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晚，韓國總統尹錫悅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在東京銀座一傢餐廳共飲啤酒。圖自：koreaherald
核心提要：
1. 二戰後，美國為瞭構築東亞冷戰體系，封閉對日本戰爭與殖民歷史的追責，被長期壓抑的殖民與戰爭的歷史遺緒延續至今，成為激化韓國國內政治矛盾的炎癥病灶。未充分清算的殖民冷戰歷史，形塑瞭韓國雙重國傢身份，逐步造就瞭韓國保守、進步陣營的基本分野。對日態度成為韓國兩黨思想分野的界限。韓國保守政治勢力常被標簽化為“親日賣國”，進步陣營則順應民間樸素的反日情緒，在民族氣節上占據瞭道德高地。
2. 韓國政治內部“親日vs反日”之爭的根本動因，並非日韓“世仇”，而是保守、進步兩大陣營的權力角力與國傢身份建構之爭。日韓間“世仇”並不會因此次“方案”的出臺而得以解決，它隻不過被保守黨再度懸置起來。尹錫悅對日示好、壓制國內政治阻力與洶洶民意的“決斷”絕非孤例，同為保守黨的韓國前總統樸正熙、樸槿惠都以“國傢利益”“向前看”為由，對日本政府讓步。但是，代表進步黨的總統文在寅一上臺便推翻瞭樸槿惠政府時期的韓日慰安婦協定。
3. 除利於保守陣營執政的國際“新冷戰”氣氛之外，韓國青年一代對日認識的轉變，也為尹錫悅此次外交“決斷”提供瞭底氣。韓國青年從反日激情高漲的“No Japan”一代，正轉變為“Yes Japan”一代。進步陣營對保守派僵化的“親日”指控，很難獲得青年的認同。甚至出現瞭大批“新親日派”的極右青年，他們掀起損毀慰安婦“少女像”的街頭運動。
4. 韓日“世仇”的解決不能一直被籠罩在“舊金山體系”的陰影之下，也不應陷入“以和解之名懸置”到“以正義之名抗爭”兩黨扯皮之中，真正的政治和解應該建立在歷史和解之上，隻有建立在處罰基礎上的寬恕才能通往真正的和解。
原標題：尹錫悅政府對日“投降外交”的內部邏輯
編輯｜侯逸超 張依
本國人“意難平”，外國人“看不懂”
16、17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對日本進行瞭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兩國首腦約定讓因強征勞工問題等歷史問題受損的兩國關系“恢復正常”，並為過去4年的“日韓貿易戰”劃上瞭休止符。
此次“尹岸會”是韓方對日妥協而換取的外交成果，為其鋪平道路的關鍵，是尹錫悅政府本月6日公佈的解決二戰日本強征勞工索賠問題的“第三方代償方案”（以下簡稱“方案”）。
該“方案”意指由韓國行政安全部下屬財團籌措資金，代替日本兩傢被告企業，向勝訴受害者原告支付2018年韓國最高法院判處的賠償金，代償金來自16傢韓國企業的“自發捐款”。
韓國政府評價該“方案”乃為瞭受害者和國民而做的“大局決斷”，“符合韓日兩國共同利益”，是“超越韓日矛盾，尋求實質性解決的新歷史性機會”。
16日韓日領導人峰會前，尹錫悅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兩國國旗鞠躬致敬。圖源：韓聯社
然而，該“方案”在多方面令人費解且富有爭議。
其一，這是將日韓雙邊問題轉為韓國內部問題的單方“求和”，而非對等的“和解”。
“方案”撇除瞭日本政府與企業的責任，將強征勞工受害者與加害日本企業間的法律糾紛、及由此引發的日韓間外交爭議轉化為韓國國內問題。
圖源：澎湃新聞
這意味著，不僅原告們的兩大訴求——日本的道歉與“參與賠償”一個也未達成，一旦拒絕接受“方案”，日後面對的阻力方與鬥爭對象，將不再是日本，而是本國政府。
