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近期，基辛格關於烏克蘭“返回戰前狀態”的發言同時激怒瞭左右兩派，但他表示言論遭到曲解。就像他說服奧巴馬從阿富汗撤軍時遭到曲解一樣。當時他被反駁“要對阿富汗人盡義務”，而拜登直接說“去他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越南就是這麼做的。”但拜登錯誤理解瞭越南撤軍的內涵，基辛格的“越南化”戰略並非逃避，而是像美國今天在烏克蘭做的那樣：不再讓他們依靠美軍，而是向他們提供武器。
2. 基辛格還提到，雖然尼克松在70年代取得瞭包括越南、中國、中東在內的諸多外交成就，但在國內遭遇瞭失敗。而且越南態勢讓美國陷入公開的辯論，政治陷於兩極化。基辛格認為，今天美國比當時更分裂，這一情況沒有哪位領導人可以彌合。可能會發生兩種情況：要麼社會崩潰；要麼社會因共同的外敵和無法控制的國內危機超越瞭分歧。
3. 談到中美關系，2019年基辛格表示我們正在“第二次冷戰”的山腳下，2020年他表示正在山口。如今，他肯定地表示，“兩個有能力主宰世界的國傢”——中國和美國正以終極競爭者的形態對峙。而且，因為中美經濟資源相當，加上人工智能等毀滅性力量的出現，“第二次冷戰”可能更加危險。但是，他認為中美有最低限度的共同義務，要防止災難性碰撞的發生。基辛格認為越來越多的國傢利用中美競爭，選邊站隊尋求援助，令人深感憂慮。
4. 到瞭99歲高齡，基辛格終於開始承認自己是個“領導者”，他認為“沒有領導力，各類機構就如同無根之萍，國傢也不再能凝聚為一體，最終就會發生災難。”基辛格近期研究瞭戴高樂、撒切爾等領導人，他們有共同的品質：講硬道理，有遠見而且膽子大，但他們也願意自己花時間獨處，而且不害怕分裂。基辛格認為普京“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傢的領導人”。而在被澤連斯基痛批之後，基辛格還是評價他“以歷史性的方式將他的國傢和世界輿論匯聚在一起。這是他的偉大成就。”
作者丨 Niall Ferguson
來源丨《泰晤士報》
原標題丨Henry Kissinger at 99: how to avoid another world war
翻譯 | 畢巍
99歲的亨利·基辛格 圖自：泰晤士報
5月27日，亨利·基辛格度過瞭他99歲的生日。
他出生時，魏瑪政府正統治著德國，國內惡性通貨膨脹達到高峰。
希特勒上臺時他還不到10歲。
15歲時，他和傢人一起逃難到瞭紐約。
45年前，這位前美國國務卿和地緣政治專傢的離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令人驚訝。
在基辛格邁向他的世紀之時，他和其他外交政策教授，以及同一代、乃至下一代專傢截然不同又充滿活力的智慧從未消減過。在我撰寫《基辛格傳》第二卷期間，基辛格甚至還出版瞭兩本書——第一本是與谷歌前首席執行官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計算機科學傢丹尼爾·胡騰洛赫（Daniel Huttenlocher）合著的有關人工智能的書；第二本則是通過6個人物案例來研究領導力問題的書。
在康涅狄格州鄉下度假小屋的基辛格 圖自：泰晤士報
為瞭見到基辛格，我們來到瞭康涅狄格州一處鄉村，在森林深處，是他的“度假勝地”。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他和妻子南希在這裡度過瞭大部分時間。對他們來說，這場大流行病帶來的並非隻有壞處。結婚48年來第一次，四處奔波的基辛格被迫停止瞭工作。遠離瞭曼哈頓的餐廳和北京的盛宴，基辛格減重不少。盡管他還要拄著拐走路，時刻依賴著助聽器，那極具辨識度的低沉男中音說起話來也比以前更慢瞭，但他的思想、他的頭腦依然像以前一樣敏銳。
他照樣具有激怒哈佛大學內民主黨派教授和大學內占據主流的進步或“警醒”（woke）學生的能力（編者註：在美國，近些年來“woke”一詞被用作黨爭的工具，常出現於共和黨人貶損民主黨人的語境中）。上個世紀5、60年代，作為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基辛格從這裡開始名揚美國 。
