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之根》譯後記

《巴西之根》 [巴西]塞爾吉奧·佈阿爾克·德·奧蘭達 著  陳晨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西西女士曾在《我城》的開篇《序言》中寫道：“一部小說，有時真像一棵樹。初生時，它雖然在原地生長，卻時而想突破限定。經過季節的變換，它落瞭一些葉子，有時落得很多很多；然後又另外滋長一些，而且勁頭到來，天時地時恰好，它茁長得連自己回過頭來也吃瞭一驚”。的確是這樣沒錯，而且，會如許生長的，其實也不隻小說。正如一位書寫者會隨其個人經歷與歲月更遷有所改變，一部作品，即便一部公認是“天然渾成的經典”[1]作品，同樣可能在一段足夠長的時間內呈現出多種不同樣貌。 本譯文依據的是2016年Companhia de Letras出版社為紀念塞爾吉奧·佈阿爾克·德·奧蘭達（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這部最為人所知的經典作品問世八十周年而出版的珍藏紀念版《巴西之根》（ Raízes do Brasil, Companhia de Letras, São Paulo, 2016）。據譯者查閱的資料，自1936年José Olympio出版社的《巴西之根》第一版面世至今，這本作品，包括多本周年紀念版和意，西，日，英，德等多語種版本在內，已擁有超過四十五個版本，其中1936年至1969年間在巴西出版的前五版都經過作者奧蘭達親自更正、補充或修改，而促使他三十多年堅持精益求精的，除瞭一位偉大學者擁有的嚴謹治學態度，與西西女士提到的“季節的變換”和“天時地時”也不無關系。 在一年多的翻譯過程中，譯者時刻謹記葡英翻譯大傢古格裡·拉巴薩（Gregory Rabassa）所言譯者必須是“一部作品最細心也最挑剔的讀者”。雖然2016年八十年紀念版的原文與1969年第五版的原文並無區別，但為瞭更加忠實地傳達作者奧蘭達的原意，譯者認為有必要花些精力去瞭解這部作品的“成長”歷程，因為隻有這樣，才能在這項無論從文字客觀拘囿或譯者主觀能力來講都無從避免局限性的工作過程中，盡可能地推敲斟酌以最大限度接近作者想要傳達的意涵。這樣做自然占去瞭一些時間，迫使整體翻譯進度延後不少，但譯者也意外從中獲得瞭很多“原來如此”的趣味。故此，譯者決意在接下來的篇幅裡，為感興趣的讀者掛一漏萬地寥敘一下《巴西之根》的“成長簡史”，若借此機會恰好能滿足部分讀者的好奇心，那便再快慰不過瞭。 1929年，27歲的奧蘭達經由時任《日報》( O Jornal)總董事、人稱巴西“公民凱恩”的阿西斯·夏多佈裡昂（Assis Chateaubriand）的推薦，得到瞭一個外派柏林的工作機會。彼時正值所謂西方世界“咆哮的二十年代”的魏瑪共和國，擁有開放、多元、豐富但同時復雜且不乏尖銳矛盾的社會文化環境，這不僅激發瞭17歲起就不斷在《聖保羅郵報》（ Correio Paulistano）等刊物發表文藝評論、波西米亞地遊走於裡約街頭咖啡館、音樂酒吧、藝術沙龍及各類報社雜志社之間的奧蘭達的想象力，更為這位博學且已在國內頗受矚目的年輕知識分子提供瞭一個隔海跨陸回望觀測本國的有利基站，一個撐得起他多年積累的文學、歷史、社會、哲學等多領域知識與思考儲備的阿基米德支點。而《巴西之根》一書的醞釀及初稿便成型於奧蘭達旅居德國的這幾年間。 歸國後不久，奧蘭達應邀開始在烜赫一時的聯邦區大學（Universidade Federal do Distrito Federal）教授比較文學及近代經濟史等課程。工作之餘，他將德國帶回的手稿悉心整理，幾經考究並在彼時學界“重新理解巴西”的時代召喚下，最終決定以《巴西之根》為名，交由被譽為“一整代巴西知識分子精神象征”的José Olympio出版社於1936年在裡約熱內盧出版。 同José Olympio出版社的合作本身即具有非凡的意義。與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那批重點關註巴西國傢形成過程中受到過的消極影響及其負面結果的知識分子不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巴西學人，將註意力轉向瞭研究與討論使作為一個整體的“巴西社會“及“巴西民族”在國族林立的世界舞臺上能脫穎而出的特殊性之上。在這種氛圍中，José Olympio因其隻看重作品質量，不考慮作者出身或地域的理念，備受知識分子及普通讀者的贊許。由該出版社出品、吉爾伯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另一部經典著作《華屋與棚戶》（ Casa-Grande & Senzala）的作者，負責主編的“巴西文獻叢書（Coleção Documentos Brasileiros）”也就成瞭當時巴西最受矚目的系列書籍。