尹政府的極大讓步，也並未獲得日方的相應“回報”。首腦會談始終，岸田文雄隻字未提“道歉”，對日本企業參與賠償問題也閉口不談，僅表示“繼承歷屆政府精神”；首腦會談前幾日，外務大臣林芳正更直接否認存在“強征勞工這件事”。
莫怪乎“方案”公佈後次日，自民黨一位重量級議員對《產經新聞》欣然宣稱：“日本完勝”！
其二，欠缺足夠法理支持，有違韓國憲法精神。
“方案”雖能快速“解決”令尹政府如鯁在喉的對日外交懸案，但由於其區別於普通民事賠償案件的特殊性，在法理上仍有諸多爭議。加之韓國《民法》規定，第三方（韓國財團）代償債務人（被告日企）的賠償金，需獲債權人（受害者原告）的同意。若後者不同意，如何執行“方案”便會遭遇瓶頸。
更重要的是，“方案”事實上意味著尹政府推翻瞭2018年韓國最高法院的判決。訪日前日，尹錫悅接受《讀賣新聞》獨傢采訪時更直言，2018年判決與1965年《日韓請求權協定》“存在矛盾”，“所以不考慮行使索賠權”。
圖為尹錫悅訪日前接受《讀賣新聞》采訪版面。《讀賣新聞》是日本影響力最大的中右翼報紙。
前檢察長出身、尤為重視法治精神的尹錫悅總統，坐視行政權幹預、侵害司法權，且公開貶損本國最高法院司法判決的正當性，令人乍舌。
尹錫悅在司法研修院結業後被聘為檢察官，首次步入社會職場，這是他34歲的照片。
不難想象，“方案”一經公佈，旋即引發韓國政壇輿論震動，在野黨與民間團體激烈反對，“屈辱外交”、“投降外交”等批評不絕於耳，三位受害幸存者公開表示拒絕接受。
3月6日，民眾在光州集會，抗議韓國政府的方案是對日本的“屈辱外交”。圖源：視覺中國
我國網友亦嘩然一片：日韓世仇終於解開瞭嗎？尹政府為何不惜觸本國民族主義之逆鱗，倉促對日“求和”？韓國企業“自己人賠自己人”的邏輯，更教人直呼“看不懂”、“神操作”！
對此，一種解釋是，韓國過去連續12個月貿易逆差，政府急於借解決歷史問題，以換取日本政府盡早解除對韓半導體出口限制；另一解釋是，尹政府希望借日本力量應對日益升級的朝鮮核導威脅。
更常見的解釋是，“方案”實乃尹政府向美方遞交的“投名狀”，幕後操盤手是美國，旨在一掃韓國融入美主導“印太戰略”的障礙，結成對華包圍圈，以此換取美韓同盟地位的提升。
上述基於國際關系視角的解釋都有道理，但忽略瞭更為深層的韓國政治結構與社會民意。對外政策常是國內政治之反映，若不理解韓國政府對日“投降外交”的內部邏輯，則難免產生日韓世仇一朝得解，或尹政府甘為美國“牽線木偶”、逆民意而動等錯覺。
深嵌韓國國內政治的日韓“世仇”
日韓“世仇”對於韓國而言，與其說是日韓外交問題，毋寧說是被高度國內政治化的議題。
兩國“世仇”的根源，勿需大費周章追溯至16世紀末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壬辰倭亂，也不隻歸因於20世紀上半葉日本對朝鮮半島長達36年的殖民統治，而是殖民主義與二戰後東亞冷戰體系糾纏而就之難題。
二戰後美國主導的舊金山體制，為構築東亞冷戰體系，而封閉對日本戰爭與殖民歷史的追責。未適當解決而被長期壓抑封凍的殖民與冷戰遺緒延續至今，成為激化韓國國內政治矛盾與東亞地緣政治沖突的炎癥病灶。
1951年9月8日，在美國舊金山，包括日本在內的49個國傢簽訂瞭一份“對日和平條約”，史稱《舊金山和約》。該條約實際上是美國為瞭扶持日本對抗蘇聯，確立亞洲“冷戰”格局而策劃的單方面媾和條約。
朝鮮半島的分裂現實，要求韓國人必須確立自己（有別於朝鮮）的國傢身份。而未及充分清算的殖民冷戰歷史，形塑瞭其雙重國傢身份。
一重身份建立在1948年韓國政府成立時標榜的自由民主政體之上，另一重身份紮根於19世紀末以來追求獨立、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
