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國有企業資產規模去年大概為339.5萬億元，可通過盤活國有資產來優化資產負債表。
從歷史數據看，每當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為負的時候，民間投資增速一般都會下降，甚至變負。擴內需是長期策略，其中促消費遠比擴投資重要。討論資產負債表問題可從靜態和動態來看：從靜態來講，中國當前不存在資產負債表的衰退問題，因為現在企業部門、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桿率水平仍在抬升，根據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統計，上半年中國實體部門杠桿率上升10.8個百分點，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上升6.9個百分點，政府部門上升2.3個百分點，居民部門上升1.6個百分點。但從動態角度來看，為瞭經濟平穩增長，仍然應該進一步擴表、進一步加杠桿的問題可從三方面入手。
總體而言，中國資產負債表仍處於穩定擴張狀態。其中非銀企業部門的抬升速度更快，這可能和去年疫情影響相關。現在中央政府發行1萬億元特別國債加杠桿，而地方政府則被要求通過化債來降杠桿。從中國宏觀杠桿率水平看，確實在全球處於較高水平，和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杠桿率水平相當。根據社科院李揚團隊測算，中國宏觀杠桿率水平在283%左右。
內房調整期未完
至於擴表、加杠桿有以下三點。
第一，中國房地產進入長周期的下行階段。盡管房價目前的跌幅不算太大，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和城市化進程放緩，房地產調整時間可能會較長。如果參照日本、美國、歐盟房地產周期的案例，調整時間均超過10年，故應該做好充分應對準備。
第二，地方政府債務壓力較大。現在不少地方政府面臨債務到期能否按時償還的風險，同時，未來債務的還本付息壓力難以化解，而利息支出進一步影響財政支出、投資等決策。
第三，人口老齡化加速。自2022年以來，始於60年代初的第二次嬰兒潮中出生的人口已經步入“退潮”期，60歲以上老人的數量增加，加大社會保障、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支出壓力，因此，政府部門還需要加杠桿。
所以，不能夠僅僅關註當下資產負債表有否衰退問題，更要思考可能出現的問題應如何解決。中國面臨情況和日本當年並不一樣，1994年日本“在失去三十年”開始之時，65歲以上人口超過14%，與中國的2021年一模一樣，但1994年日本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水平已經接近4萬美元，是現在中國人均GDP水平的3倍。但1994年日本杠桿率水平非常低，現在中國杠桿率水平加上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大概在100%以上。所以，面臨兩大壓力：未富先老和未富先債。
今年很多行業在收縮過程中都出現流動性壓力。如10月狹義貨幣（M1）同比增長1.9%，增速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個和3.9個百分點。M1今年一路下行，說明企業的流動性非常緊張，在PPI同比持續負增長之際，融資性現金流入有限，企業加杠桿意願不強。同時，居民部門的儲蓄增長依然較快，今年1月份居民定期存款是868923億元（人民幣，下同），9月份是963710億元，增加瞭94787億元，反映加杠桿的意願都顯不足。此際隻有靠中央政府加杠桿瞭。
中國三季度GDP實際增速5.2%，名義增速隻有3.45%，即GDP的平減指數為-1.75，經濟收縮的現象初現端倪。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繼續降杠桿，後果就會比較嚴重。此外，去杠桿和加杠桿的效果不僅方向相反，而且同樣比例的去杠桿和加杠桿，去杠桿的“殺傷力”要高於加杠桿正面影響。因為經濟收縮過程降杠桿，乘數效應會更大。
對於資產負債表是否存在擴表過快的問題，可以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討論資產負債表問題。構成中國資產負債表的總表，無非就是居民部門、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三張表。其中，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水平是偏高的，雖然不能認定為全球較高的水平，但加杠桿空間不大瞭。居民部門杠桿率為63.5%，也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平均水平，且償債壓力較大。
地方債壓力增
從政府杠桿率總水平來講，中國明顯低於日本、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個人推算美國聯邦政府加上州政府的杠桿率在145%左右，日本則高達260%左右，而中國加上隱形債後，中央加地方的杠桿率滿打滿算在110%左右。中國政府僅國有企業淨資產就達到95萬億元，還不包括土地及各種礦產、森林等資源類資產。不過，中國政府債務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即地方債占比過高，這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情況是相反的。
目前，中央政府部門杠桿率僅為21.4%，距離60%的警戒線尚有較大提升空間。在其他主體擴表意願不足的情況下，逆周期政策適時加碼的必要性上升，這也是7月份中央政治局會議直面困難，強調“加強逆周期調節和政策儲備”的題中之義。
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大，加上平臺債等各種隱性債後，杠桿率可能高達90%左右。所以，改善政府債務結構十分必要，這不僅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而且會使政府的付息成本下降。中央政府的信用是最高的，所以其舉債成本最低，債務利息也較低。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的融資成本非常高，估計平均在6%左右。
今年以來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不斷下調，融資成本持續降低，對於實體融資需求的提振作用並不明顯，顯然應該加大財政政策調控力度。目的在於幫助其他部門加快資產負債表修復，避免出現債務“通縮螺旋”的結構性風險。所以，應通過增發特別國債或者擴大地方再融資債規模進行置換，進而大幅減輕地方政府的還本付息壓力，改善政府債務的結構。
今年1-10月份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隻有34992億元，同比下降20.5%，相比2021年全年的87051億元，估計全年比2021年下降50%以上。也就是說，過去20多年地方政府高度依賴的“土地財政”收入大幅縮水，支出也相應大幅下降。
宏觀經濟是系統性、全面性的，僅僅通過提高中央政府的杠桿率水平和降低地方政府杠桿不足以解決當下尤其是未來面臨的嚴峻問題。因此，有必要以優化股權財政為目標之一，推進國企改革，尤其是率先推進央企改革。
例如，在人口老齡化加速的背景下，可以通過提高國有股權劃撥給全國社保的比例來部分彌補養老缺口。目前A股市場央企整體的估值水平較低，為瞭使央企股權能夠提升估值水平、更好發揮央企在資源整合、並購重組中的作用，監管部門領導在去年年末的時候提出，要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估值體系。
2010年，央企的市值占整個A股市場的市值是50%，而2022年這一比重僅為27%，這可能和民企不斷上市有關，但也與央企的估值水平在過去10多年來持續下降有關。
根據權威部門的數據，2022年中國國有企業資產規模大概為339.5萬億元，與房地產總市值規模接近。故可以通過盤活國有資產來優化資產負債表。
稅制改革促進消費
具體來看，如今民企投資意願不足，因為PPI為負之際，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最近國資委出臺相關文件，鼓勵民企積極參與到國企混改、戰略性重組和專業化整合，這樣既可以通過混改，讓民企參股，甚至在完全競爭性行業讓民企控股，以此來改善民間投資意願不足問題。同時，國企還可以通過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如股權運作（例如股權激勵等）提升國有企業估值水平，這樣既可以優化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結構，也能優化政府資產負債表的結構。
此外，稅制改革對改善經濟結構也能帶來積極作用，進而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促進消費。例如可以提高直接稅比重。中國稅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體，由於間接稅的稅負轉嫁效應，價格引導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受到弱化，而且因為直接稅比重較低，現行稅制很難真正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未來應該通過健全以所得稅和財產稅為主體的直接稅體系，逐步提高占比，有效發揮直接稅籌集財政收入、調節收入分配和穩定宏觀經濟的作用。
總體來講，盡管中國現在不存在資產負債表的衰退問題，但需要著眼未來，是有必要進行結構優化，這對於經濟轉型、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提升投資者信心、促進消費等都有一定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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