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過去十年，中國外交從跟隨者、學習者，向引導者、塑造者方向轉變。新一代的中國精英有更大的全球抱負，中國也開始真正下氣力參與國際事務。當前的全球化停擺期，對於中國的外交有危也有機，“危”是指美西方的封鎖容易造成民眾對外界的消極看法，而“機”則是在停滯、麻煩、抗衡、膠著中可以進行“創造性的破壞”，走出新路徑，打開新局面。對此，要進行三種新外交能力的建設。
2. 首先是“避險”和“搭橋”能力。也就是管控危機的同時建造更多的聯系。隨著美西方國傢對中國的警戒感不斷增強，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脫鉤和圍堵在增多。“避險”就成瞭當務之急，我們要繼續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和思想，美國在某個領域脫鉤，我們可以在其他方向比如歐洲、以色列、新加坡掛更多的鉤。此外也要積極“搭橋”，為中國高質量發展提供引進高端人才等便利通道。同時要防止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傾向。
3. 其次是中國外交要建立反思與評估機制。過去各個涉外部門工作量大，很難對政策專門進行細致和中長期評估。比如，“一帶一路”要在哪些地方進行調整？哪些“夥伴關系”出現變化？是否要像美國一樣建立軍事同盟和海外基地？這些都要進行評估、比較、反思，加強橫向交流，廣泛吸納建言，允許媒體公眾知情，進入思路征集、效果評價、政策完善的流程。這樣也有助於增強外交公信力，吸納不同智慧形成合力，為制度、政策和觀念的進化打下基礎。
4. 第三要從核心外交向大外交“金字塔”發展。決策層屬於塔尖，而地方外交、民間外交屬於塔身。在中國這樣的超大國傢，外交體制是多層級的。塔尖要特別高，塔基要寬大，塔身要非常厚，各個層級要銜接好。比如中國能成功應對難民潮的沖擊，就是地方外事部門通過微安排、巧合作化解瞭風險。此外中國的地方外交也可以學習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外交，明確區位優勢，增加更多的層次、想象力和資源，讓中國特色更多彩。比如讓港澳青年更多參與國際組織就是一例。
5. 就當今局勢而言，我們不要被中美關系緊張迷住雙眼。美國就是希望吸引中國全部註意力，讓中國在其他方向難以動彈。所以要調整過去以美國為重心的外交思路。以俄烏沖突為例，實際上美西方和俄羅斯之間存在廣闊的中間地帶，中國外交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比如斡旋沙特伊朗復交，就增加瞭中國的回旋餘地。故而對於反全球化浪潮，中國應該反其道而行之。你孤立、隔斷、排外，我們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和風范大國，更應在中東、非洲、南太、阿富汗、氣候變化等問題領域創造性介入，在全球化重啟中發力。
6. 當前中國社會談論非洲、談論印度等話題較為魯莽，出現瞭帶有沙文主義色彩的東西，這些都要不得。中國整體上屬於將強未強的狀態，自卑和自傲隻隔瞭一層薄薄的窗戶紙，所以我們要留意大多數國傢的反應。對弱者、小國要以仁相待，對大國、強手，要對以智。現在的仁和智都有待加強，所以我們尤其要把周恩來的外交思想、風格、語言繼承發揚，外交語言和風格都應該更加多元，不要讓人覺得隻有“戰狼外交”。外交語言是為談判而專設的，最大功能就是伐謀攻心，不能變成軍事的語言。
7. 當前中國“黃金外交季”很多亮點的出現，往往是在痛點中和難局中打出來的，平順的時候反而不太引起註意。外交官在多半是一般人束手無策的時刻，處理不同利益、不同語言、不同制度間的矛盾與分歧，憑借對話手法，巧妙破解難題，最後達成某種共識，在看似不可能局勢下締造突破口。但當前也是中國外交最險峻的關口，中國在外交經驗積累、手段應用方面還有缺失，更要抵住官僚惰性和民粹主義的幹擾，更好發揮能動性。
8. 中國究竟是“朋友遍天下”還是“少數派”？我們總的取向應該是做大朋友概念，把各類朋友交得多多的，把對手乃至敵手搞得少少的，把敵對的領域壓縮到最低限度，磨合中建構、線性變多維，打造新型國際關系和外交形態。比如中國堅定反對美國在聯邦層面打壓中國，但不意味著與美社會各界、不同地方、不同領域都針鋒相對。外交是人情感的集中體現，沒有那麼絕對，“化敵為友”的可能取決於我們的認知和努力。
9. 美國擔心中國崛起使其走出黃金時代，使其作為世界領導者的霸主地位終結，所以美國人現在開始出現一種無理封殺打壓的行為。而中國在經歷往上走的發展時代，跟美國從巔峰往下滑落的心態不同，所以這個時候中國應該更加從容和開放。當前，大國的勝敗歸根到底還是在內而不在外，隻要把自己的改革、自身的發展做好，未來中國有很大希望。
對談丨鳳凰網國際主筆 侯逸超
整理丨王煜 王言 高明琨
中國外交如何化危為機？王逸舟：要避險搭橋，美國脫鉤我們就和別人掛鉤
《鳳凰大參考》：歡迎您來到鳳凰網“黃金外交季”特別策劃訪談。您在《創造性介入》一書中提及當下國際政治的幾個趨勢，包括國際政治碎片化、國際規范網絡化、國際關系民主化等。近年來，在特朗普沖擊波、新冠疫情蔓延、俄烏沖突延宕等背景下，您認為同過去相比有哪些值得註意的地方？
王逸舟： 國際關系和外交領域的異動層出不窮，需要更細致和長時段的評估，增加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論。
跟前些年相比，一個新現象是全球化處在停擺期，各種民粹主義、沙文主義乃至本國例外論甚囂塵上，國際合作、經濟一體化及全球合作鏈似乎支離破碎。特朗普現象是個典型，反映出現有國際體系、國際結構處在漏洞百出的狀態。
這個過程對中國外交有危有機，我們能不能走得穩、走得好，在現代化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上，培育新的特色、新的公共產品，發展維護國傢利益、發出中國聲音的新辦法，既有挑戰也存在機會。有的時候亂不全是壞事情，它可能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在停滯、麻煩、抗衡、膠著的過程中，出現一些有希望有意義的新路徑新局面。
（王逸舟認為以下三個方面構成瞭對當下中國外交的最大挑戰，即：經濟全球化的停滯將可能導致中國長期發展走勢下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和脫鉤斷鏈，造成國內民眾對外部世界的更多消極看法和閉鎖心態；加之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災難和大自然的急劇變化之類不確定性，給中國社會帶來“剎車”效應的同時拖累對外開放合作進程。——編者註）
▎2018年出版的《仁智大國“創造性介入”概說》是王逸舟教授“創造性介入”三部曲的合集。
《鳳凰大參考》：您剛才提到瞭一個點叫“全球化的停擺期”，您覺得這個停擺期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的？
王逸舟：很難說。全球化進程漫長，有人認為從戰後算起，有人說是從近代就已出現。無論如何，20世紀末的二三十年，是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期。從國際貿易的增量、各國（包括中國）經濟發展的指數，都看得很清楚。
但是，現在全球化明顯減速，處在低迷和停擺期。原因有很多，當下顯而易見的是新冠疫情和俄烏沖突的雙重打擊。百年罕見的疫情造成瞭全球經濟的各種斷裂，如航空、航運、旅遊、餐飲等行業出現多年罕見的困難。俄烏沖突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一場地緣安全較量，至今仍在產生嚴重的負面後果，對各國外交包括中國產生很大影響。屋漏偏逢連夜雨，兩者疊加的效應帶來至少七八年的世界經濟危機。這算是二戰後最長的一個下行周期瞭，是全球化高漲之後的調整期。
不過，上述過程一方面表現為全球經濟的蕭條、不景氣，另一方面也催生瞭新的科技突破跡象，出現各領域各行業的優勝劣汰，令主要大國、強國尋找危中之機。
▎ 新冠疫情下的世貿組織。圖源：紐約時報
《鳳凰大參考》：您在最近的文章裡面提到中國外交能力建設的三個方面，第一個是說“避險”和“搭橋”（“避險”指規避重大風險，保障中國國內的發展勢頭不被逆轉；“搭橋”指在外部某些勢力與中國脫鉤的背景下加強國際合作。——編者註） ，第二個是外交反思與評估機制建設，第三個是建造新型外交金字塔。您能不能分別介紹一下具體內容？