1972年，基辛格在白宮理發店 圖自：視覺中國
每一位國務卿和國傢安全顧問（基辛格在政府中擔任的第一個職位）都必須在糟糕和更糟糕的選擇之間做出選擇。 目前擔任這兩個職位的安東尼·佈林肯（Antony Blinken）和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去年把阿富汗人拋棄給瞭塔利班，今年又將價值數百億美元的武器投入到瞭烏克蘭戰場上。多年來，基辛格因他在越南戰爭中發揮的角色而廣遭謾罵，然而，不知道為什麼，佈林肯和沙利文的類似行為卻逃過瞭這一劫（盡管出於不同的原因，他們也遭到瞭來自右翼的大量批評）。
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新聞——“亨利·基辛格：烏克蘭必須將領土給予俄羅斯”在網絡上引發強烈反應
5月23日，基辛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簡短演講所引發的爭議更是說明瞭，沒有誰能比他更具有激怒左右兩派的能力。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頭條——“亨利·基辛格：烏克蘭必須將領土給予俄羅斯”，更是大大觸怒瞭那些高舉烏克蘭藍黃旗幟的進步人士和正在為烏克蘭的勝利、莫斯科政權更迭而歡呼的新保守主義者們，他們幾乎人人都在推特上寫下瞭充滿憤怒的文字。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更是對此給予嚴厲回應，指責基辛格是在支持對法西斯俄羅斯施行1938年式的綏靖政策。
2022年5月，基辛格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圖自：達沃斯論壇官網
不過，在這場風波中，最奇怪的地方在於，基辛格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他隻是主張最終必須通過談判實現某種和平，他說道，“（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分界線應該恢復原狀”——也就是恢復到2月24日俄烏沖突爆發之前的樣子。那時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部分地區由親莫斯科的分離主義者控制，克裡米亞更是從2014年就成為瞭俄羅斯的一部分。澤連斯基本人也不止一次說過這樣的話，但最近仍有部分烏克蘭發言人一直主張恢復2014年之前的俄烏邊界。
不過，這種曲解對基辛格來說已是“見怪不怪”瞭。當他試圖說服奧巴馬從阿富汗撤軍時，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將他與尼克松做瞭個類比。“我們必須離開，”基辛格對資深外交官理查德·霍爾佈魯克（奧巴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問題上的特別代表）說，“去做我們在越南做的事”。霍爾佈魯克回答說，他“認為我們對信任我們的人有某種義務”。據報道，拜登的回答很直白，他對霍爾佈魯克說：“去他媽的”（fuck that）。“我們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我們在越南就是這樣做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也沒因為這個出什麼事。”
霍爾佈魯克、拜登、奧巴馬
然而，現實又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反戰抗議者在1969年極力鼓動他們的那樣，尼克松和基辛格並沒有放棄南越的想法。他們沒有選擇逃避，而是尋求實現“體面的和平”。實際上，他們的“越南化”戰略就像美國今天在烏克蘭做的那樣：不再讓他們依靠美國的軍隊，而是向他們提供武器，讓這個國傢可以為維護自身獨立而戰。