前者身份形成瞭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民主價值的向心力；後者身份則形成瞭對國傢自主性、民族統一的向心力。雙重國傢身份間不可調和的張力，勾勒出當代韓國保守、進步陣營的基本分野。
韓國政治內部曠日持久的“親日vs反日”之爭，便是日韓歷史“世仇”盤根錯節嵌入韓國雙重國傢身份建構之爭的結果。
在保守陣營看來，日本乃為近代朝鮮半島移植近代文明的殖民者，戰後通過資本技術援助、助力韓國經濟起飛，是韓國追趕學習且有望超越的發達經濟體，也是當下“共享普世價值、在安保、經濟、全球議程上攜手合作的夥伴”（尹錫悅語）。
在進步陣營看來，日本是近代以來阻礙韓國民族國傢建立、自主現代化的元兇之一，戰後更拒絕反省，令歷史正義難以伸張。
由於韓國保守政治勢力與日據時期“親日派”間無法撇清的歷史親緣關系，進步陣營在民族氣節上占據瞭道德高地，不僅順應瞭民間樸素的反日情緒，更在上世紀70、80年代，成功將民族主義與反體制運動結合，以“民族”之名提出民主訴求，最終轉化為反抗威權獨裁的群眾基礎。
韓國電影《暗殺》中反映的日據時期朝鮮“親日派”形象。
然而達成民主化目標後，進步陣營並未與時俱進地轉化反日民族主義，直至今日仍延用對保守陣營“親日賣國”、甚至“土著倭寇”（意“韓奸”）等標簽化指控。
此次“方案”出臺後，在野黨首李在明痛斥尹政府為“親日賣國政權”亦如此，難免引發公眾尤其年輕一代的倦怠逆反心理。
尹錫悅與李在明分別代表保守陣營與進步陣營。
在民族氣節上處於劣勢、且高度依附國際冷戰條件的保守陣營，長期慣用的反擊策略乃訴諸反共主義，攻擊進步陣營為“親朝左派”；冷戰終結後，保守陣營一度陷入執政危機與意識形態焦慮，但隨著韓國經濟實力提升，“自由貿易”、“自由主義”、“全球化”等現代化敘事逐漸取代僵硬的冷戰話語，成為其標榜的主流意識形態。
在金大中、盧武鉉兩屆進步政府時期，韓國保守陣營為擺脫“親日”標簽，曾興起一股“重寫”殖民史的“新右派”學術思潮，利用未被清算的殖民與冷戰遺緒，將“反日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前現代、甚至宗教性的非理性民族情緒。
前首爾大學教授李榮熏及2019年出版並引發爭議的暢銷著作《反日種族主義》。
作為“新右派”主要旗手的韓國著名經濟史學者李榮熏，在其2019年出版的暢銷書《反日種族主義》中，更將“反日民族主義”理論化為一種韓國所獨有的對日“種族主義”，借此無情鞭撻本國“不開化”的國民性。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出版的背景，正是文在寅政府否定2015年日韓慰安婦協定、援助強征勞工對日訴訟，進而引發日本報復的“貿易戰”。
彼時韓國保守在野黨政治傢們紛紛援引此書，指責文政府被“反日種族主義”所裹挾。故此次尹政府主導的對日和解，也被評價為對文政府“將日韓關系推向懸崖”的反日外交路線之“撥亂反正”。
被懸置的日韓“世仇”
如前所述，韓國政治內部“親日vs反日”之爭的根本動因，並非日韓“世仇”，而是保守、進步兩大陣營的權力角力與國傢身份建構之爭。理解瞭這一點，我們方可看清，日韓間“世仇”並不會因此次“和解”而得以解決，它隻不過被再度懸置起來瞭。
經美國斡旋、不顧民意與在野黨反對、由韓國政府出面以雷厲風行之勢、與“決斷”之名懸置日韓歷史爭議，這並非孤例。
1965年6月22日，韓國外長李東元和日本外務大臣椎名悅三郎在日本首相官邸簽訂《日韓基本條約》
第一次“決斷”發生在1965年。面對國內在野黨和學生高漲的反對浪潮，樸正熙政府不惜采取戒嚴措施，以確保簽訂《日韓基本條約》而實現日韓邦交。條約確定以“經濟協助”的名義、“完全且一勞永逸地解決”兩國政府間“請求權”問題，以換取日本對韓大規模經濟與技術援助。