王逸舟：好的。談及外交能力和機制改革之前，要先評述一下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成就。跟此前對比，這段時間中國外交有一個顯著變化，那就是我們同外部世界關系的變化。
中國從一個跟隨者、學習者，朝著引導者、塑造者的方向轉變，從相對被動的角色變成更加進取積極的角色。我個人覺得，從積極角度來看，中國人對國際事務的關切度強化瞭，使得在國際事務中發聲的意識增強瞭。政府、各種強力部門，軍方、外交、商務等，以及各級地方政府，開始增加對外部的介入。
我上大學那會中國人隻是模仿、學習，睜眼看世界，有一種落後看先進、下位看上位的感覺。現在中國底氣比較足，有瞭要領先一步的意識、要強力主導的意識、要在國際社會中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和重大倡議的意識。將來也許歷史會說，中國人從這個時代開始在國際事務中真正下氣力瞭。
“一帶一路”倡議開始時是一個單純經濟合作的倡議，旨在促進同中亞、東南亞的雙多邊關系，現在它成瞭某種全球性的倡議，是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下一步說不定還有全球生態倡議、全球高邊疆倡議。在非洲、拉美、北歐，在那些無人地帶，如極地、深海、大洋、外空，中國的介入和存在感明顯強化。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趨勢——中華民族開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新一代的中國精英有更大的全球抱負。
▎ 中歐班列是“一帶一路”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在全球受到新冠疫情打擊、發展停滯時，中歐班列逆勢增長、安全穩定運行。圖源：西安晚報
在看到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一些隱患，看到那些冒進的線索。要想想哪些方向應當有所為，哪些恐怕得放棄，得量力而行。因此，我最近的思考和寫作（指《外交語言探問》、《外交知識芻議》、《外交能力試析》系列。——編者註），聚焦和梳理中國外交經過大規模的猛烈行進後，哪些有進展、做得恰當，哪些需反思、要糾偏，並且提出三種新能力建設的概念，又叫外交機制體制的變革完善方向。
一種是“避險”和“搭橋”。一體兩面，“避險”是指管控危機、防范不利因素，“搭橋”是在被脫鉤的同時掛起更多鏈條、建造更多聯系。
此前的外交對此沒有太多考慮，那時強調中國在全球化的高漲期怎麼順應時勢，大力招商引資。前期各方向的經濟合作比較順暢，沒有太多避險的任務。現在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傢對中國的警戒感不斷增強，尤其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的脫鉤和圍堵在增多。“避險”成為當務之急，是全新的要求。中國外交需要在這方面想更多更好的辦法。
舉個例子，美國現在對中國一些的理工大學，特別是有軍工和國防背景的大學，采取瞭限制性政策，導致我們一些學生、教師、科學傢去美國訪問變得不易。國內因此有一種聲音，高科技搞自力更生，要自主研制。它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極端化，我們還要在困難中想辦法，繼續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和思想。
“東方不亮西方亮”。你在這個領域脫我的鉤，我其他方向掛更多的鉤。過去我們學美國多，眼睛關註那個大洋彼岸的超級大國比較多，大學生進修深造，重大項目、重大談判也主要跟那個國傢展開。外交資源、人力、物力往這個方向最多。但是這種以美國為重心，以雙邊帶動全局的思路，要做一些調整，放開眼量看各個方向，包括那些以往註意不夠的地方。所謂“避險”，主要指的是在被打壓的情況下，我們的外交如何趨利避害、另辟蹊徑、巧妙佈局和運籌。
▎自1998年起，哈佛中國論壇每年都會在春天如期召開，旨在增進外界對中國的瞭解、促進各方合作。圖源：哈佛中國論壇
這方面很講究，需要同時反思自身。舉個我比較熟悉的例子，這幾年國內大學的對外交流明顯減少，而這並不僅是疫情所導致的。內部存在各種擔心，因而防范措施增多、變嚴瞭，對外學術交流需要更多的申報和審批、學者跟外國同行的見面變得不易、涉外書稿的選題審核和出版核準程序之繁瑣細密，更是讓研究人員不勝其煩。對此應該認真反思和糾正。
我覺得，越是美國人焦慮、封堵的時候，我們越要開放、加強國際交流、推動思想互鑒。美國擔心中國崛起讓他的黃金時代沒瞭，讓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地位終結瞭，所以一些政客急欲進行打壓，包括很多反常規的、無厘頭的做法與說辭。中國態勢是在往上行進，這個時候更應從容自信、保持開放，堂堂正正把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同時做好，不能被美國帶瞭節奏、亂瞭自傢陣腳。
▎美國總統拜登於2022年簽署瞭針對中國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加強對中國科技產業的限制與封鎖。圖源：路透社
《鳳凰大參考》：這點我非常同意，但是很多地方政府也好，高校也罷，他們有時候也會有這樣那樣的顧慮。
王逸舟：其實大可不必，要相信我們的大學教師和科研人員有祖國的意識，有恰當的政治敏銳性。雖然有個別人出賣國傢利益、出賣靈魂，絕大多數人是值得信任的。改革開放以來，經過瞭國際化的熏陶，看到瞭交流中實現的成長，學者們懂得什麼對什麼錯，尤其重大涉外事務上哪些話該說哪些不該說，有關管理部門對此要有起碼的信心與信任，不能限制太多、因噎廢食。
往外觀察，美國有些軍工背景的科研、有些敏感的專業把中國學子及科學傢的入口封瞭，但是它別的很多地方、大學和學科仍有廣泛的合作空間。必須清醒地看到，全球最好的大學美國還是最多的，美國科研創新精神仍有值得我們學習追趕之處。即便是國內最好的大學，也仍有強烈的跟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傢展開交流、引進人才的需要。對外開放依然是中國前進和壯大的重要動力。當然新的條件下開放的思路、方式、方法，也要與時俱進，避險與精選並舉。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想要有更多的源頭活水，就要打開更多方向，比方說以色列這個國傢，它雖然很小，但它的高科技特別多，軍用的、民用的都有高科技，創業公司也特別多。歐洲有很多地方是我們過去不太註意的，如荷蘭、瑞士、北歐的一些大學，規模不大卻有專長，不少專業值得中國年輕人進修深造。國內很多大學招生數量多、校園面積大、經費也不太缺，但專業不夠精，前沿性與創新本領不夠強。我們可以和一些歐洲大學深度切磋互鑒，取長補短，培養更多有中國情懷和全球視野的學子。
▎在科技創新領域，以色列是世界的領跑者。當地高校有許多優質的科研資源與科研人才。圖源：ORT Israel
廣義上講的“避險”不光是教育領域、科技領域，它還包括方方面面。“避險”的另一面就是“搭橋”。我們現在的外交需要有一種新的意識，跟改革開放初期招商引資一樣，從服務中國的高質量發展這一目標出發，提供更多的便利、更多的通道，如長期專項簽證、科技合作項目的特殊許可、中高端國際人才的靈活引進程序、中外合辦大學的領事業務服務、國內外高水平通用教材互譯的手續簡化等等。在國際學術交流和科技合作領域，要防止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再次強調）不被大洋彼岸那個超級大國的某些亂棒和胡作非為帶節奏、帶偏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在不斷開放中、在持續革新的進程中實現的，對這個偉大的進程及議事日程要堅定不移、保持定力，不受任何外部勢力和重大戰略以外的幹擾破壞。
中國應該建立軍事同盟和海外基地嗎？王逸舟：需要發揮外交評估功能
《鳳凰大參考》：我記得您也提到過一些外交職能部門的改革，您有沒有建議比方說外交部和科技部門建立合作？
王逸舟：這就涉及我說的另外一個新功能培育，也就是外交本身的體制機制變革。它過去自覺不自覺已經在發生瞭。
▎1982年，錢其琛主持首次外交部新聞發佈會。
比方說，上世紀80年初期開始有新聞發言人，後來發展成制度，90年代以前也沒有邊海司等機構。現在有關外空、極地、氣候變化等領域有新的需求。這些都是在實踐中形成的，要求外交有新的設置、新的預算投入、新的人力安排。