1973年，基辛格與尼克松在空軍一號總統專機上 圖自：Corbis
當哈佛和耶魯的人看到尼克松被列入瞭基辛格《領導力》那本書中的六個典范之一，並與康拉德·阿登納、查爾斯·戴高樂、埃及前總統安瓦爾·薩達特、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和撒切爾夫人（她的存在也讓牛津和劍橋的人感到氣悶）並肩而立時，他們肯定會更加氣急敗壞。
我問基辛格，尼克松——這個唯一一位被迫辭職的美國總統——為何麼值得在一本探討領導力的書中單列一章。研究他，不是應該研究怎樣能不讓他領導麼？基辛格從佈萊斯·哈洛(Bryce Harlow)對水門事件的簡潔判斷開始談起，這位曾負責尼克松與國會聯絡的前總統顧問(Bryce Harlow)稱：“某個該死的傻瓜隻是走進瞭橢圓形辦公室（註：指坐落在白宮西翼的總統辦公室，是美國總統權力的象征。），做瞭別人讓他做的事罷瞭。”——從這可以看出，白宮裡的某個人徹底看透瞭尼克松。
“一個建議，”基辛格說，“助理們不應該嚴格執行上級情緒化的話語或意見，（比如那些）你知道他們在進一步思考後不會做的事情。”很多次，在緊要關頭，或者為瞭給在場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嘴上肆無忌憚地下著命令。基辛格很快就懂瞭——每當尼克松命令讓他把誰“給我炸掉”時，基辛格就“按兵不動”。
“如果你看看水門事件，”他爭辯說，“這確實是一連串的違法行為”——首先是闖入對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事件，這是在尼克松1972年參加選舉時下令做的。然後，這些違規行為“集中並入一項調查。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我認為他們確實應該受到譴責；但他們不應被免職。”
1974年，水門事件爆發後，基辛格（左）與美國時任副總統傑拉爾德·福特（中） 圖自：視覺中國
從基辛格的角度來看，水門事件是一場災難。1969年1月，他與尼克松上任時，美國就已經輸掉瞭冷戰。由於水門事件的爆發，基辛格與尼克松為鞏固美國的地位而制定的巧妙的外交政策戰略，也被徹底破壞瞭。
“我們有一個宏偉的設計，”他回憶道。“（尼克松）想以體面的方式結束越南戰爭……他想給大西洋聯盟一個新的戰略方向。最重要的是，他想通過軍備控制政策避免（與蘇聯）的（核）沖突。
“而且中國還有許多未被探索的奧秘。從（尼克松）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宣佈他想對中國開放。他非常明白，當時正出現瞭一個戰略機遇，美國的兩個對手正發生沖突”——這指的是1969年，在中國和蘇聯這兩個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傢因意識形態問題分裂8年後，中蘇兩國在邊境爆發瞭武裝沖突。“以他（尼克松）的名義，我下達瞭一個指令，努力要讓我們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比他們彼此之間的距離更近。”在水門事件醜聞爆發的前一年，基辛格說，這些努力終於匯聚在瞭一起。
“（尼克松總統）任期結束時，越南獲得瞭和平，條款上看著也很光榮，得到國內支持的尼克松也將會繼續維護這一和平。與此同時，我們重新制定瞭中東政策，”成功將蘇聯趕出瞭這一區域，並讓美國成為瞭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調解員。“我們對中國開放，並與俄羅斯進行瞭（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不幸的是，來自國內的支持土崩瓦解。由於尼克松在國內的失敗，我們被迫隻能將這些機會牢牢攥在手中，卻無法有效地對它們加以利用。”
1974年8月7日，尼克松在全國電視講話中宣佈，由於水門事件,他將於次日辭去總統職務 圖自：UPI
在基辛格的《領導力》一書中出現的尼克松，無疑是一個悲劇人物——身為一個戰略大師卻不擇手段地掩蓋其競選連任團隊的罪行，這不僅摧毀瞭他的總統職位，也註定瞭美國在南越的失敗。不僅如此，基辛格認為，正是在越南的失敗導致美國陷入瞭政治兩極化的螺旋下降。
