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荷蘭讀博士：學業與生活的壓力之下，如何實現自洽？

導

語

本文作者張沛垚，目前是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移民研究方向博士生，同時也創辦瞭自己的工作坊，致力於為華人新移民提供求職、心理、藝術等不同的領域的交流與對話，讓他們在荷蘭有更好的生活體驗。

烏特勒支大學

2018年，我在本科畢業之後來到荷蘭讀書，念的是英語授課的一年制碩士項目，專業為政治社會學。

課程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lecture（大課），教授主講，主要是知識輸出；另一種是tutorial（小課），由助教帶領進行分組討論，以我所就讀的專業為例，要求在3個小時之內討論一個跟課程相關的議題，下課前每組進行10分鐘左右的演講。

我出國時，英語口語已達到可以流利對話的水平，甚至連口音都能以假亂真，但第一次全英文上課，仍面臨無法同時聽課和做筆記、很長時間才能讀完一篇論文、小組討論經常插不上話等問題。因為在小組討論時的貢獻有限，我隻能每堂課都上臺做總結演講。

在荷蘭留學，具有自主學習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尤其重要。

01

受經濟影響的

學業壓力不可小覷

這裡每一門課程的論文都要求學生自己擬定題目，考試的要求是理解所有學過的理論，然後基於不同的理論進行案例分析。每場考試三個小時，我常常要寫滿好幾張A3紙。

我在國內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好學生，但我比較幸運，在荷蘭遇到瞭適合自己的教育環境，在最開始的階段沒有經歷太大的期望落差。但我跟很多中國留學生一樣，也擔心過掛科或者延遲畢業。

荷蘭的非歐盟國際生要支付本地學生八倍左右的學費，萬一掛科導致延畢，就會面臨很大的經濟壓力。而我，為瞭避免延畢，在摸不清楚考試難度的時候付出瞭比過去多幾倍的精力去學習。

我對壓力不太敏感，很多壓力反應都是後來才意識到的。嚴重的時候，出現過睡眠障礙（入睡困難，有一段時間甚至一直開燈睡覺）、心臟早搏、脫發……

有意思的是，我那個時候沒有把這些癥狀跟壓力或者焦慮聯系起來，有一個原因是當時身邊的好朋友都出現瞭類似的狀況，讓我們誤以為這是大傢都會經歷的“正常現象”。

本文作者張沛垚

02

因疫情而“被迫”開啟的

第二個碩士項目

我想，面對和處理壓力，對每一個社會人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生課題。但壓力確實又因人而異，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境況之中也會有所不同。

第一個碩士項目結束之後，我原本計劃利用荷蘭的找工作簽證（Search Year Visa）在歐洲旅行一段時間，然後回國工作。

可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我剛回荷蘭的第二個月，國內就暴發瞭新冠肺炎疫情。緊接著，回國的機票瘋漲，一票難求。很快，荷蘭也受到疫情波及，企業紛紛縮減瞭招聘計劃。

在這種情形下，我決定讀第二個碩士項目，方向轉到瞭醫學人類學。在那個時候，應付上課和考試對我來說已經不再是最突出的挑戰，我的主要壓力從完成學業轉變為求職就業。

作為需要簽證才能在荷蘭合法居住的外國人，我們的居留許可完全跟學業或者工作綁定。這意味著，我一旦無法在畢業後的一年內找到滿足簽證條件的工作，就要離開荷蘭。這給我帶來瞭很大的不確定感，我在那個冬天經歷瞭最嚴重的抑鬱情緒。

幸運的是，荷蘭政府剛好推出瞭一項疫情福利，我用政府資助的預算跟一位career coach（職業咨詢師）會面瞭四次，在短期內減輕瞭不少心理壓力。除此之外，我也有一位長期一起工作的心理咨詢師，在最糟糕的時候給瞭我很多穩定的陪伴和支持。

後來，我受到自己經歷的啟發，寫瞭一篇關於中國留學生心理健康情況的論文。在田野調查階段，我采訪瞭很多中國留學生。我發現，中荷兩國教育制度和畢業要求的差別與被內化的高期待，是留學生學業壓力的主要來源。

