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萬億國債增發開啟瞭中央地方債務結構優化的進程,中央財政的赤字空間或許就此打開。

  地方債務收縮、中央債務擴張,說明財政赤字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但結構的調整,並不能直接指向整體財政赤字將進一步擴張。不管是去杠桿還是加杠桿,核心都在於經濟發展。

  10月人大常委會批準增發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國債後,中國年內赤字率上調到3.8%左右,引發瞭市場對未來財政空間和思路的討論。有觀點認為萬億國債的增發意義重大,意味著就此打開瞭財政空間。實際上將中央和地方赤字匯總起來計算的廣義赤字率,可能既不止3%,也不止3.8%。

  廣義赤字可以有不同口徑。窄口徑的廣義赤字,定義為“一般公共預算的收支缺口”,除瞭國債和地方一般債所對應的狹義赤字,還包括調用其他預算、歷史結餘和預算穩定基金等部分。中口徑的廣義赤字,定義為“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收支缺口”,比窄口徑的廣義赤字多瞭這些年擴張較快的專項債等政府性基金“赤字”。較寬口徑的廣義赤字,定義為“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收支缺口以及城投公開債券淨增額”,比中口徑的廣義赤字多瞭城投的公開債融資。更寬口徑的廣義赤字,定義為“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的收支缺口以及城投帶息債務淨增額”,比寬口徑的廣義赤字又多瞭城投的貸款、非標等其他債務融資。

  由於2014年審計甄別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將地方政府一類債務於2015年納入地方政府法定債務管理,導致窄口徑和中口徑的廣義赤字率就此突破瞭3%,此後持續高於3%。如果將城投融資認定為地方政府的表外舉債,將城投帶息債務的淨增規模也考慮在內,那麼2022年更寬口徑的廣義赤字率高達9.5%。因此,中國財政政策實際上一直保持著積極的狀態,真實的廣義赤字率也早已超過3%,所謂“3%紅線”並未對財政擴張形成實質性約束。

  與其他國傢相比,中國的中央政府杠桿率不高。截至2021年,根據世界銀行數據,經合組織成員國、高收入國傢、後人口紅利國傢的中央政府杠桿率分別為122.3%、126.9%、127.6%,而中國的中央政府杠桿率則僅為20.3%,不及美國的一半,明顯低於全球其他主要國傢。

  在過去多年財政赤字擴張的過程中,中國的地方政府發揮瞭主要的作用。2022年寬口徑財政赤字中,中央政府貢獻約19%,地方政府的表內(一般預算+政府性基金)貢獻約43%,地方政府的表外(即城投帶息債務)貢獻約38%。如今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已經處於較高水平。

  在2022年末,中國地方政府顯性債務餘額約35萬億元,地方政府顯性債務率約為125%,較2021年大幅提高19個百分點。

  中央地方杠桿結構需優化

  雖然3%已經不是約束,但今年還是上調瞭狹義赤字率,無法忽視的原因是:房地產下行加大瞭地方政府的償債壓力。土地出讓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財力來源,2021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約為8.5萬億元,占當年地方綜合財力的29%。而隨著房地產的走弱,土地出讓收入持續下滑,2022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僅6.7萬億元,較2021年下滑1.8萬億元,在地方綜合財力中的占比也下降到瞭24%,是抬升地方政府債務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年土地財政仍繼續走弱,1至10月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約為3.5萬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20.5%。按照往年前10個月土地出讓收入在全年中的占比推算,預計全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約為5.2萬億元左右,較去年下滑1.5萬億元左右。這也意味著,今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將較年初預算目標少1.5萬億元。

  債務高企和土地出讓收入下滑放大瞭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因此,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瞭“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債務風險,制定實施一攬子化債方案”。

  不可否認,地方政府債務仍處於“鐵索連舟”狀態,顯性債務與隱性債務密切關聯,不同區域、不同主體的隱性債務也相互關聯。在金融市場的實操中,投資者默認城投債務隱含瞭地方政府的信用背書。單一城投主體的債務違約,可能會打破“城投信仰”,進而波及到其他的城投主體。