“這場沖突”，他寫道，“引入瞭一種公開辯論的風格，對實質內容的關註越來越少，反而更為關註政治動機和政治身份。憤怒取代對話，成為瞭解決爭端的方式。分歧也演變成瞭文化沖突。”
我問道，今天的美國是否比越南時期更加分裂？
“沒錯，肯定是更分裂瞭，”他回答道。
我感到驚訝，請求他對此進行詳細說明。他說，在20世紀70年代初時，兩黨合作還具有可能性。“國傢利益是一個有意義的術語，它本身並不是辯論的主題。這種情況已經結束瞭。現在每屆政府面對的是反對派持續的敵意，而且是在不同前提下建立起來的敵意……如今在美國，關於美國的基本價值觀是否仍然有效的辯論更具有實際意義，雖然還並沒有對此進行討論，”這裡他指的是憲法的神聖地位以及在法律面前個體自由與平等的首要地位。
2017年，基辛格與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合影 圖自：視覺中國
從20世紀50年代加入共和黨以來，基辛格一直避免明確指出，美國右翼一些人現在似乎在質疑這些價值問題。但很顯然，與60年代有希望擔任總統的、堅決捍衛個人主義並且激烈反共的巴裡·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 時期一樣，現在的他對這種民粹主義類型的熱情也並不高。
他說，在進步的左翼，人們現在認為，“除非這些基本價值觀被推翻，（它們的）執行準則發生改變，否則我們沒有道德權利去執行我們自己的國內政策，更不用說我們的外交政策瞭”。這“雖然還不是一個普遍觀點，但它已足夠去推動其他一切向這個方向發展，並將能阻止統一的政策......知識界的一大群人都秉持這一（觀點），它可能也成為瞭所有大學和眾多媒體的主流觀點。”
我問道：“有哪位領導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如果你有無法彌合的分歧，可能會發生以下兩種情況。要麼社會崩潰，不論在何種領導下都沒有能力執行其任務，要麼社會超越瞭（分歧）......”
“它需要一個外界刺激或一個外部敵人嗎？”
“那是一種方式沒錯。或者，一個無法控制的國內危機也能起到同樣的效果。”
我們又談回瞭他的書。他在書中介紹的最年長的領導人康拉德·阿登納，在1949年成為瞭第一位西德總理。兩人最後一次見面時——當然，基辛格認識所有六個人——阿登納問道：“還有哪位領導人能夠執行真正的長期政策？真正的領導力在今天仍有可能實現嗎？”這肯定是基辛格自己也在問的問題，在將近60年後的今天。
領導力的實現變得更加困難，他說，“因為社會網絡、新的新聞風格、互聯網和電視，這些結合在一起，將人們的註意力都集中在瞭短期內。”
這讓我們看到瞭他對領導力的獨特見解。他選擇的6位領導人有5個共同的品質：講硬道理、有遠見而且膽子大，但他們也願意自己花時間獨處，而且他們不害怕分裂。
他說：“領導人的生活中必須有一些時刻進行反思，”他指出瞭，像阿登納在納粹德國被內部流放的時期；戴高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淪為德國囚犯的時刻；尼克松在60年代中期競選總統和加州州長職位失敗後的荒蕪歲月；薩達特在埃及仍被英國控制時的在監獄度過的時間。這些被“隔離”的時期也成為瞭這本書中最引人註目的一些段落。
“支配自己應該成為一種習慣，”戴高樂在當戰俘時寫道，“通過對意志的持續鍛煉獲得的道德品質，在最微小的事情，如穿著、談話和思考方式上更能體現出來。”
戴高樂（右）在1916年被德軍俘虜，直到戰爭結束才獲釋
1932年，這位未來的法國總統稱“不間斷的自律”是獲得領導力的代價——“不斷地冒險和持久的內心錘煉。每個人的特質不同，錘煉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它對人的折磨必然不亞於懺悔者穿著粗麻衣時感受到的痛苦”。戴高樂的內裡具有深厚的同情心——從他對患有唐氏綜合癥的女兒安妮的愛就能看出來。但是，對外的他，是嚴肅的、冷漠的，即便對盟友也是有敵意的。