回首過往，改革開放以來外交部內構造實際上一直在變革調整，增加瞭新聞發言人（後來擴展為新聞司）、軍控司、領事司（領事保護中心）、涉外安全事務司、邊界與海洋事務司等，近十多年來設置瞭一些特使專辦（如非洲事務特使、中東與阿拉伯事務特使、負責協調國際氣候談判的特別代表、負責阿富汗或緬甸事務的特別代表等）。它們反映瞭我們綜合國力的壯大和擴展，體現瞭國傢和社會對於外交服務日益增長的要求。
現在到瞭新的階段，應該有適應性調整和充實。把它變成一種有意識的、前瞻性的安排。對外交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做出細致評估，是很重要的一項內容。這是我說的中國外交反思和評估機制。它一方面，在機構建設方面，要分析哪些可能不太適合的部分應當有變化、哪些新的機構需要建立起來。
還有一方面是糾錯機制。從發達國傢的經驗來看，外交評估很大一部分是復雜多維的動態糾錯過程，不管是通過議會質詢，或者智庫媒體的批評，還是通過部門內部的定期評價總結。評估就是對已經出臺的政策做出認真的、細致的、客觀的評價，哪些做得對做得好，哪些可能出瞭新的問題或漏洞，哪些是我們過去的短板要把它補上，諸如此類。重要的是不能僅僅依靠內部的或領導的評價。
▎圖為解振華作為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在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發言。圖源：彭博社
舉個例子，“一帶一路”10年前提出的時候，當時我們國傢有發展與周邊國傢關系的新需要，國內又有巨大的產能，周邊國傢對此也十分需要，所以就把這個倡議搞起來瞭。它迅速獲得瞭呼應，現在一百多個國傢都進入這個框架展開合作，成為國際經濟貿易和投資領域的亮點之一。然而近期由於經濟全球化的停擺和美西方的打壓，某些地方的“一帶一路”合作出現瞭透支和漏洞，出現瞭還不起債務、國傢破產的情況，一些國傢的政局、當地的安全情勢發生瞭變化，有些工程項目可能爛尾瞭、無法推進瞭。
所以情況是需要被評估的：“一帶一路”在經歷瞭快速的進展之後，哪些地方要收縮戰線，哪些地方要繼化推進，如何跟當地的國情、政治安全形勢、人文環境對接好。做好這個評估，下一步我們的企業、我們的地方、我們的公眾在走出去的時候就會有更加穩妥有效的安排、更加細致周全的保障。
中國這些年建立瞭全球夥伴關系網絡，跟一百多個國傢建立起瞭雙邊的多邊的網絡。比方說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系，中國跟沙特、伊朗、海灣國傢、阿拉伯國傢各種聯系等。這個成就很瞭不起，有中國特色，不過也要評估哪些夥伴關系是堅實的、是牢固的、是可以繼續的，哪些可能是曇花一現，由於某些國傢的變化，不是戰略夥伴關系瞭，甚至成為麻煩關系瞭。評估很重要，它不光指具體在一線的談判代表要審視處理夥伴關系，而是從外交整體來看，這種反思機制尤其被需要。
例如，中國對外發展戰略夥伴，是否應該像美國一樣建立大量軍事同盟和基地？有軍方朋友和搞戰略安全研究的朋友說，我們在非洲那麼多的工地，在地中海、紅海那麼多的船隊，難道不需要派兵去保護嗎，不要在沿岸各地建立軍事基地嗎？我覺得這就是很好的問題與疑慮，需要有機制有專人去評估，去現場考察和得出必要結論。包括在三沙周邊，在南海的一些主權海洋糾紛，要評估在這個區域，中國究竟跟相關國傢的關系如何，哪些地方、哪些地段、哪些資源、哪些權利要堅定不移地去維護，哪些是共享的、是國際水域，須更加靈活巧妙地處置。這些東西要做出清晰的、有討論有批評的評估。還有分析者認為，新時代的中國不需要建立美國那麼多的軍事基地，更不需要結盟軍事領域，而可以通過其它多重手段在全球建立起更多的保障項目，比如說公安幹警出去聯合執法，我們的律師、安保企業走出去維權，與聯合國和各種國際機構展開合作等。很難說誰一定對誰一定錯，所有看法都需要比較和評估，在這個比較評估中發現國情特色和層次需求。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吉佈提保障基地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首個海外基地，該基地主要是為海軍亞丁灣護航編隊及非洲維和人員提供後勤保障支持。圖源：CNR國防時空
《鳳凰大參考》：您之前提到過經濟上的評估和戰略上的評估，以“一帶一路”沿海國傢為例，一些學者認為能夠真正賺錢的（項目）並不是太多，您怎麼看？
王逸舟：經濟學傢的反思評估做得是比較完備的，有各種數據，經常公開討論，公眾有時也能參與意見，哪些國際項目投資是有效的，在全球產業鏈、全球消費鏈、全球供應鏈中間的位置、投入產出比等，經濟學傢比我們國際戰略學界、外交學界做得更充分，不諱言缺點和問題。實際生活裡存在失誤是可以理解的。一些可能的斷裂，前期沒有預料到、後來出現麻煩，不意味出發點不對，或整個政策就錯瞭，（而是）變化超出預期。
評估更多是對事不對人，比如對外援助，公眾現在說我們經濟遇到困難瞭，這些年發展速度下降，還要不要給聯合國那麼多會費，還需不需要給非洲那麼多發展援助。數據表明在2015年和2018年中非峰會上，我們承諾瞭各600億美元，我們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國，聯合國維和經費也是第二位。公眾的擔心與疑慮是正常的。不能不有所回應，也不能隻是部門內部議論一下。
▎中國對外援助的資金示意圖。在2013-2018年間，中國對非洲援助的資金占到對外援助總金額的45%。圖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非研究所CARI
所以這個評估機制要回應公眾的一些問題，到底需不需要對外援助。我個人的研究發現，我們對外援助在整個國傢預算，在整個外交經費中占比其實並不算高，跟發達國傢、跟很多大國相比其實是合理的。但為什麼公眾擔心？為什麼一些幹部有抱怨？是不夠透明導致疑慮，是對公眾的解釋不夠，是評價機制的不完善所致。
有人可能問，難道沒在做這個事情嗎？相信我，外交部、商務部、軍方這些實際部門特別忙，不可能做這種細致的、中長期的評估，它們需要沉靜下來、查閱資料、比較國際做法，完成這種評估需要專門體制機制和投入。這是外交體制機制新階段建設的一個重點，需要花大氣力去建設的。要發展完善我們的外交評估。
我多次說過，今天中國現實裡外交部門面對的難題，特別是公信力方面的壓力，是壞事也是好事。問題本身孕育瞭解決問題的線索。需要處理的信息量大且傳播迅速，對它們的及時鑒別與透徹解說不易，要求決策層提升面對復雜信息做出恰當反應的能力。
經常聽到提問：“一帶一路”作為事關全局的重大倡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有哪些具體問題，比如，在疫情和戰亂嚴重的國傢有什麼損失？類似阿富汗和斯裡蘭卡這類國傢有多少，具體涉及哪些投資和援建項目？網上還有說法，擔憂中國政府暫停77個國傢的債務償還，可能造成國內納稅人不應有的代價。這些信息帶來部分網民的負面情緒，對國傢公信力產生壓力。
信息的真假怎樣，實際情況如何？有多少國傢屬於推遲償還，哪些是免除性質，哪些是減免性的，依據是什麼？暫停、減免、豁免債務對於我國與這些國傢的雙邊關系有哪些短中長期影響？需要的話，這類問題清單還可延長下去。納稅人的問責意識，中產階層的權利要求，普通人的好奇心，會始終存在。如果沒有得到解釋，大道信息不暢通，一定是小道消息滿天飛。信息來源多樣化的公眾尤其是年輕一代有自己的看法是自然的。國傢現代化包括機制的完善和學習適應過程。
需要認識到，已有的進步不代表過程的完成。新階段上能力提升的基礎，是對機制缺陷和出臺政策做出反思，重點是評估已有政策的效果，找出存在的問題，明確改進的步驟。從能力建設角度講，一定要有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賦予相應機構以必要權限；重視吸納部門外和社會上的建言獻策和批評意見，加強橫向的交流與溝通渠道；允許媒體和公眾有一定知情權。媒體報道和公眾關切有助於這一過程的持續展開（即使後者有時信息不全、判斷不準）。
任何國傢任何機構都不可能完全沒有失誤，好的制度在於發生失誤時及時發現及時糾正，差的制度或政府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沒有恰當的評價和制衡。即使在同樣一個制度和文化下面，亦有可能出現正反事例（如美國上世紀50-60年代對航天競爭領域自身缺陷的反思改進，以及本世紀初小佈什政府在中東外交的執迷不悟與重大損失——王逸舟註）。
▎ 圖為時任美國總統老佈什到訪中東。圖源：喬治·佈什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