除此之外，經濟壓力、人際關系沖突（與父母、伴侶、朋友之間），都可能給留學生帶來額外的挑戰。當我做完所有的采訪，回看整理出來的數據時，發現瞭一個有趣的現象：幾乎所有留學生都把及格或者得一個比及格線高一些的分數當作潛在的最低標準，以至於當面臨掛科或重修時，會有較大的心理落差。

那時，我在自己的筆記裡寫下：為什麼沒有人對自己說，“我換瞭一個環境生活，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語言、授課方式和考核標準，暫時不適應或許也是正常現象”呢？

張沛垚在荷蘭塞納河邊

03

博士研究，

與碩士時期不一樣的壓力來源

說起來，荷蘭算得上對外籍人士就業很友好的國傢瞭。可是由於專業原因，我在荷蘭語不夠好的情況下，依然難以找到滿足簽證條件的對口工作。於是，我選擇繼續留在大學，進行博士研究（博士在荷蘭也算是一份工作）。

博士期間的壓力和碩士時期有很多不同。

首先，碩士階段是我付學費買一個學習的機會，如果不想壓力那麼大，給自己一個低一點的標準也沒有問題。可是博士研究不一樣，課題是我自己的，沒有理由不好好做；而且，我是被付錢完成這項研究的，沒有那麼容易糊弄瞭事；另外，寫論文是一件延遲滿足的事情，而我需要從生活中汲取及時的反饋，這就形成瞭一個矛盾。

此外，在現在的科研環境下，一篇論文需要不斷接受修改意見，經過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發表出來，這是一個持續改進不夠滿意的工作成果的過程，很耗心力。

博士時期的另外一個壓力來源是跟導師之間的關系。在荷蘭，博士生導師的權力很大，可以決定一篇文章在什麼情況下達到發表的水平，以及博士生何時可以畢業。

我還算幸運，導師很善解人意，在研究計劃和進度上比較支持我，但我們的科研思路很多時候並不相同。而且，我的兩個導師的科研背景很相似，這使得他們常常會給出類似的修改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開始階段，我很難堅持自己的想法。

對我個人來說，博士階段還有一個額外的壓力：科研是份“光想不做”的偏理論性的工作，而我做社科研究，又有社工背景，非常希望能在實踐層面為我研究的群體帶來一些實質性的改變，但科研沒有辦法滿足我這一部分的需求。我因為看不到正在做的項目的實際意義而常常產生自我懷疑。

當這些壓力和自我懷疑越來越深入地影響我的生活質量和自我評價，我無數次思考過選擇其他職業的可能性。

04

用工作“綁定”快樂，

為華人新移民創辦工作坊

我相信，工作應該是能夠給我帶來快樂的。

就在接到這篇稿件的邀約時，我正帶領一個四人的團隊，利用業餘時間籌辦一場荷蘭華人的對話活動。在過去的一年裡，我為生活在荷蘭的華人新移民辦瞭17場內容各異的工作坊，涉及求職、心理、藝術、信息分享等不同的領域，隻為讓大傢在異國他鄉擁有更好的生活體驗。

在活動現場，當不斷有人走到我身邊對我說“你的活動做得很棒，你應該為自己開心”的時候，我知道我可以跳出“摸魚博士生”這一種身份。實際上，這些工作，都在幫助我平衡科研中的挫敗感，對緩解壓力有不小的貢獻。

除此之外，還要感謝我的荷蘭語老師Inge，她是一位退休的法學教授，在過去三年裡一直免費教我荷蘭語。我們每周見一次面，聊一個小時，一起讀書、遛狗，偶爾也一起吃飯。

她的耐心和鼓勵給瞭我非常大的心理支持。她也是我在荷蘭的人際關系裡唯一的長輩，是我們彼此選擇的傢人。與她的相處，讓我對荷蘭這個國傢多瞭一份歸屬感。這段關系也是我抵抗外界壓力重要的內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