接著，我們對話的主題轉向瞭撒切爾夫人，顯然，基辛格很喜歡她也很尊重她。在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進行初期，基辛格當時剛剛聽取瞭英國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的簡報，他問撒切爾夫人更贊成哪種形式的外交解決方案。“我絕不讓步！”她大聲說。“你怎麼能，我的老朋友？你怎麼能說出這些話？”
1982年4月到6月，英國和阿根廷為爭奪馬爾維納斯群島（英國稱福克蘭群島）的主權爆發戰爭
“她太生氣瞭，”基辛格回憶道。“我不忍心跟她解釋這個想法不是我提的，而是她的首席外交官提出來的。”
我認為英國現任首相鮑裡斯·約翰遜與基辛格所定義的領導人幾乎完全相反。最近在唐寧街，像戴高樂那樣堅持自律的情形肯定不多。基辛格的回答再一次讓我感到驚訝：“就英國歷史而言，他的職業生涯令人震驚——他改變瞭英國在歐洲的方向，這肯定會被列為歷史上的重要轉變之一。”
“但常出現的情況是，完成一項偉大任務的人並不能很好地執行它，也就是不能將其制度化，”談論起在任的領導人，他的態度變得更為謹慎，他補充道：“如果我說 （領導力）的水平與領導人面臨的挑戰程度相一致，那我說的肯定是假的。”
基辛格
我反駁說，烏克蘭總統，這位不太可能但卻成為戰爭英雄的喜劇演員，毫無疑問將給我們上一堂領導力大師課。
“毋庸置疑，澤連斯基完成瞭一項歷史性的使命，”基辛格表示贊同。“歷史上任何時期內，烏克蘭的領導層裡都沒有人擁有像他這樣的背景”——這指的是，澤連斯基和基辛格一樣都是猶太人。“由於人們對國內政治感到沮喪，他出乎意料地成為瞭總統。緊接著，他面對的是，俄羅斯試圖讓烏克蘭重回過去的依賴和從屬地位。澤連斯基以歷史性的方式將他的國傢和世界輿論匯聚在一起。這是他的偉大成就。”
然而，問題仍然存在，“他能在締結和平的過程中保持這一點嗎，尤其是，這個和平還是註定要做出某種有限犧牲的和平？”
我問他對澤連斯基的對手——俄羅斯總統普京有怎樣的看法，在不同場合他們曾多次見過面，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那時的普京還隻是聖彼得堡的副市長。當時他們曾偶然相遇過一次。
2017年，基辛格與普京在莫斯科見面 圖自：EPA
“我認為他是一位深思熟慮的分析師，”基辛格說，“俄羅斯是一個神秘統一體，通過某種精神力量，跨越11個時區，這個國傢團結一心。從這個觀點來看，烏克蘭發揮瞭特殊作用。瑞典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當他們入侵俄羅斯時）都曾踏上過那片領土，但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被打敗瞭，因為這片領土讓他們筋疲力盡。這是他（普京）的觀點。”
然而，這種觀點與烏克蘭歷史上那些將其與俄羅斯帝國區分開來的時期背道而馳。基辛格說，普京的問題在於“他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傢的領導人”，“他在這場危機中失去瞭分寸”。“沒有借口”可以解釋他今年的所作所為。
基辛格讓我想起瞭他在2014年寫的文章，當時俄羅斯吞並瞭克裡米亞，他在文章中表達瞭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想法，提出烏克蘭應像芬蘭一樣保持中立地位，並警告說，如果繼續堅持獲得北約成員資格，將面臨戰爭風險。如今，當然，是芬蘭和瑞典一起提議加入北約。那麼，這個不斷擴大的北約現在是太大瞭嗎？
“當咄咄逼人的俄羅斯成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時，北約是應對俄羅斯的正確聯盟，”他回答道。“而且北約已經成長為一個，反映歐洲和美國合作的獨特機構，所以維護它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還應當要認識到，中東和亞洲與歐洲和美國的關系間將產生大問題。在這方面北約是一個機構，它的組成部分不一定很包容。他們在烏克蘭問題上走到瞭一起，因為這讓人想起（曾經的）威脅，他們表現得很好，我支持他們的行動。”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結束這場戰爭。必須最後讓烏克蘭擁有一席之地，也必須為俄羅斯留出一席之地——如果我們不希望俄羅斯成為中國在歐洲的前哨的話。”