俄羅斯當下在與烏克蘭的軍事沖突中之所以舉步維艱，撇開其他因素不論，內部的評估機制顯然出瞭問題。我們國傢自改革開放以來成就顯著，加上舉國體制的優勢，在快速動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問題上效率更高（如“一帶一路”在全球落地、冬奧會殘奧會成功舉辦、新疆香港異常事態的扭轉）。但舉國體制的弱點是，政策的透明性不夠，由下而上的監督較弱，出瞭問題若不是上面發話就不易解決。在外交工作方面，譬如講，對有學者提到的“戰略透支現象”等敏感話題，鮮有嚴肅細致的研討。對此，決策者和相關部門的積極態度十分重要。
外交評估機制應當是一種容錯、反思、改進的開放系統，可以讓外交人積極嘗試，對可能出現的失誤及時發現和調整，也有必要的包容諒解。理論上，現代國傢重大政策的出臺和實施，是一種增量改進，思路征集、效果評價、政策完善等都在其中，讓不同的智慧吸納形成合力，為制度、政策和觀念的進化打下基礎。
有正式的安排（人大、政協以及二者的專門委員會），包括聽證、咨詢、評審、討論和投票等環節，也有半正式和相對自由的專業咨詢和媒體監督。政策執行部門把擬出臺的策略和步驟做出匯報和接受審議，與社會、民間、智庫保持互動。
另一個部分是政策方針的效果評價，針對外交工作的日常部分，涉及辦案、談判和協商，比如使領館的信息匯總評估，部門內部的總結，與其他部委的協商和征求意見，特定范圍向社會公眾的通氣等。針對所發現的問題，既有表揚獎勵，也有檢討懲戒，有口頭說明，也有文字記錄，有擔責的對象，也有負責改正的環節，必要時還有機構的新設、撤銷、合並。通過試錯和糾偏，總體方針得到落實，失誤和漏洞及時被糾正，社會對國傢的期許得到更好的滿足。
評估機制設計與實施的依據，主要不是意識形態或民粹輿情的壓力，而是（1）是否與國傢利益和社會需求大方向對接，（2）是否符合總體外交方針，（3）是否存在邏輯自洽性的矛盾，（4）是否對新證據及時調整，（5）是否權責明確、分工清晰（避免出瞭事“隻打外交板子”），（6）是否關鍵數據和結論有備存，在不涉密前提下可以開放查詢。顯然，與規范的評估機制對照，我們現有的外交評價還須更多的改進。
中國如何化解難民危機沖擊波？王逸舟：大外交“金字塔”功不可沒
《鳳凰大參考》：您在近期作品指出，新時期中國外交吸納的社會性參與十分重要，加強外交公信力和增加社會支持還有大量工作可做。可否對此做些詳細介紹？
王逸舟：這屬於我講的外交能力建設的另一個建議方向，即：如何從傳統的核心外交、小外交向大外交的方向發展。
大外交是什麼概念？它像一個金字塔，核心的、主導性的頂層決策的塔尖，包括我們中南海、外交部、軍方，包括發改委、商務部門、中聯部這些強力部門等。中國本身是一個超大國傢，中國有三十多個省級行政單位，相當於國外幾十個中等以上大國。
▎近年，不少媒體將中國各省份和世界其他國傢的人均GDP進行對比。圖源：鏑數聚
在這樣一個超大國傢，我們的外交體制機制建設，理論上講是個多層級的。這個塔尖要特別高，一定得塔基寬大、塔身非常厚、各個層級銜接好。這裡面，地方積極性、地方外事的自主性發揮特別重要。
我們國傢有一半的省市是沿疆沿邊的，比如西南、西北、東北，包括沿海的省，廣東、福建、山東、江浙等。沿邊這些省市有很多對外的交往，不管是船隊、“一帶一路”，還是涉外安全問題，地方的積極性發揮與否，對整體的外交能量和中央方針落實特別重要。
說一個例子。全世界很多國傢深受難民潮的困擾，每年幾千萬的戰爭難民、氣候難民，以及一些國傢間矛盾造成的這種人口流動，對當事國造成瞭巨大的社會沖擊。但在中國公眾或者國際社會很少聽說受到什麼難民潮沖擊。
中國跟14個陸地的鄰國相鄰，又跟很多海洋鄰國相鄰。實際上不可避免地有非法的人口流動，有時甚至數量很大的。有的南方城市有段時間來自國外的一些打工人口缺乏合法手續滯留不歸，帶來一些治安困擾，有的西南省區受毗鄰國傢戰亂沖擊，有時承受短期跨境流入的人群。然而這些問題並沒有引起我們國內社會的動蕩，並沒有誘發更大范圍的擔憂恐慌情緒。為什麼？
▎ 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圖源：自然資源部
因為我們的地方外事做瞭很好的工作，用他們自己的創造性和資源，消化、吸收瞭這種沖擊波。地方外事部門積極性的發揮與否、創造性的發揮與否，直接關系到大國的外交能量，關系到我們外交在全球的影響力。
很多地方外事部門有他自己的不同特色做法，像我們西南方向的少數民族本身屬於跨境性族群，那一頭的很多人也是跟我們同宗的甚至同語言的，解決麻煩的安排不一定完全是靠中央、靠軍隊、靠外交部，而是通過地方的一些巧妙細致的微安排、巧合作，靠接納親戚般的接納一些臨時進來的人群，給他一些吃的用的，做一些商貿或農業合作，成功化解瞭潛在的危險，在地方層面化解瞭。
南方個別城市也如是，當地政府一方面大力發展跟非洲國傢的關系，一方面解決人口的滯留、簽證過期等問題，使得問題沒有延宕演化成全國性的問題，也沒有影響當地與非洲夥伴的經貿往來。啟發在於，地方的積極性越高、做法越有創造性，國傢能量越充沛、中國整體形象越好。
▎基層民警在雲南邊境推行普法工作。圖源：IC photo
地方外事還包括很多方面，邊界要定期維護和勘界，跨國犯罪需要的不光是國傢層面協商，跨界水資源問題有時容易引發國際糾紛，某些漁業爭端的處理不能光靠中央政府，很多都需要地方外事去完成，這些工作中央外交代替不瞭的。
中國跟中小國傢不同，很多中小國傢是幾百萬、上千萬人口，沒有地方外事的概念。而大國一定要有，比方說美國加州有一種所謂加利福尼亞外交的說法，其要點在於當地發展與亞太地區的關系，形成自身區位優勢特色，它不是經典意義上的外交，但很能給國傢整體帶來新的動能與價值。
《鳳凰大參考》：像中美現在這麼緊張的情況下，您認為雙方的地方外交能做點什麼？
王逸舟：比如說我們現在這種姐妹城市的合作，各種傳統的商務合作，一個地方的政府、地方的外事部門就可以發揮很大作用。像博鰲式島嶼外交、各地商務外交、城市外交、體育外交，就是在地方層面可發揮的。現在中央外交的很多事情、很多具體的工作委托交給地方瞭。尤其前兩年疫情嚴重的時候，北京開不成會，怎麼辦？我們在黃山附近，在廈門青島，在很多地方召開各種活動接待外賓。這是一般的中小國傢沒有的，但中國在這方面地域遼闊，有幾乎無限可能。
眾所周知，上海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也有豐富的涉外經驗，上世紀90年代，汪道涵就讓上海外事特別有創造性、有獨特貢獻，他對外交往的很多新思路新做法，不僅充分領會中央的精神，又讓上海扮演瞭一個試水者、破冰者的角色。在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兩岸關系等方面，汪先生都有創意。這給我們總體的外交加分，讓中國特色更多彩，增加瞭更多的層次、想象力和資源。
▎1993年汪辜會談現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汪道涵（右）和臺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辜振甫歷史性的握手。圖源：聯合報
（根據）我最近幾年的考察，發現很多省市的外事資源還沒有完全利用。中國新時代的外交也包括各個地方的外事，不光是地方政府，也包括民間、企業、個人等。目前的一個問題是，對外發聲的多半是強力部門、來自中央。其實中國應當是有更多的聲音，中國的形象應該有南方的形象，有少數民族的形象，有深圳的版本，有蘇州的版本等，把這些創造性的話語、版本變成中國故事，就很豐滿、好看。
所以，大外交說到底就是讓中國變得更加可親、可敬、可信，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更加生動有效。這也許是過去這些年外交的痛點之一。在國際社會、國際組織中，經常感到中國領導人和外交官很使勁，但始終話語不夠生動，講故事的本領不高超，民族形象經常受到這樣那樣的歪曲。這個時候就不光是要發揮北京決策精英的作用，也要發揮地方的、民間的、社會的角色，甚至港澳、海外華人華僑的積極性。
近期外交部門有嘗試，在國際組織中間讓一些挑選出的港澳青年去參與支發聲，他們的語言優勢和外部聯系渠道就得以發揮作用。應該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是這麼大的國傢，有這麼多的要素和與潛力。這種大外交是未來外交能力建設的一個新的方向。
▎2023年1月16日，外交部駐港公署舉行香港特區青年赴聯合國系統任職發佈儀式。12位香港青年陸續赴聯合國紐約總部、日內瓦辦事處及聯合國毒罪辦、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及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等聯合國系統有關機構任職。圖源：新華社