而弗雷雷不但親自為奧蘭達的《巴西之根》作序，還將這位年輕助理教授的第一本著作選作“叢書”出版的首部作品，賦予他的重視與期冀可見一斑。 1948年，José Olympio出版瞭《巴西之根》第二版，這也是奧蘭達對原文做出最多改動的一個版本，並在書頁下方和每一章之後還添加瞭很多第一版中沒有的新註釋及文獻資料。在該版的作者《前言》中，奧蘭達寫道：“按原樣重版，不作任何潤色，意味著重新發表其中許多我已不能感到滿意的思想和見解。如果說我有時確實會為貿然對原文做一次真正徹底的修改實際上無異於寫一本新書的問題而擔憂，那麼，在那些我認為有必要糾正以使得表述更加準確或需要擴展段落內容的地方，我毫不猶豫地做瞭大量修改”，其原因是“近十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奧蘭達筆下的“一系列事件”，當然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瞭在二戰的遺留陰霾中進一步明確自己反對專制、反對獨裁、支持民主的政治立場，被前總統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在大使館中文版《序言》中冠以“徹頭徹尾的民主思想傢”的奧蘭達，從第二版中刪去瞭不少可能會讓同樣共情民主的讀者讀來太嫌守舊或程式化的段落與表達。正如他該版在《前言》中提到的，為瞭竭盡可能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絕對有必要檢查原來文本中的某些特殊問題”，因為這些看似普通甚至可能被一些讀者有意無意忽略的問題表述，也許會為“在我們當中建立獨裁政權的專制野心”創造環境。此外，奧蘭達還將第一版中名為《昔日農業》的一章拆分加工成瞭兩個不同的章節，即第三章《農村遺產》和第四章《播種人與鋪路人》，原因是“這樣的安排更加符合現在這本第二版的實際內容”。 1956年，《巴西之根》第三版問世。其中最明顯的改動出現在首章關於“被流放於祖國土地上的異鄉人”的闡述。奧蘭達在新版開篇想要著重強調的是：經過瞭幾個世紀的發展，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最初打算將伊比利亞文化移植到新大陸熱帶美洲的嘗試畢竟事與願違以失敗告終瞭。換言之，伊比利亞人期待中的新大陸文明交響樂在被搬上瞭陌生且阻險重重的舞臺後，不得不說早已荒腔走板，且時間拖得愈久，各種不協調、不相稱和那些叫人啼笑皆非不知所措的矛盾與沖突也愈分明因而更無從回避或忽視。 除對原文的修改之外，第三版中還出現瞭另一個與闡釋奧蘭達主要觀點直接相關的重要細節：他與知識分子詩人卡西亞諾·裡卡多（Cassiano Ricardo）討論第五章核心詞“cordial”的互通信件被收錄該版，並持續收錄在瞭日後巴西出版的幾乎所有版本當中。在給裡卡多的回信中，奧蘭達指出，“cordial”一詞，無論從詞源學或從其在當代巴西葡萄牙語語境中所傳達的基本含義來講，都與“心”相關，更準確點講，關系著人的“情緒”與“感情”。然而，“感情”的真實流露可以有好與壞、恰當與不恰當之別，所以，這一他從詩人裡貝羅·庫托(Ribeiro Couto)那裡借來的詞與其名詞形式“cordialidade”，不該被讀者想當然爾地當作“bom（好的，善的）”或“bondade（善良，仁慈）”的同義詞。 奧蘭達用“homem cordial” 這一表達想要闡明的，是巴西人因自幼受父權傢長制的社會文化影響而形成的一種獨特的待人接物、自處處世的人際交往模式，亦即巴西人那種將一切人（甚至神靈）傢人化、族人化的傾向。奧蘭達在第五章中特別舉瞭日本人慣於遵循普遍的社交規范、陌生人間保持一定社交距離的人際關系模式的例子，來與巴西人的“cordialidade”作對比。他指出，日本人有禮貌的“冷淡”，更利於在現代城市公共生活中維持公事公辦、陌生人間互相尊重對方的個體自由與權利。而巴西人那種非要將陌生人變成親近親密甚至必須不拘小節的“自己人”或“同類”，才能達成人際互信與共處的社交習慣，不但往往使得為方便現代城市生活而立的規范與法律隻能停留紙上形同虛設，更無可避免地妨礙瞭巴西人個體意識的建立和對他人自由與權利的尊重。 在糾正詞義的同時，鑒於裡卡多在信中花瞭大量篇幅為巴西人獨有的善良舉證，奧蘭達在結尾前特別申明：“我不大相信你所謂巴西人本質的善良（bondade）。我不是說我們比其他民族更好或更糟，而是任何類似的討論都註定要遷就一些根本靠不住的主觀評價標準，因此不可能得出有效的結論”。 需要順便指出的是，上述這些奧蘭達對自己有關“cordial”的看法所做的解釋，也正是譯者決定將本書的這一核心詞譯為更容易使人聯想到“感情”與“情緒”的“熱情的”，而非在中文語境中更常與“誠懇”或“善良”等特質相關的“真誠的”的原因。 1963年，也就是第三版問世後的第七年，《巴西之根》第四版在國傢的新首都巴西利亞出版。