  無論是出於防風險考慮,還是出於穩增長考慮,短期內均需避免以城投債務為代表的地方債務出現實質性風險暴露。一方面,地方債務通過融資行為與廣大金融機構緊密連接,而目前地產風險尚未完全出清,一旦地方債務出現風險,則有可能引發更大的風險。另方面,財政政策仍需通過地方政府來落地生效,地方債務壓力過大將會影響財政政策的實際效果。

  所以,在財政已比較積極但仍需繼續擴張的情況下,中央政府需要接替地方政府成為財政加杠桿的主體。萬億國債的增發代表瞭這種財政發力的結構性變化開始出現,並且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也明確要求“建立同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政府債務管理機制,優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結構”,從政策設計層面也明確瞭政府加杠桿主體由地方向中央轉移的路線。

  地方債務收縮、中央債務擴張,隻能說明財政赤字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但結構的調整並不能直接指向整體財政赤字將進一步擴張。那麼,赤字率的約束條件是什麼?其實是政府負債的可持續性,而負債可持續性則取決於國傢信用。與個人借貸類似,國傢信用越強,則可承擔的債務規模也就越大。

  債務隻是一個中性的工具,就像醫生看病開藥,是藥三分毒,到底是治病的良藥還是致死的毒藥,本質上取決於用藥的劑量。合理用藥的劑量取決於人的體重,合理的債務也由“國傢的體重”──即國傢信用所決定。國傢信用的背後,是一個國傢的綜合國力。綜合國力由軟實力和硬實力組成:軟實力是由技術、勞動力、資本等決定的潛在經濟增速;硬實力則由政治、外交、軍事等決定。

  國力越強 財政空間越大

  當一個國傢的綜合國力越強,其財政赤字空間就相應越大,在赤字上限之下,通過發債來促進經濟增長,非但不會影響其債務的持續性,反而會進一步加強綜合國力來提升赤字空間,表現在數據上就是國際收支平衡、匯率穩定甚至走強。因此,一個國傢財政赤字的上限,並非一個固定的數值,而是在綜合國力、債務規模發展、國際競爭博弈中形成的動態均衡。

  如果把經濟發展比作一場足球賽,3%的赤字率就像球場中線,退在中線內不意味著不會丟球,推到中線外也不意味著能進球,球在哪裡不影響比賽結果,進球還是丟球最終還是由實力決定的。當財政赤字超過綜合國力可支撐的債務上限以後,財政加杠桿將不再具備可持續性。國際資本開始對國傢信用產生擔憂,國際收支開始失衡,匯率貶值,滋生金融、經濟風險,財政被動緊縮。當財政赤字被削減至過低水平以後,財政收縮開始拖累綜合國力、抑制總需求,導致實際增長低於潛在增長,則財政重新加杠桿將有利於經濟增速回歸潛在增速,從而穩定國際收支和匯率。

  從中國財政空間這個問題上來看,舉債結構的調整是比較清晰的,房地產周期長期下行、土地財政退坡,意味著地方政府內外舉債空間可能已經逼近瞭上限,未來需要由中央接替地方成為加杠桿的主體,萬億國債增發開啟瞭中央地方債務結構優化的進程,中央財政的赤字空間或許就此打開。

  整體財政赤字空間是否進一步打開,表面上取決於中央財政擴張和地方財政收縮的相對幅度,但本質上取決於未來的內外部壓力和綜合國力,是動態博弈下的結果。在債務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下,如果科技、外交、軍事等持續突破,則中國整體財政赤字空間或將進一步打開。

  回到足球賽的比喻,壓力大的時候退到中線內防守反擊,壓力小的時候推到中線外全面進攻。足球是圓的,債務也是圓的,足球場上需要根據對手狀態隨時進行攻守轉換,赤字率也需要根據外部環境變化、綜合國力長進、防風險壓力而保持進退自如,進可攻退可守才是以發展為中心的債務平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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