《鳳凰大參考》：您覺得這裡面最關鍵的是建立一個中央的協調機制，還是讓地方或者個人更多地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
王逸舟：需要同時發揮兩種積極性，首先是中央，現在我覺得中央積極性有瞭，最近10年高層進取意識得到瞭極大提升，有強烈自信心、主動精神和奮發有為，跟前一期相對的比較低調的姿態相比，十八大以來頂層設計的力度極大提升瞭。但另外一層還要鼓勵，有意識地發揮地方和民間的創造性和積極性，這是下一步決策者需要認真考慮的。發揮兩種積極性或者兩種積極性背後更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參與者的發揮，跟前面所說的避險功能、評估機制，一塊構成瞭新時代外交高質量發展方向。
談及爭取社會對外交的支持，還有一個特別理由。與國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多數部委不同，外交部的國內社會基礎相對薄弱。
比較一下，國防軍事部門代表著數以百萬計的官兵、千萬計的軍隊傢屬以及更大數量的國防科研和裝備產業的生產者，教育部門的基礎是龐大的大中小學教育和職業培訓體系包括眾多學生傢長親友、教職員工行政後勤人員的關切，衛生保健部門指導著各級公立私營醫院及診療機構、關乎社會所有成員的生育、健康和養老，工商管理部門和金融管理部門的職責涉及社會日常供應和價格穩定……決策者有無數理由把這些部門的事務放在議事日程最優先的位置。外交部通常被認為是與外國人打交道，在國內政治序列位置偏後，比方講在各級人大的代表份額和地方政府分支機構（如省外辦）權重很小。
▎王逸舟期待中國外交能夠打好“地基”，把底層做大、層次做多，這樣才能越堆越高。圖源：視覺中國
老百姓道理上支持國傢，實際對外交理解很少，既缺少專門知識，也沒有直接利益參與其中。於是，現實中的矛盾是：外交的任務不斷增多，得到的公眾支持和政治地位卻沒有相應增加，外交人辛苦但不被理解的情形屢見不鮮。對於中國這樣的超大國傢，情況更加嚴重：從韜光養晦的位置走向世界中心舞臺，中國外交人承攬瞭更艱巨的使命，而廣袤的國內幅員和各地差異化的發展水平，令各地尤其是基層群眾難以跟上宏觀形勢，對政策的解讀大相徑庭、充滿爭議，外交公信力難有大的改善。所以，一定程度的社會參與和公眾理解，對於外交工作本身的公信力，也有大的益處。
至於是否需要中央建立新的協調機制，我沒有把握判斷。現在的高層協調機制已有不少，但關鍵是調動下面的積極性創造性，讓所有要素都得到發揮，所有聰明才智都有釋放的機會，包括容忍可能出現的失誤並給予糾錯的機會，真正形成心情舒暢、生動活躍、萬馬奔騰的政治局面。這些都需要好好想想、討論起來。
王逸舟：“戰狼外交”有時是必要的，但不是全部
《鳳凰大參考》：我們剛才提到如何讓更多要素加入外交過程，這是一個符合歷史潮流的方向，但是它也可能遇到某些反彈，會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說您也提到全球化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對沖。
此前，學者羅德裡克提出過不可能三角理論，指出超級全球化、國傢主權還有民主這三者是隻能取其二的。以美國為例，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拜登的“中產階級外交”，都是或多或少地放棄瞭全球化這樣一個維度去保持另外二元的存在。另外很多地方存在民族主義綁架外交的情況。您怎樣看待這一現象？
王逸舟：實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現在中國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國繼續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改革，走風范大國的引領全球化之路，防范沙文主義情緒，遏制極端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情緒，把中國的發展跟全球的發展對接起來，和整個人類的發展同呼吸共命運。但也如你所說，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即：不再願意像過去那樣開放與交流，合作變得困難，原因有很多種，比如外部環境出現瞭很多不確定性，某些國傢針對中國的排斥打壓增多，國內自覺不自覺地增加瞭防范和針對，中外關系變得緊張。
某些國傢打壓我們，必須針鋒相對，這是必要的。但要謹慎，不要因此放棄開放方針，變成瞭完全依靠國內市場，一切靠自主開發，片面強調鬥爭的旋律。外部不是隻有美國，不是隻有西方，這個世界是很復雜、很多元的。看一看最近的俄烏沖突，國內媒體報道給人的感覺，似乎要麼站在俄羅斯一方，要麼就是親美西方。我的觀察是，站在俄羅斯一邊的國傢不多，鐵定幫烏克蘭的（如北約多數成員）有二三十個國傢，國際社會多數成員處在中間地帶，是促談勸和的，這裡面也包括聯合國和多數國際組織。這個廣大的中間地帶，值得好好琢磨、用心對待。
▎俄烏戰爭一周年之際，《紐約時報》發佈文章《為何西方未能成功孤立俄羅斯》，指出在幾十個國傢組成的西方聯盟和俄羅斯之間，存在廣闊的中間地帶。圖自：紐約時報
這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很重要，不光是對處理俄烏沖突的復雜關系有意義，對我們自己的成長進步同樣有必要。很多國傢是值得交朋友的，其國傢發展、文化傳承、學術建設等各個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借鑒的內容。總體而言對中國外交是有好處、有拓展空間的。
▎俄烏沖突引發的戰火依舊持續，盡管多方都在敦促俄烏雙方和談，但就目前而言，這一天看起來還是遙遙無期。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最近中國外交廣受好評的一件事，公眾也很振奮的消息，是我們在海灣地區、阿拉伯及中東地區，沙特伊朗兩個大國之間成功斡旋。它是一個信號：我們在解決世界一些難題的同時，也增加中國外交的想象力與能量，拓展更多朋友與積極因素。美國竭力對我實行遏制，我們有效鬥爭的同時不被帶節奏。這次兩個地區大國，在北京握手言和，朝著恢復邦交正常化的方向邁出重要步伐，帶動瞭其所在的整個區域的氛圍改善的同時，也給我們增加瞭與美西方鬥爭的回旋餘地。它啟發我們，中國外交完全可以把朋友做得多多的，把合作鏈條全方位掛起來。
▎中國成功推動沙特、伊朗兩國復交。圖源：中國日報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推動全球化的下一步發展可能跟此前不太一樣，須在更多的方向、更多的層次上有更多的創造性、顯示更多的智慧。這其實是個比賽，是朝著這種進一步開放、創造性介入、合作的方向去發力呢，還是說被帶節奏，被像特朗普這種政客或者一種排外主義、孤立主義思潮左右？
這些年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上產生瞭此起彼伏的影響。這個時候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之。你孤立、打隔斷、排外，我們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和風范大國，更應創造性介入，在全球化重啟中發力。
十字路口是什麼含義？兩種可能都存在，我不敢說隻有一條路。對中國來說，我們的公眾、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的決策者、媒體，不妨多想一想，放開眼量，不要被中美關系當下的緊張給迷住眼糊。美國一些人現在就是希望中國在其他方向難以動彈，讓你原先的發展規劃、開放目標中止，這個時候我們更要沉著冷靜地應對，要在外交、對外關系上放開手腳，就像這次中國在沙伊和談中扮演的角色一樣，創造新的格局與氛圍。
我們很多外交特使，不光在沙特和伊朗的和談中發揮瞭重要作用，現在在中東、非洲、南太、氣候變化、阿富汗等地等領域，都在積極行動，可能暫時還沒奏效、還在悄悄進行，但他們幹得非常好。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有更多的特使、更大的眼界，在聯合國和國際社會更加積極地去發揮，讓世界看到中國不是一個孤立排外的國傢，更不是一個反全球化的角色。當下尤其需要展示這種形象。
