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共促全球發展，構建共同未來。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與通州區人民政府共同承辦的首屆“通州·全球發展論壇”成功舉辦。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洪俊傑受邀在學術對話會一：“高質量發展與中國式現代化”環節參與研討。現將發言內容整理發佈如下：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 洪俊傑
我演講的題目是《貿易數字化和國際競爭新優勢》。不論是高質量發展，還是中國式現代化，開放的話題都離不開。對於中國式現代化來說，我們要走和平發展道路，高水平的開放是必由之路。在開放當中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傳統優勢，要素成本和稟賦優勢，正在慢慢消失。這是一個重大課題，相關部委領導非常關心，在新的形勢下，怎麼來構建中國新的合作和競爭優勢，這是這個話題的背景。
第二個背景，全球范圍內有幾大趨勢深刻影響著所有的國傢，有人歸結為五化，數字化、綠色化、區域化、服務化和安全化，最重要的已經展現出它的巨大影響力就是數字化和綠色化，這是兩個巨大的優勢。綠色財政需要研究，數字化深刻影響著每一個領域，包括貿易領域。今天我主要從這個角度談談我對高質量發展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解。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我們經歷瞭三次全球化，現在我們正處於第三次全球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在新的轉型當中，學術界有不同的理解。前段時間我們邀請瞭原來聯合國的副秘書長作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從全球全球化到多元全球化，大傢理解不一樣，但是現在處於非常重要的變化時期。
不管未來全球化怎麼發展，數字化都是最核心的方面。數字化每年推進2%的全球經貿發展，所以值得我們關註。
大傢關註到全球不確定性在劇增，世界的不確定性指數，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後波動非常之大，包括受一些大國博弈的影響，以及地緣政治的影響很大。所以安全性和風險管理，對於高校研究者、高校學生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最新數據顯示，數字經濟占比是41.5%，很多發達國傢超過60%。總體來說，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上半場做得比較好，下半場處於第二方陣。數字經濟的發展是個大背景，它是一場革命，對於我們經濟學研究來說也是一場革命，沖擊非常大。
理論上，很多概念和邊界需要重新定義，包括企業的概念重新定義。我們認為企業是個黑盒子，他幹什麼看不見，我們看得見的是投入和產出。現在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技術的發展，企業越來越變得可視，和市場邊界變得非常模糊，包括數據，以及國際競爭的關鍵生產要素也在發生變遷。
理論上，很多經典的理論也都需要重新定義，比如國際貿易領域，假設它是邊際效益遞減，但是在數字經濟條件下可能是相反，數據越多之後價值越大，帶來的效益越高。
內涵上也發生很大變化，傳統的市場經濟已經很成熟，但是在數字經濟條件下變得不是那麼確定。現在爭議非常大的，數據的產權問題，到底是歸消費者，歸平臺，亦或是歸數據公司，還是歸其他所屬，誰也說不清楚，全世界范圍內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各個國傢都在摸索，數據確權非常重要。
我們要推進數據交易，交易起來才有數字經濟的發展，最大的矛盾在這裡。短期來看這也是一條路，但是從中長期來看，產權問題不解決，始終是一個重大的瓶頸，市場經濟的基礎就是產權制度。若所有權不清晰，交易、定價，其他很多問題都不能解決。此外，數字經濟條件下的反壟斷問題，其跟實體經濟的反壟斷條款是不一樣的，因為數字經濟下很多平臺企業天生就具有一定的壟斷。若用傳統指標來定義，平臺企業就是壟斷企業，但是很明顯它不符合數字發展的基本特點。很多東西的內涵發生瞭深刻的變化，在方法上也已從第一范式轉到第四范式，因果關系變得不那麼重要，相關關系就能看出很多深層次的問題。
中國的數字經濟總體規模第二，從宏觀的數字經濟規模還是從微觀的數字企業排名來看，基本是這個特點。中國的平臺經濟做得相對較好，得益於中國傳統的優勢，相對比較落後的是產業數字化的問題，產業數字化對應的是貿易數字化，它是一個更全面的概念。
中國有很多機遇和優勢，包括先發優勢，我們能把上半場的優勢轉化成下半場，也是有可能的，包括企業傢精神，以及規模、設施、場景、勞動力的優勢。國際上，目前中國的成本高於發展中國傢，但是勞動者素質高於發展中國傢，這是我們的綜合優勢。
中國主要還是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比如說快而不優，大而不強的問題，無論從大數據還是從細分市場、獨角獸企業，亦或是從全球的算力分佈來看，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同時中國的治理體系，普遍的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比如我們有一些相關的制度，但是一些細則相對少一些，導致底限不清、預期不穩。全國范圍之內，我們探索發展瞭一些數據交易公司，數據交易所，整體來看做得還不是太令人滿意。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底線不清和預期不穩的問題，包括標準問題、數據深加工能力不足，還有國際化程度不高。
