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前高官：自稱“世界警察”的國傢正在到處“點火”

編者按：7月19日，馬來西亞亞太“一帶一路”共策會會長、下議院原副議長、交通部原部長翁詩傑(Ong Tee Keat)在《中國日報國際版》發表文章"All safe and sound"。翁詩傑指出，面對當前外部幹涉所引發的挑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值得我們重新審視。現將文章轉發如下：

近日，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70周年大會在北京舉行。這不僅是一場紀念活動，不僅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史上的一座裡程碑，它也標志著一個新的開始。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從中國處理國傢間關系的外交基石轉變為解決爭端、建設和平與促進國際合作的基礎。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所說，在世界和平面臨危機之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瞭解決當前沖突和安全挑戰的中國方案之基礎，無疑為世界和平註入瞭新的活力。 與此同時，中國持續承諾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當代促進全球南方發展的工具，有望進一步加強南南合作，並在日益兩極分化的世界中彌合全球南北的鴻溝。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及三大全球倡議，正是對時代召喚的回應。 中國的全球倡議秉持建設包容性、共生和平等合作的全球共同體的願望，實際上植根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從本質上講，這些全球倡議在當代視角下賦予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的生命力。 在全球和平日趨脆弱和信任赤字加劇擴大的背景下，中國智慧認為經濟繁榮和安全並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依存且相互加強的。相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則認為，他們在世界范圍內的巨大影響力，天經地義就是為維護其霸權地位服務的。昔日的“門羅主義”不再局限於西半球或美國周邊，而是實質上進一步擴大到瞭全球范圍，將整個世界視為美國的“後院”。在單極霸主的視野中，隻要合乎其自身霸權利益，他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互不侵犯的承諾皆可做出妥協。 最明顯的例子是，美西方多次以“民主”之名在其他國傢策動“政權更迭”，一再引發廣泛的人道主義災難。最近，美國罔顧聯合國安理會絕大多數成員國要求立即在加沙停火的意見，一再動用否決權，其所展現的政治虛偽即是無與倫比的典型寫照。 這個自稱“世界警察”的國傢，一方面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進行的種族滅絕式軍事行動視若無睹；可另一方面，它此前給其他國傢扣上所謂“種族滅絕”的帽子，並加以制裁的偽善行為，對他國來說，卻是記憶猶新。 西方國傢對己有利的“雙重標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愈發猖獗。當美國這個單極大國試圖幹預熱點爭端時，占世界人口88%的全球南方國傢愈見脆弱，在亞太地區尤其如此，美國遏制和圍堵中國成為瞭首要議程。如果任由當前的好戰叫囂毫無節制的擴展，引發全面熱戰的幾率是存在的。 在和平前景黯淡的今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值得我們重新審視。70年來，無論是過去的兩極和單極世界時代，乃至當今的多極化時代，這些原則都始終具有其契合時宜的意義。 它們的重要性遠遠超出瞭管理跨越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職能。面對當前外部幹涉所引發的不穩定挑戰，全球南方迫切需要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這些原則的重要性理應得到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承認和尊重，特別是在當前這樣一個危機與冷戰年代極其相似的關頭。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早出現在1954年的《中印協定》中，並成為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十項原則”的主要內容，為世界所熟知。 1970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明確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涵在內，當時中國尚未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這說明， 當國際社會的理智尚存時，可以超越“政治正確”和冷戰帶來的意識形態對峙，為瞭全人類利益而接受全球公共產品。 與此同時，1971年東盟五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簽署《吉隆坡宣言》，其中開宗明義地聲明：其目標旨在東南亞建立一個“和平自由中立區”，維護本區域“不受任何形式的外部大國幹涉”，以利“擴大合作領域”。這一目標顯然呼應瞭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事後看來，這對中國與其東南亞鄰國關系的解凍起到瞭重要的先導作用，盡管當時不無阻力。 東盟對五項原則的承諾在1976年達到瞭一個新的高度。那一年，《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簽署，成為東盟與世界交往的基礎性和平條約，體現瞭東盟成員國與世界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普遍原則。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被譽為“亞洲智慧”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些原則是當時不結盟運動指導思想的基礎。 70年後的今天，中國被美國視為一種影響其存亡的“威脅”，而“基於規則的秩序”則成為瞭美西方集團嘗試遏制中國多維崛起的最常用關鍵詞。 在迎接挑戰方面，美西方已日趨缺乏實力、信心和安全感。相對的，它隻能訴諸武力威懾。以美國為首的幾個小多邊安全聯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從幾年前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Quad) 和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系 (AUKUS)，到最近的美澳日菲安全聯盟，無一不是以犧牲多極世界和平為代價，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服務。 西方國傢持續以“維護航行自由和基於規則的秩序”為借口，並以其艦艇在遙遠的亞太地區耀武揚威作為一種“新常態”。它所彰顯的並非意識形態的對峙，而是更多地反映出一種格局演變： 一股頑固勢力正為維護自身搖搖欲墜的霸權，與捍衛脆弱的多極和平的新興願望發生瞭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