打鐵先要自身硬。現在公眾的思想，社會的情緒，反映瞭一些需要校正和引導的地方。有的時候看某些節目和網上說法，是不合適的，好像我們有錢瞭、拳頭大瞭，某些小的國傢還跟我較勁？你再跟美國跑，就要教訓你、揍你。有些人談非洲，談印度，說的話過於魯莽粗糙，這種語言的出現說明什麼？實際上還有一些很值得警惕的、帶有沙文主義色彩的東西，這是要不得的。
我這裡特別想提到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從他身上體現出外交學講的一個原理，外交需要智慧而審慎，好的外交不亢不卑，對比我們小的國傢或相對不發達的國傢要保持謙虛謹慎，對比我們強悍發達的國傢要保持智慧的周旋、有理有利有節。這也是中國古代聖賢講的“仁”與“智”含義。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給外國領導人和記者簽名。圖自：共產黨員網。
以上所說，對於外交人尤其重要。現在某些外交官脾氣太大，缺乏必要的審慎。從全球范圍觀察，外交多被認為是一種“審慎的力量”，是“重要且適度的力量”。它比任何其他手段更需要耐心溫和、遇事不慌，尤其是面對別的膚色、習慣和語言的同行時，始終願意談判溝通。它也意味著把遠見與機智有機結合起來，既有大局觀，又細心體貼。不管情形如何嚴峻，外交高手能夠覺察所有事件是如何相互關聯、自身處於什麼位置，從表情、身體姿態到使用的言辭都恰到好處。優秀的外交官應當是理智與情感兼具的人，既堅忍不拔，又能摒棄欺騙。
所謂外交，就是始終不斷地尋找能被雙方（各方）接受的條款和條件，這時不可放任性情、縱容脾氣、聲色凌厲。相反，好的外交官常常用幽默的語言化解尷尬，用舒心舉止緩和緊張氣氛，用富有教養的態度巧妙抑制情緒暴躁的談判者或聽眾。無論用什麼標準測量，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都具備瞭最高標準。令人欽佩的不止是他面對強手時的從容不迫和面對弱小國傢及下層人士時的尊重體貼，更有包括胸襟、真誠、幽默和審慎在內的全方位高品質。強調一點，對中國外交人而言，周恩來外交遺產不是一個過去式，而是一個現在式和未來式。
說到底，所謂創造性介入，歸根到底是基於仁智思想的外交謀略。對相對的弱者、小國要以仁相待，對大國、對強手，要對以智。現在的仁和智都有待加強，尤其要把周恩來的外交思想、風格、語言繼承發揚，不要讓人覺得隻有戰狼外交。戰狼的語言有時候是必要的，碰到一些特別無理的事端，要針鋒相對，見鬼說鬼話、見人說人話，但這不是全部。
大多時候面對世界多數國傢和國際組織，中國一定要有仁智的風范，有大國的氣象，有周恩來那樣的品格。更廣義上講，面對國際難局，面對驚濤駭浪，如何保持定力，保持平和的心態，從容不迫地去面對封鎖打壓，走出新路、創造性介入世界事務，更好維護自身利益和國際道義，同時讓自身國傢的發展能向著高水平、高開放度、高包容度標準改進。這是需要好好想想和細致推進的。
《鳳凰大參考》：我嘗試總結一下，您說的其實是讓公眾去開闊視野，然後讓他們認識到真實的世界是什麼樣子，不要有自大以及妄自菲薄的意識，這也是我們媒體可以做到的東西。
王逸舟：是的，我還在想這麼一個問題，你提到瞭媒體的語言，我覺得本身多元化是必要的，不能苛求說隻有周恩來式的語言。（王逸舟認為，周恩來式的外交語言除瞭要有上文提及的，面對強手時的從容不迫和面對弱小國傢及下層人士時的尊重體貼，更要有包括胸襟、真誠、幽默和審慎在內的全方位高品質；要仔細地分辨每個詞語的不同含義及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用迂回的辦法，避開爭議之點。——編者註）
我最近寫這個文章（指《外交語言探問》。——編者註）講語言，也就是不同職業、不同領域的語言，當社會從農業型社會進入一個手工業化社會，又從一個手工業化社會進入到一個全面小康、現代化乃至後現代化的高質量發展社會的時候，我們的外交制度、外交語言，我們整個風格都應該更加多元、更加豐富。你想，軍人的語言，必須要威嚴，鏗鏘有力，有威懾力。外交語言本質上講是為和平而出現的，是為談判而專設的，這種職業語言就是要溝通，要學會在困難條件下轉換，在看似不可能的局面下實現可能。實在不行瞭，最後才是攻城，就是戰鬥，讓軍人發揮。古人對此早有說明。
《鳳凰大參考》：對，上兵伐謀。
王逸舟：對，上兵一定是伐謀，是攻心，下兵才是攻城，是伐兵。現在外交也一樣，外交人要想清楚，外交的最大功能就是伐謀攻心。你不能什麼都讓給軍人瞭，自己也變成瞭軍人瞭，外交語言變成軍事語言瞭。那是一種錯位，是不對的。軍事語言有軍語特點，講力量、講威懾。外交語言是什麼特點？有人說外交語言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有的人說外交語言是戰鬥語言，不是懦夫而是勇士的語言，有人說外交語言是必要的廢話。這些各有道理，但僅僅反映某些局部，對此要比較分析。外交語言本身的考量、精細的推敲，是新時期外交能力建設的組成部分。
《鳳凰大參考》：您之前提到過思想或者語言，其實因為我們媒體是比較擅長於發明一些新詞去吸引別人註意的，這個西方也很常見，他們的智庫會發明一些新的詞語，其實會在外交中也發揮一些作用，因為觀念或者說這種語言的形容詞是能夠很大程度上觸動一個人。
王逸舟：是的，雖然中國從體制上、從文化上不可能完全像國外一些國傢那樣，有特別明確的旋轉門，但是我覺得我們中國自己有特色，各個方面之間相互學習借鑒，充分地發揮多種積極性，這個統籌和交流是很需要的。
實際上，我看這些年來外交工作也出現瞭積極的變化，很多外交官他原先就是在企業，在地方政府的，從90年代後期開始就抽調到外交戰線，擔任一些很重要的職位。這是一個好現象。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主席、周總理就有這種考慮，為瞭適應那個時期在強敵環伺的情況下屹立不倒，就要從軍隊調一批善於打仗的將軍們去充實一線，讓外交有瞭更硬氣、更強的鬥志，這個經驗、這種傳統，今天還要發揚光大。
不過在新的時期，環境和任務不同瞭，面對更加紛繁復雜的國際局面，各式脫鉤與掛鉤，斷路或搭橋，能力盲區的評估等，外交使命更加復雜多樣。應當把原先相對單一的目標及渠道，變成多元的、多層的安排，變成更有創造性的安排。這也是外交金字塔概念的思考出發點。它包含瞭很多層次，底座越寬大，層次越多，堆積起的尖就越高。
王逸舟評黃金外交季：外交就是在困難中創造新局，在不可能中創造可能
《鳳凰大參考》：您剛才也提到瞭，我們斡旋沙伊復交、提出俄烏和平方案、和洪都拉斯建交，中國外交在最近的大手筆是非常多的，我們提出瞭“黃金外交季”這樣一個概念，您怎麼樣看待現在的這樣一個中國外交“黃金外交季”？以及您能不能用創造性介入這個理論來分析一下沙伊復交中國是怎樣進行斡旋的？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創新點？
王逸舟：現在我聽到兩種說法，不光說是中國外交的這個黃金時刻，也聽到另外一種說法，說中國外交的一個最險峻的關口。
黃金時刻是指我們最近外交打出瞭一系列很亮眼的牌，讓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得到瞭一個很大的知名度或者很好的一個評價。人們結合最近一系列重大事件，比如馬克龍訪華，在整個國際社會的大國關系中，對中國來說都是很有利的一張牌，包括剛才提到的原先跟臺灣所謂“建交”的個別國傢，已經或者是正在變成我們中國全球外交體系的夥伴，以及最近在中東地區的一系列的談判斡旋，都顯示出中國外交的進取和創造性。
這些大的亮點的出現，往往是在痛點中、往往是在難局中打出來的，平順的時候反而不太耀眼，不太引起註意。這也是我所說的創造性介入，通常是在困難的時刻，有危機的關口，不泄氣、不放棄，反而殫精竭慮，積極爭取，最大限度地發揮外交的周旋、溝通和創新潛質。
▎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期間，到訪中山大學與中國青年交流。圖源：法新社
本質上講，外交是一種制度，是近代以來通用的國際安排，它在經常紛亂的時局中建立對話，運用斡旋等等方式，朝向不同重大利益的協調或妥協，達成某種共贏而不是雙敗局面。外交能力的發揮，多半不是在容易的時刻，不是在很平順的環境下。
和平順暢的環境誰都好做事，反而不太需要外交，比如全球化高漲期大傢都願意合作、都容易往來。外交官多半是困難條件下，一般人束手無策的時刻，來處理不同利益、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制度間的矛盾與分歧，憑借對話手法、巧妙破解難題，最後達成某種共識。
