黃發“老外”數量出現瞭較大幅度的減少。據第七次人口普查，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間，發達國傢公民長居在中國的數量都出現瞭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如，居住在中國大陸的法國人從15,087人下降到瞭9196人，跌幅約40%。美國人由7.1萬減少到瞭5.5萬，降幅23%。長居中國的德國、意大利、日本公民人數也在下降。
作為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上海的外國人數量從2011年的20.8萬人下降到2021年的16.3萬人。我住在北京望京街道，是較為國際化的街區。十年前，望京據說有近10萬韓國人旅居，現在可能隻有2萬。中國的外國居民占比約0.05%，這個數據對於我們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言，實在是太低瞭，既不如日本和韓國的人口中有超過2%的外國居民，連老撾（約0.8%）、柬埔寨（約0.5%)都不如。
改革開放45年來，中國的外國居民數量總體是呈逐年上漲之勢的，但近年來上漲最快的仍是發展中國傢的居民，比如，來自緬甸的居民過去十年從3.9萬人增長到35萬人，增長瞭7.8倍。這絕非歧視發展中國傢，而是說，一般地看，來自發達國傢的高端人才比例更高，中國應該同時要引進更多來自發達國傢的外國高端人才。
然而，如何長期包容全球高端的頂級人才，在當下中國，仍然是需要深度解決的難題。202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學者菲利普·戴佈維格曾在2010-2021年間受聘西南財經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離開後的第二年即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事例，成為中外學術圈茶餘飯後的談資。
總體講，發達國傢的居民近年來在中國人數的減少，有新冠疫情原因，也有中美博弈加劇的原因，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平時在公開場合很少討論的原因，即中國實際運行的政策細節與社會文化離能順暢包容外國人的水平還差得很遠，離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
從整個政策落實、財稅吸引、營商環境、社會架構、輿論導向等方面，主動改革與擴容更多外國高端人才。
具體地看，至少可以在四方面繼續發力：
一是繼續在吸引外資、營商環境等各方面深度發力，保持外資快速提升。2020年中國吸引外資一度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從過往十年看，中國吸引外資平均保持在1600億美元上下，相比於美國長期保持在3000億美元左右的差距仍相當大。外資的快速增加，是提升國內發展預期、化解西方圍堵的重要手段。在這方面，按照加入WTO原則，從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在關稅壁壘、銀行金融、郵遞服務、證券保險、建築旅遊、教育通信等方面的外資準入方面，能做的還有很多。
二是社會觀念與文化氛圍上包容外國人。當下中國輿論中出現一些非主流、卻很嘈雜刺耳的評價黑人、白人的聲音。“非我族類，必有異心”的觀念，與中國文明古國的包容傳統不符，也不足以體現中國的大國自信。尤其是中西博弈加劇的大背景下，是否能平常心對待老外尤其是美國等西方國傢的來華普通民眾，考驗的是中國人對外交往的平常心。判斷一個種族的好與壞，要因人而異，而不是一人犯錯就牽涉其全部。根本標準，應是法律。老外若犯法，與國人同量；老外若長居，也應等同國人。不卑不亢，平常心待之，以法律為尺度，而不是以文化偏見與社會成見為尺度，是現代大國公民對外交往的重要價值觀。
三是要在財稅、居住、旅遊以及日常生活方面要有快捷與簡化的通道。要設身處地地思考，一位國外來華留學、工作與長居的外國人，要開通微信、支付寶、信用卡、社保、醫保、養老保險等生活必需手續，應該國民待遇化，要有與普通中國公民一樣的簡化方式。“統籌安全與發展”的關鍵是，在保持總體安全的前提下，還要推動發展，同時，在不斷推進中高速的發展同時，也能保持總體安全。不以安全為先、扼殺發展與對外交往，是考驗地方治理的重要標準。
有一次我去中西部某縣城調研，當地縣領導講述近年來當地經濟壓力，其中原因之一歸結為中美博弈加劇。而實際情況是，當地幾乎沒有外國人長居、甚至沒有外國人來旅遊，又談何受中美博弈的影響呢？由此看，地方政府如何真正地做到“統籌安全與發展”，需要有精細化的基層治理水平。在這方面，日常有上萬外國人居住的浙江義烏，近年來創辦“外籍商友卡”的案例非常值得借鑒與提倡。
四是在中國知識界對外交往的審批程序上也可推動改革創新。如果說官員與外國人交往需要審批報備是國際通例的話，那麼，中國知識界與外國學者、企業、使館、媒體及相關人士的交往不妨可以放開，至少可以把事前審批制改為事後報備制。對外交往，對每一個中國學者的成長性就像是看書、健身，如果每次看書與健身，都要求寫請示的話，一定會抑制日常看書與健身的動力與頻次，最終損失的是中國對外國傢形象。
總之，“身邊的國際社會”的討論非常重要，關切到如何扭轉中國當下發展外部環境的全民參與問題，更與當前中國政策執行過程的落實程度與實際效果問題。
在習近平總書記不斷要求“全方位對外開放”、中央不斷強調對外開放宣示讓世界各國無限期待的背景下，出現當前發達國傢長居中國人數減少、在海外輿論中不斷爆出類似“中國不包容外籍人士”“在中國旅遊非常不方便”等論調時，我們不得不反思與提醒中國各級政府須檢核各項對外交往政策的細節。畢竟，“細節決定成敗”，也決定著中外交往的實際效果，更決定著“身邊的國際社會”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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