我提起瞭2019年底在北京時我們的一次談話。當時我問他，我們是否已經處於“第二次冷戰”，隻是以前蘇聯的角色現在由中國扮演瞭。他的回答讓我記憶尤深，他說，“我們正處於冷戰的山腳下”。一年後，他把這個說法升級為“冷戰的山口”。那麼現在我們又到瞭哪裡？
1975年，時任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中）訪華時，基辛格（右）與毛澤東主席握手 圖自：Rex features
“兩個有能力主宰世界的國傢”——美國和中國——“正作為終極競爭者相互對峙。它們被完全不同的國傢體系所統治。而這一切正發生在現在，科技的發展代表著一場戰爭將使文明倒退，甚至毀滅的時代。”
這是否意味著，第二次冷戰可能比第一次冷戰更加危險？基辛格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兩個超級大國現在的經濟資源相當（這在第一次冷戰中從未發生過），而且特別是隨著人工智能的出現，具有毀滅性力量的科技更加令人膽顫。中國和美國現在就是對手，基辛格表示毫無疑問。“等待中國成為西方國傢”不再是一個合理戰略。“我不相信統治世界是中國人的理念，但當他們變得如此強大時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情況，而這並不符合我們的利益。”
不過，他說，這兩個超級大國“有最低限度的共同義務，即要防止（災難性碰撞）的發生”。這實際上才是他在達沃斯論壇的主要觀點，盡管許多人都忽視瞭它。
“我們西方國傢有看似不相容的任務。你需要有能夠應對現代挑戰的國防機構。同時，你需要對社會進行某種積極的表達，讓人們知道付出這些努力是用什麼名義進行的，否則它們就無法持續下去。其次，你需要具有和其他社會合作的理念，因為你現在不能制定任何摧毀他們的理念。所以對話是必要的。”
“但這種對話已經停止瞭，”我指出。
“除瞭發泄怨氣之外，這正是我對我們的走向深感憂慮的地方。其他國傢會想利用這種競爭，但他們不瞭解它的特別之處。”我推測，這是指越來越多的國傢從超級大國中非此即彼地尋求經濟和軍事援助。“所以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
我向基辛格提出瞭一個問題——是否認為自己是一個領導者。“開始時，我可能不這麼認為，”他回答說，“但現在我是這樣想的瞭。倒也不算完全意義上的……（但）我試圖成為一個領導者。我寫的所有書裡都包含瞭這樣的思考：‘你要如何走向未來’。”
1972年9月，基辛格與尼克松合影。此時的基辛格不僅是尼克松的外交事務聯絡人，更是他總統競選連任的關鍵人物
我指出，他這是在過度謙虛。他曾帶領過美國國傢安全委員會、國務院，在水門事件期間，甚至一度差點領導瞭美國政府。盡管從未當選過，但他是一個完全合格的領導者。
到瞭要分別的時候瞭。這位老者可能還將全心工作，而我正準備離開去趕飛機。最後，我靈光一現，詢問瞭他有關領導力的必要推斷。“追隨者的身份會出現什麼變化嗎？”我問。“他們的力量也消退瞭嗎？人們是不是變得更不願意被領導？”
“是的，”他點點頭。“但矛盾的是，（人們）對領導力的需求和以往一樣大。”
毫無疑問，有些人將繼續對基辛格妖魔化，無視或貶低他說出的話語。99歲的年紀，他可以充分無視厭惡他的人。但他仍然具有領導他人的勁頭。“領導力，”他寫道：“人們需要它幫助自己從所處的位置到達從未去過的地方，有時甚至幾乎無法想象會去到哪裡。沒有領導力，各類機構就如同無根之萍，國傢也不再能凝聚為一體，最終就會發生災難。”
你的確沒有跟隨領導者的義務。但是，在沒有任何領導的情況下——或者再差一點，在缺乏自律的不合格的領導下走向災難，這樣的想法看起來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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