這個版本的重要性更多地體現在其歷史的象征意義上。時任巴西總統的若昂·古拉特 (João Goulart)與其團隊推出瞭一套多面向的、名為“基本改革（Reformas de Base）”的社會結構性改革方案。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款規定，教育機構將被賦予更廣泛的自主權，進一步完善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的現代大學制度，建立院系制，取消教授推薦制等。此次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是名著《巴西人》（ O Povo Brasileiro）的作者人類學傢達西·裡貝羅（Darcy Ribeiro）。在他與同伴的努力之下，1960年，巴西利亞大學（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UnB）作為示范院校落成，1961年，巴西利亞大學出版社（Editora da Universidade de Brasília）開啟瞭“巴西基礎圖書館”（Biblioteca Básica Brasileira）的書庫項目，包括《巴西之根》第四版在內的50部旨在向巴西人介紹巴西歷史與文化的經典著作陸續出版。 若昂·古拉特的“基本改革”雖然取得瞭一些可喜的成就，也因日後被當做巴西1988年《憲法》的靈感來源（部分內容甚至直接被納入《憲法》）而取得瞭重要的歷史地位。但是，這套改革並沒能被推進到底。1964年4月，軍隊通過精心策劃的政變推翻瞭總統若昂·古拉特的統治並開啟瞭為期二十一年（1964—1985）的軍人獨裁統治。1969年，為聲援受獨裁政府頒發的《第五號機構法》（ Ato Institucional n.º 5， AI-5）影響被迫害或流放的同事，奧蘭達辭去瞭已擔任十多年的聖保羅大學教授的職位。也正是在這一年，José Olympio出版社不畏險阻高調推出瞭《巴西之根》第五版，這也是作者奧蘭達生前親自修訂的最後一個版本。 除作者對原文進行的少量修辭與裝飾性的改動之外，此版另一個亮點是坎迪多名為《<巴西之根>的意義》的序言。在這篇序言中，坎迪多精確描述瞭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巴西思想界由弗雷雷、奧蘭達和《當代巴西的形成》（ Formação do Brasil contemporâneo）的作者小卡約·普拉多(Caio Prado Júnior)形成的三足鼎立的璀璨局面。此外，在獨裁政府的統治嚴重侵犯巴西人權的歷史背景下，在彼時的知識分子群體對三十年代以來本國學界一系列重要思想成果開始抱持懷疑態度的消極氛圍中，坎迪多通過為第五版作序，堅定重申瞭《巴西之根》及其作者反對獨裁專制、支持民主的一貫立場。這篇日後被稱作“《巴西之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的序言，被持續錄入瞭所有隨後陸續在巴西出現的版本當中。 以上便是譯者想要與讀者簡要分享的《巴西之根》“成長簡史”。1982年秋，塞爾吉奧·佈阿爾克·德·奧蘭達，這位9歲開始創作音樂劇、17歲馳騁文壇、懂六門語言、擁有國際知名學者所能擁有的幾乎一切頭銜,卻在需要做自我介紹時往往隻分外認真地講“我是音樂人奇科·佈瓦爾克（Chico Buarque）的父親”的巴西文化史上公認的思想巨匠，因肺部並發癥在聖保羅去世，享年80歲。而這部奧蘭達心系一生的《巴西之根》，也被認為是任何一個想要瞭解巴西的人的必讀之書。 最後，非常感激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的郭存海老師的信任與推薦，同時也感謝這一年多來王立剛編輯的支持、幫助和耐心。文中涉及到一些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拉丁文方面的段落與表達，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得到瞭好友Caio César Christiano和博士項目導師Eduardo de Almeida Navarro的慷慨相助，在此謹致謝意。 《呂氏春秋》有言：“敗莫大於不自知”。拙譯中疏誤不當之處，敬請廣大讀者多多賜教，不勝盼禱。 [1]巴西著名社會學傢、文學評論傢安東尼奧·坎迪多（Antonio Candido）贊《巴西之根》語。 [2]社會學傢佩德羅·梅拉·蒙泰羅（Pedro Meira Monteiro）和歷史學傢莉莉亞·莫裡茨·施瓦茲（Lilia Moritz Schwarcz）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