問題在於，樸正熙政府未將日方資金以賠償金形式發放給強征勞工受害者，而幾乎全部用於建設、鋼鐵、公路等基礎設施項目，這便是當下尹政府“方案”讓當年“受惠”的韓國企業代償賠付、“自己人賠自己人”的邏輯。
2015年11月，韓國總統樸槿惠（右）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在首爾青瓦臺舉行會談討論慰安婦問題，12月兩國達成慰安婦問題的協議，日本道歉並承諾賠償。圖源：路透社
第二次“決斷”發生在2015年底。 樸槿惠政府與安倍政府簽署韓日慰安婦協定， 明確履行該協議使“慰安婦”問題得到“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該協定對日本政府責任的模糊處理、韓國政府的讓步、近乎秘密的談判過程引發社會巨大爭議，待文在寅上臺執政後便遭事實廢棄。
第三次“決斷”便是當下尹政府主導的日韓和解。同前兩次一樣，此次“決斷”也是經濟、戰略利益精密計算的產物，政府照例以“國傢利益”、“向前看”為由，壓制國內政治阻力與洶洶民意。
問題是，政府每一次出面懸置日韓“世仇”、將外部矛盾內化的結果，都不能終結問題，隻會加深內部分裂、積蓄新的矛盾。
聯想近日熱播韓劇《黑暗榮耀》，對於宋慧喬飾演的校園暴力受害者文東恩而言，真正讓她痛徹心扉的，不是暴力的直接加害者，而是失靈的法律系統，以及以監護人身份出面單獨與加害者“和解”的自己母親。
韓劇《黑暗榮耀》海報。圖源：豆瓣
那麼，尹政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底氣來自哪裡？除利於保守陣營執政的國際冷戰氣氛漸濃——這一重要外部因素之外，還有一個易被忽略的內部因素，那就是相較前兩次“決斷”悄然變化的韓國民意。其中，變化中最顯著的是青年一代，他們也被稱為“開啟韓日關系新時代的未來一代”。
韓國青年：從No Japan 到 Yes Japan
3月8日，尹錫悅在韓國國民力量黨全國代表大會上造勢。圖源：韓聯社
面對“方案”出臺後引發的輿論風暴，尤其針對在野黨的“親日賣國”指責，尹政府與保守輿論的主要回應，一是批評“反日民族主義”，二是反復強調，“面向未來”。
據悉，與幕僚協商推進“方案”出臺的過程中，尹錫悅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詞，是“青年”。而此次與“方案”同步公佈的另一方案，是日韓兩國政府企業將推進成立“未來青年基金”，為兩國青年學生提供獎學金，以展現“面向未來”之意。
尹政府為何“決斷”解決日韓歷史問題時，尤為強調青年一代？這與韓國青年近年對日認識的變化有關。
整體而言，韓國主流民意對日本的好感度並不高，但近年有所反彈。 周刊《時事IN》2022年11月實施的一項大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以最高分值100為計，韓國人對美國好感度最高（62），對周邊國傢好感度普遍偏低，依次為日本（36.2）、中國（27.3）、朝鮮（24.3）。相較2019年日韓“貿易戰”發生當年的對日好感度（21），呈上升趨勢。
調查期間適逢世界杯，《時事IN》捎帶設計瞭一項有趣提問：“如果中日對戰世界杯，你給誰加油？”答案勢均力敵，32.9%的人支持中國、32.8%的人支持日本、34.3%的人表示“不知道”。
然而追加年齡維度後，結果卻變得懸殊起來：50多歲人群支持中國者占48.8%，支持日本者僅占24.4%；20多歲人群支持中國者僅占11.8%，支持日本者卻高達50%！
2019年7月，韓國年輕人參與“No Japan（抵制日貨）”運動。
這或許意味著，2019年日韓“貿易戰“當時宣稱 “不去日本、不買日貨”，反日激情高漲的“No Japan”一代，正悄然轉為“Yes Japan”一代。