中國外交近期某些亮點印證瞭外交這個傳統，在困難中它激發對話興趣，在看似不可能局勢下締造突破口。說明什麼？說明外交眼界開闊瞭，手腕技巧有提升。西方不亮東方亮。你這邊打壓我，我可以出新招化解。現在還有很多外交特使正在忙碌地奔赴很多地點，隻不過可能暫時還沒有拿出這麼耀眼的成績單，但並不意味著中國外交沒有努力，很多時候看似平靜，實際上正是因為他們的努力，我們才有歲月靜好。外交工作就是創造和平、締造靜好的。中國之所以能夠保持這種和平的局面、發展的局面，中國人民之所以能夠在近幾十年中從一個溫飽型社會步入全面小康型社會，再到現在追求高質量發展，外交功不可沒。
但是同時要承認外交還有一些短板，還有改進空間，還有改革難題，不應太自傲，更不能說大話。中國外交有點像大國強國俱樂部中的新人，對手是一幫精明的成年人，中國看上去個頭很大，跑得也很快，但畢竟經驗老到方面、各種手段應用方面還有缺失。
比如，在很多精致的國際協議和話語案文中，中國人的占比還是很小的；你看看聯合國，看教科文組織，看國際難民署，他們出臺的各種各樣的文案，有多少來自中國人之手？有多少依舊被西方列強把控？對此要心裡有數。在聯合國，我們經費投入很大、維和部隊人數很多，但仔細看指揮序列、看關鍵角色，中國軍人主要還是幹活的、出資的，而非指揮的、調度的。
▎中國維和部隊在南蘇丹執行維和任務前集結。圖源：新華社
中國總體上屬於大而未強、將強未強的狀態。要清楚看到我們的快速成長，又看到成長的不足，懂得這種“進行時態”。自傲和自卑有時就隔瞭薄薄的一層窗戶紙，你要是在這一頭可能就老是覺得信心不足、隻能跟隨別人後頭，永遠抬不起頭來；但如果你覺得自己一切很夠瞭，什麼事你都做得很好瞭，又容易變成一種狹隘的本位民族情緒、自傲的例外外交立場，膨脹起來也厲害的，不僅讓中小鄰國顧慮，對自身長久前景也不好。
通常大國對中小國傢容易忽略輕視，對比自己強或更狠的國傢比較敏感，因而外交上處置起來可能面對想不到的局面。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傢，而且被公認是發展很快的大國，因而特別需要留意絕大多數國傢的反應，而不是僅僅看到少數不友好國傢的態度。這方面我們切不可學瞭美國人的壞毛病。
《鳳凰大參考》：所以您這說的“強”是（對世界的）理解更強？
王逸舟：對，這個強應該包括多方面，不止器物層面更有精神層面，不止博弈能力更有反思能力，不止對外關系更有對內關系，各個層面的進階與完善。中國跟世界關系有更深入交流，更好的理解，更出色的風范。周恩來是一個榜樣。面對談判對手如基辛格的時候，他毫不退縮、堅守原則、保持自尊，讓對手佩服不已。對小人物，對手藝人、平民、下屬，特別體貼入致、用心去尊重。他讓人油然而生敬重，這才是大國領袖，是中華文明的體現，不卑不亢、有仁有智。
▎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與周恩來總理親切交談，二人也是中美建交過程中的關鍵人物。圖源：中國日報
這裡還想指出一點，我們討論的重點是中國外交能力建設，但絕不隻有我們國傢面對這種問題。外交能力的建設是一個國際范圍的主題，折射瞭外交作為一種國際制度的長期演進。
外交能力指一種特殊的國傢資產，屬於典型的軟實力。它首先指的是外交人的智慧、韌性和能動性。與軍事、科技和經貿部門的同行不同，外交官主要憑借溝通、談判、宣示、妥協、文本，特別是語言技巧，而非器物層面的實力，來實現外交的基本使命（代表國傢、溝通交流、獲取信息、塑造國際關系）。
外交的特點，是以溝通協商和互諒互讓的和平方式，處理國傢間的分歧。如果說軍事是解決國傢間紛爭的最後也不得已的手段，貿易和經濟關系有時在國傢間關系緊張時刻失效，那麼外交在國傢間關系中自始至終不可或缺。沒有外交的國際政治，隻能服從赤裸裸的叢林法則。
從全球范圍觀察，外交作為一種黏合劑，又是國際社會維系的條件。國際組織和各種雙邊多邊機制正是依靠外交得以推動，國際法、國際決議及重大倡議通過外交得到落實。由此看，所謂外交能力，特指外交人員維護國傢根本利益、促進國傢間和平與國際穩定的職業本領，是以非暴力方式推進國傢間對話與妥協的特殊才幹。
歷史經驗表明，外交之所以被認定為一門“藝術”，是因為面對的分歧多半不是容易處置的小事，而是涉及民族國傢利益的大問題，是難於消彌的歷史糾葛或現實爭端。這種時刻的外交活動，若能以對話溝通而非武力、制裁或其它對抗方式，讓國傢間緊張事態和緩，無異為極致的妙著。做到這一點，除瞭要求外交人有出色的說服能力、委婉的陳詞能力、熟練的業務能力、汲取新知識的學習能力，還需要他在困境下守住外交的根本，頂住談判對手的幹擾，扛住不合理的政治壓力和官僚惰性，拒絕喧囂的國內外民粹主義。外交不是萬能的，但它有很大的能動性。
▎近年塑造中國外交人形象的電影，也獲得瞭其他國傢外交官的好評。圖源：《萬裡歸途》劇照
外交能力還表現為體系內部自我調試、適應變化的一種特質。從全球外交史考察，中世紀末期意大利和地中海沿岸城邦小國的外交，主要限於教廷與主教們及背後支持他們的國王諸侯的交往，圍繞信仰皈依、皇室聯姻、轄疆分封、稅收分配的狹小領域展開，早期外交特使作為主教心腹或皇親國戚的使命（及能力），多是私臣進言上書之事。伴隨工業革命和宗教勢力的式微，資本主義時代西歐各國外交開始專業化，有關民族間世俗事務的談判成為重點，涉及軍事征服與海外殖民、貿易拓展及財政收支、帝國管理和科層建制等。外交逐漸發展成專門部門，有外國地理習慣語言等知識的培訓，制定職責銜級的規范（包括使館和領事制度等）。外交能力成瞭國傢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初以降，反帝國主義革命和非殖民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一大批新興國傢誕生，它們重視主權獨立和外交自主，在以聯合國憲章為中心的國際規范引導下，逐步建立瞭外交體系和能力。時至今日，外交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全球制度，是主權國傢的標配。信息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新詞匯新嘗試（如“公共外交”“民間外交”“NGO外交”“多軌外交”“互聯網外交”“量子時代的外交”）層出不窮，預示外交下一輪制度創新。外交能力建設，也從以往囿於傳統外交部門的改進，朝著更大范圍開放，加入瞭更多的資源、行為體。
外交能力的演進，也是整個國際關系進步的一部分。中國的成長不是孤立現象，而是最近這些年國際關系改進的重要體現；下一步若要變得更強，當然也應該使自身能力建設與國際潮流相一致。
《鳳凰大參考》：您也提到關於創造性介入的優先級，我有一個疑問，之前我們的表述都是“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傢是基礎、多邊是舞臺”。但最近有學者提出，其實現在周邊和發展中國傢的權重更高瞭一些，您怎麼樣看待現在這樣一個調整？
王逸舟：所謂的四條邊，大國關系、周邊環境、多邊機制，還有發展中國傢的聯系，大約是20年前提出，當時中國外交開始向全球進發，尤其“入世”以後，有關決策部門提出瞭這四個方向的統籌思路，反映中國崛起過程生成的世界大國意識。現在中國角色更多樣多維瞭，很難用單一的重點、重心來解說外交方向。
▎中國空間站建成後將為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提供使用機會，共同探索太空。圖源：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網
比如，我們看外空、極地、大洋深海，各個高邊疆，那些看似人跡罕至的地帶，不是傳統國傢集聚的地區，成瞭外交的新著力點；再如，在非物理空間，互聯網、人工智能、元宇宙、大數據領域，這些難道不是外交人須面對的機遇挑戰嗎？難道不需要去創造性介入，爭取話語權和代表權嗎？
所以，很難說有單一的固定的外交投入順序，說這個重要、那個其次、其它不重要，動態轉換是可能的，“邊緣並不等於邊陲”，關鍵在於眼量寬廣、取予合適、張弛有度。
《鳳凰大參考》：所以需要引入您剛才說的評估機制？
王逸舟：對，需要動態評估，外交越是發展、越是多元、背後支撐的國力越是成長，外交的視野越寬大、外交的議題越豐富，外交需要的技巧越高越難。這個評估是動態的、實時調整的過程，可能今天中美在某一議題上發生劇烈對峙甚至摩擦，它就變成瞭優先事宜、重中之重。但可能明天在歐洲、在非洲發生瞭大事，一場大的沖突或事件，就要求中國外交調動資源和能量全力以赴。說不定再過50年、100年，假如有一個小行星將撞擊地球，地球可能因此遭受巨大災害甚至毀滅的時候，中國就有巨大的責任跟國際社會合作，跟聯合國太空署、美國、俄羅斯、歐盟合作，防范這種沖擊，那就是優先處理的外交事務。
這個動態的變化對一個成長中的大國特別重要，中國外交未來需要更加靈動，彈性的安排很重要。上世紀80年代是沒有四條邊概念的，當時鄧小平說，美蘇兩霸爭奪世界，我們不卷入、保持中立，先把自己的事情幹好，在兩極對抗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優先解決自身溫飽。到新世紀以後，中國的周旋餘地大瞭，國力增強瞭，開始註重國際組織、發展中世界、周邊和大國瞭。現在我覺得要繼承發揚這種進取拓展的精神，把外交的能量、能力、眼界、智慧大大拓展。