中國式現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數字經濟的發展跟共同富裕到底是什麼關系？一方面它是能夠促進數字紅利，但是它對收入分配有什麼影響？我做瞭一個研究發現，這個問題確實是非常值得我們關註的。從現在的數據來看，數字企業的集聚，導致瞭地區收入差距和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數字經濟企業聚集在先進發達地區，或者聚集在城市中，聚集效應進一步地釋放以後，就會導致這個問題。
我們做瞭一個嚴謹的論證，用中國所有的登記企業做瞭一個研究，結論就是顯著擴大瞭地方間收入差距。數字化如此重要，我們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共同富裕，所以構建一個兼具發展和包容的數字治理體系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包容性納入進來。
從國際競爭優勢來看，貿易數字化與傳統的跨境電商平臺是兩個概念。一個是貿易全鏈條的數字化賦能，包括平臺的問題；另一個是外貿主體的數字化轉型，浙江打造瞭數字自貿區，北京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大傢都在積極探索。外貿主體聚焦數字化轉型，它改變瞭外貿的模式，改變瞭跟誰做貿易的方式，改變瞭貿易的格局。包括降本提質增效、產業競爭力、安全穩定，都發揮瞭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們現在講中國特色，在外貿有一個中國特色，這是一個典型事實，就是大量中小微企業參與到國際貿易當中，90%—95%的外貿企業主體是中小微企業，用傳統的理論很難解釋。傳統的從事外貿的企業應該具有一定的優勢，至少在生產效率、規模上具有一定優勢，但是中小微企業看似並不具備這樣的優勢，到底是什麼原因推動大量中小微企業從事外貿？我發現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個就是電商平臺構建的虛擬網絡，和中國高速發達的公路網，構建瞭一個物理網絡，把大量的中小微企業聚集在一起，使得它能夠展現出綜合優勢，節約瞭銷售成本、運營成本、存貨成本，最終提升瞭他們的出口傾向和出口規模。我們有一個研究，非常明顯證明瞭這一點，虛擬網絡降低瞭中小微企業的銷售成本和運營成本，使得原本在傳統概念下不具備出口能力的企業，現在能夠進行出口。
最近有一個調研，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當中到底面臨什麼困難。我們總結一下，主要就是缺人才，第二個缺規劃和設計，其實也是人的問題，缺少方法，最缺的就是人才。在數字經濟大背景下，教育界背負著很重要的責任和擔當，我們要培養適應數字化背景下的高層次人才，高校也在做探索。我在學校經常說，我們至少需要培養學生有一個技能，未來不被人工智能完全替代，你才能有價值，要實現這個挺難的。因為人工智能連接著量子計算，連接著大數據，要跟企業結合，有什麼事它不能幹？而且它越來越聰明。現在有一個說法，Chat-GPT變量是100億，當它達到700億左右的時候，它有可能就會有自主意識，現在已經接近人類瞭，所以未來對各行各業的沖擊非常大，包括教育。
國際上，我們講國際規則的時候，數字規則很重要，美國強調跨境自由流動，歐盟主要是對消費者隱私比較重視，中國關註平臺方面。規則背後就是實力和比較優勢，各國都要推行有利於自己的規則，但是最終什麼樣還是實力的對比。在知識產權保護，跨境流動，隱私產權，包括平臺責任，以及關稅等領域，全世界正在進行激烈的博弈，包括在WTO框架下博弈。
關於對策，第一，從政府角度來說，構建發展和包容為導向的治理體系。治理是國內的問題，規則是國際上，這兩個是緊密相關的，因為數字經濟具有天然的跨境特點，很難說把數字經濟限制在一個區域內，所以規則和治理是緊密相連的。比如說我們能不能在一些自貿區對標CPTPP先行先試，在確權、交易、產業發展、共享、仲裁、統計等方面，已經有些地方在做探索，可能試點做的還不夠，我們還要進一步思考，進行探索。
第二，發揮數字經濟要素和平臺作用，推動貿易數字化。包括從人才角度，從企業、模式、主體、數據的流通，以及產業鏈等領域，整體推進貿易數字化的發展。商務部也在探討貿易數字化園區，影響力還不夠，建議商務部把它提高到國傢層面來做。
第三，是關於三核問題，即核心技術、核心環節、核心企業。技術方面，我們還存在卡脖子問題。關鍵環節和頭部企業方面，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價值鏈的問題，一方面中國已經深度融入瞭全球價值鏈，我們再進一步采取舉措，進一步融入發達國傢全球價值鏈的同時，也要積極構建自己的價值鏈。在這個過程當中，核心的難點是什麼？我們缺少頭部企業。縱觀全球所有的價值鏈都是被一到兩傢頭部企業控制，他們具有話語權和分配能力，中國在頭部企業方面較為缺乏，未來我們積極構建自主價值鏈的時候，一定要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跨國公司，提升他們的核心競爭力。
我們一定要兩面說，我們不是單純建立自己的體系，我特別反對隻說後面一個，我們需要積極融入發達國傢行列。在學習的同時，在一些領域，一些地方，比如說“一帶一路”，慢慢地構建以我為主的價值鏈，它還是一個相互聯通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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