另一項今年2月韓國“全經聯”以20、30多歲人群為對象的輿論調查，也印證瞭這一事實。42.3%受訪者對日持肯定態度，71%受訪者認為“日韓關系需要改善"，主要原因依次是，擴大經濟利益（45.4%）、牽制中國崛起（18.2%）、加強安保合作（13.3%）。
油管頻道“李承晚TV”的宣傳海報。“李承晚TV”為李榮熏任校長的“李承晚學堂”的官方頻道，向公眾傳播“新右派”歷史修正主義學說，目前該頻道擁有近10萬訂閱者。
另一方面，進步陣營對保守派僵化的“親日”指控，也越來越難獲青年一代的認同與追隨。
近年隨著“新右派”將重心由學界轉向大眾媒體，其修正主義歷史敘事通過暢銷書、網絡、新媒體平臺廣泛傳播，與主流民族主義展開激烈的“歷史戰爭”，俘獲並催生大批以“新親日派”自居的網絡極右青年，他們在社交媒體以嘲諷獨立運動傢、侮辱“慰安婦”受害者為樂，甚至由線上發帖演變為損毀慰安婦“少女像”的街頭運動。
2021年11月10日，韓國右翼團體在“慰安婦”支援團體定期舉辦的周三集會前抗議，高舉“少女像是反日煽動”、“停止慰安婦欺詐”等標語。來源：《韓民族日報》
出生在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盛行年代的青年一代，難以理解老一輩追著日本求償道歉的“受虐史觀”，而更易訴諸狹隘的經濟感覺與理解，“求償利益說”便是一例。
此次強征勞工受害者原告之一梁錦德（音譯）老人表示拒絕接受“方案”後，一位曾受邀參加尹錫悅總統就任典禮的著名網漫作者，在社交媒體如此諷刺：“在可怕的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勞動折磨下，還能健康地活到95歲，可真幸運！”進而暗示梁氏提出訴訟乃“被人煽動”、意在獲得“各種利益”。
洶洶民意不可違。此次“方案”出臺後引發的韓國民間反對聲浪，證明在對日歷史問題上主流民意仍是堅決的，這是短期日韓關系難以逾越的原則框架。
然而民意的右傾化趨勢，尤其是青年一代悄然變化與分化的對日認識，卻無疑為逆勢“決斷”的尹政府提供瞭底氣，也預示著日韓關系或果將開啟一個不同的未來。
如何和解，怎樣未來？
殖民歷史結束近80年後的今天，日本仍以兩幅面孔嵌入韓國政體內部與國傢身份塑造。在美國主導二戰後“舊金山體系”綿延至今的漫長陰影之下，被高度國內政治動員的韓國對日認識問題，使得日韓“世仇”不斷陷入“以和解之名懸置”到“以正義之名鬥爭”之循環往復。
東亞三國的現實關系業已證明，政治和解往往先於、且易於歷史和解，然而若不實現歷史和解，政治和解則隻能是脆弱的沙上城堡。
強征勞工問題也好，“慰安婦”問題也好，是超越民族國傢、整個東亞社會乃至人類社會的共同苦難與歷史記憶，這是中國人無法對日韓“世仇”作壁上觀的根本原因。
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歷史和解？它不是復仇，也不是以權力封鎖矛盾而制造的和平幻覺。身為納粹大屠殺幸存者的政治哲學傢漢娜·阿倫特，在其著作《人的境況》中提出的觀點至今依然富有啟示。
政治思想傢漢娜·阿倫特著作《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
她認為，人們隻有通過不斷的相互寬宥，才能從過去解脫出來，自由地面向未來。任何沒有寬恕的懲罰是報復，結果隻會導致無休止的暴力循環；任何沒有懲罰的寬恕是隻屬於神的寬恕，人們不能寬恕他們無法懲罰的行為。在人類事務領域，隻有建立在懲罰基礎上的寬恕才能通往真正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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