▎在美蘇冷戰結束前夕，時任美國總統老佈什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面。圖源：法新社
《鳳凰大參考》：是的，很多公眾還關心一個問題，中國的朋友圈到底有多大？因為一般媒體裡可能刻畫的是中國隻有少數幾個來往的朋友。但是您說，我們有多層次的、多內涵的夥伴關系，有“一帶一路”的各個支點，有聯合國機制下“全球發展倡議之友”。您能不能介紹一下現在中國的朋友圈是什麼樣的？因為我們現在聽到很多說法，就是“結伴不結盟”，包括前兩天傅聰大使提到的中歐“友誼無上限”。能不能給我們簡單講講？
王逸舟：是的，很有趣的問題，我也聽瞭不同的說法，有人說中國的朋友遍天下，你剛才舉的例子說明瞭這個遍天下的含義，如戰略夥伴關系，還有一些重大倡議得到瞭呼應，如“一帶一路”。也有另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外交面臨很嚴峻復雜的形勢，如聯合國在俄烏沖突上投票，我們的立場跟很多國傢不太一樣，屬於少數派；或者認為，很多國傢跟著美國走，批評針對中國。
我想，對此很難有簡單的答案，取決於你的角度和是否有不卑不亢的心態，取決於談論的朋友是哪種類型，圍繞什麼議題和場合。例如有國傢政府層面的朋友，還有包括民間的、社會的各界朋友，企業的朋友，還有安全政治或經濟貿易層面的不同朋友、夥伴，看待分歧與對手甚至挑釁者也須做仔細分類，不宜籠而統之、大而化之。
我以為，總的取向應該是努力把對手乃至敵手搞得少少的，把各類朋友交得多多的，區別對待與他國利益的分與合，包括軍事安全政治的敏感議題。比如說在南海，我們可能跟菲律賓、跟越南等國在某些具體的島礁或者海域上有不可讓渡的權利要爭、要堅持，但不妨礙我們跟它們在別的方面交朋友，不妨礙做生意，不妨礙發展旅遊和教育往來，總之是增加國傢間關系的穩定因素、壓艙石，減少或控制彼此間的摩擦點，防止失控現象發生，磨合中建構、線性變多維，打造新型國際關系和外交形態。
對美國也是這樣，現在它的聯邦決策層面，國會很多人，對中國采取瞭一個打壓、排斥、脫鉤的方針，對此要堅定反對、有效抑制，但不意味著對整個國傢民族、社會各界、文化教育領域、不同的地方和州鎮，都針鋒相對、一律對待。對敵手的篩選、反制要精準化，時時動態調整。對方做出調整瞭，做出讓步瞭，有新的妥協點瞭，化敵為友就有可能。所以不要固化，不要線性思考。
▎中國、越南海警自2006年起定期舉行聯合巡邏，雙方在合作中建立瞭互信。圖源：中國海警微博
《鳳凰大參考》：您的核心觀點是說不要把各個議題聯系起來，比如說在這裡我們有競爭，但不要影響到其他領域交往？
王逸舟：是的。兩會以後，秦剛外長在記者發佈會上的發言，談到美國的時候，一方面堅定有力，說瞭很多硬話，但他又花瞭大量篇幅去講美國的社會、民間、普通人給他留下的美好印象。潛臺詞是什麼呢，是說我們未來可硬可軟、餘地很大，你要是跟我不講道理的時候，我不會讓步、不會妥協，但不意味永遠不可轉圜，不意味著說我跟民間、跟社會為敵。
《鳳凰大參考》：我覺得您的觀點非常有啟發性，把國際社會分得非常細，各個層次很復合的一個關系。
王逸舟：還要提醒一下，我們要學美國的一些優點長處，如美國人的創新意識、教育科學領域的很多先進做法，但不要把它的毛病學來。美國當霸主時間太長瞭，很多美國人對外面不瞭解也沒興趣，例如不知道臺灣跟我們中國的關系，不知道西藏是我們一個自治區，對他們來說那好像是另外的地方，跟中國沒關系。
▎在4月接受鳳凰網《與世界對話》的采訪時，哈佛大學教授宋怡明舉例說明美國政客對於中國的無知。圖源：鳳凰網
多數美國人也不太學外語。不少美國精英傲慢自大，總把美國說成上帝眷顧的“例外”，不遵從國際法和國際制度。中國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要避免出現類似豪橫毛病。我們跟世界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世界的態度，不缺乏體察感、敏感度，更不能居高臨下、頤指氣使。
《鳳凰大參考》：剛才您提到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在全球化停滯的現階段，高級政治（傳統的國傢政治和軍事安全）有越來越大的權重，比方說美國半導體聯盟的建立。安全問題在影響經濟合作，過去我們也常說“政冷經熱”，但是現在政冷也往往會影響到經熱，我們怎樣去確保議題之間的分離度？或者說怎樣確保不會因為政治上的安全關系影響到我們的其它利益？
王逸舟：這是一個好問題，很難有答案。不能肯定高政治議題權重會一直上升。我觀察，美國的一些盟友，比方說日本、韓國或者是歐盟一些國傢，他們的對華政策也很矛盾，有兩面性或者經常徘徊，也就是說調試度是存在的，在某些領域中他是追隨美國很緊，比方說談到芯片聯盟，談到一些關鍵的材料或者是機床的出口，過去歷史上以巴黎統籌委員會為代表的西方國傢有嚴厲的態度。但不意味著在這些領域沒有任何的松動，比方說最近馬克龍訪華就撕開一個口子，仔細想一想很有趣，這裡面存在多種選擇、調整的可能。
若按照簡單邏輯，法國是美國盟友、是歐盟大哥，對華政策上有很多排擠，這樣看就沒法做工作瞭。當年毛主席、周恩來在中法沒建交的時候，60年代初期，就認識到戴高樂主義的特點，認真耐心做法國的工作。外交要把朋友圈盡可能地拓展，把不容易合作的或有針對的東西壓縮到最低限度。實際上是人情感的集中體現，沒有那麼絕對，取決於我們的認知和努力，把不可妥協的面盡量壓縮。
要看到，隨著中國的成長，確實出現瞭“高山反應癥”，攀登頂峰的困難，跟半山腰、山腳下是不一樣的，很多是我們過去沒有面對的。氣壓和溫度比較低，要學會自我調整，適應新的環境。外交能力建設和自身發展很重要，大國的勝敗歸根到底還是在內而不在外，隻要把自己的改革、自身的發展做好，未來中國還是有很大希望的。
▎中國的外交之路就好似在攀爬雪山、登上“外交高原”，需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步伐、適應新的環境。圖源：法新社
我自己的學習同樣處在不斷反思、改進的狀態，比如近期的思考點是，如何把人的情感個性，偶然性隨機性、復雜現象，納入外交研究能力建設；跟隨時代進步，外交實際安排和外交理論思想怎樣與時俱進、變革更新。所謂創造性介入，既可以是對外交過程的一種寫照，還可以是外交學術進步的態勢。
《鳳凰大參考》：期待您的研究成果。最後一個問題，您認為如何培養具有“多元”思維的聰明學生。
王逸舟：我沒有什麼成熟想法，更不敢說好的答案。作為外交研究者，隻能說自己很幸運，因為現時代帶來很多突發性，很多表面偶然的現象背後可能掩藏著歷史演進的線索，它們讓研究工作充滿挑戰性與不確定，也讓人興致盎然、不會滿意已有的結論。
關鍵在於喜歡這件事情，願意探索前行，包括思索未知的外部世界與反思校正自我。這使人大腦活躍，不會隨著年齡增加而變得愚鈍。至於是多元思維好，還是鉆牛角尖好，還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倒不一定，科學史上一些“怪人奇人”不是做出瞭不起的發明創造嗎？
感覺上外交和國際關系領域比較“俗”，大概率講還是培養多元靈動的思維習慣較好。中國外交總的來看在世界大國中處在相對有利的位置。用打牌的比喻，我們手中攥的牌還算是比較好的，但並不意味著必然打贏最終牌局，未來還是要看如何取舍進退，尤其在內部改革下功夫，擺正自身的心態。
前行路上有很多隱患，對十字路口不能掉以輕心，如能保持謙虛謹慎，中國是有希望的。怕就怕過於自滿，凡事都覺得自己對，那樣的話學習、改進的空間就沒瞭，於人於己都不利。培養多元智慧思維的聰明人，包括外交人與外交學者，要善於習得。外交是人的外交，外交官的訓練、體制機制的建設，要和人的培養結合。周恩來的外交遺產現在受重視程度不夠，其實它是一種瞭不起的遺產，值得發揚光大。
《鳳凰大參考》：追問一下，我們經常說外交是一種藝術，但是現在我國的國際關系可能更多是從科學的角度去培養人才，怎麼樣把這兩種思維融合在一起？
王逸舟：這是我們在外交教學研究中須改進的方向。要從傳統的一種學科及權力政治課程體系，拓展到更加寬廣的方向，如人文主義方向、帶有人的面孔，富含藝術性的創造思維培育。最近我寫的一些東西，屬於廣義的外交美學，意在讓外交研究從狹窄的利益博弈學說掙脫出來，促進外交理論更加豐富、靈動，培養出的新一代外交人更有技巧、智慧。這也是外交本質的承繼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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