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東盟經濟與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合，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影響力將進一步在區域得到拓展，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區域化的發展空間。
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趨勢之下，人民幣和美元對中間國傢的影響力可能同時表現出上升，但也存在此消彼長的可能性。筆者從該角度進行觀察，探討產業鏈重構給人民幣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2018年中美經貿摩擦以來，全球產業鏈呈現出明顯的重構趨勢：中美之間的直接聯系減弱，但間接聯系在明顯修復甚至有增強趨勢。這得益於中國對其他中間國傢的出口上升、中資企業在中間國傢的產業佈局增加，以及美國最終需求轉向這些中間國傢。所以，中間國傢對中國的進口依賴在上升，同時對美國的出口依賴也在上升。
近年來中國在美國進口中的份額持續下降。根據美國商務部普查局數據，2017年中國在美國全部貨物進口中的占比為21.6%，2022年下降至16.6%，2023年1至10月該占比進一步降至13.9%。2023年以來，中國在美國進口中所占的份額已經被墨西哥、加拿大趕超，成為美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國。
中美貿易仍維持穩定
中國在美國進口中的地位確實有所弱化，但從全球來看，中國出口的份額仍然保持穩定，甚至出現上升。世界貿易組織（WTO）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占全球出口的份額為14.4%，較中美經貿摩擦之前的2017年還上升瞭1.7個百分點。2023年以來，中國出口增速雖然面臨一定的挑戰，但是出口形勢仍然好於周邊的韓國、越南等經濟體。2023年中國占全球市場的份額仍然可能保持穩定甚至偏強。因此，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並未改變。根據中國海關數據，2017至2022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增長約34%，同期中國對日韓出口增長40%，對歐元區出口增長70%，對東盟的出口增近1倍。可見，中國對美國以外的國傢出口顯著增長，鞏固瞭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這表明，中國與東盟等中間國傢的生產網絡聯系在不斷增強。也意味著，在產業鏈供應鏈領域，在中美之間直接關系弱化的同時，兩者間接聯系（即增加值口徑）仍然穩定。
關於貨幣交易網絡和國際分工網絡的關系，我們可以觀察到三種層面：最頂層的是貨幣交易網絡，一種貨幣的國際化對應於其貨幣交易網絡的大小。中間層是國際商品的交易網絡，正是因為有瞭對應的商品交易，才會有對應的貨幣支付結算及對沖匯率風險等各種衍生金融交易。最底層是國際生產網絡、國際分工網絡，有瞭特定的分工格局，就有瞭對應的商品交易網絡。
一旦形成瞭最底層的國際分工格局，在中間層就有對應的全球貿易體系，在最上層就有對應的貨幣、金融交易需求。這意味著，當底層全球產業鏈發生重構，對應的商品交易網絡和金融交易網絡都會發生相應的系統變化，當然三層網絡之間的互動關系可能存在一個明顯的時滯或者慣性。
回到前文討論的問題，在經濟因素和地緣政治因素的共同推動下，全球產業鏈正在發生重構，此時東盟等經濟體作為中間緩沖地帶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發揮瞭橋梁的作用。東盟在其供給端（進口渠道）與中國、在其需求端（出口渠道）與美國的經貿聯系同時增強。如果中國國內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保持良好勢頭，那麼中國與東盟之間有望實現錯位競爭、良性競爭的發展關系。隨著東盟經濟與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融合，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影響力將進一步在區域得到拓展，這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區域化的發展空間。
當然，由於中間國傢在供給端增加瞭對中國依賴的同時，在需求端增加瞭對美國的依賴，人民幣和美元對中間國傢的影響力可能同時表現出上升。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數據顯示，2018年初的中美經貿摩擦之前，國際支付當中美元、人民幣的占比分別為40%左右、1.7%左右，而到瞭2023年12月，兩者占比分別上升到瞭47.5%、4.1%（見配圖）。其中人民幣占比呈現出明顯的上升勢頭，拉升瞭2.4個百分點，而美元占比則呈現出一定的波動性，但其上升幅度更大，達到瞭7.7個百分點。
這其中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幹擾因素，比如美元金融周期、全球經濟周期、烏克蘭危機等等，但是全球產業鏈重構顯然是其中更具有趨勢性的長期影響因素。
三角貿易的潛在制約
我們同時也要註意到，在產業鏈重構的過程中，中間國傢在需求端與美國等經濟體的關系將更為密切。特別是東盟這樣的國傢，其在承接中國產業遷出的同時，在出口端與美國等經濟體的聯系更為密切瞭。
歷史上，日本產業鏈遷出的結果是形成瞭“三角貿易”，後來日本經濟學傢也觀察到，這種“三角貿易”實際上成為制約日圓國際化的一個結構性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要註意吸取當年日圓國際化當中“三角貿易”的教訓。
舉例來說，當年日本也是為瞭降低生產成本、減少日美經貿摩擦的壓力，將工廠轉移到中間國傢（比如說泰國），但泰國工廠最終還是要將產品賣給美國。而泰國企業缺乏定價權，美國企業往往選擇以美元來計價和結算。
同時，由於泰國外匯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都不夠，沒有一個具有充分流動性的外匯衍生品市場，無法進行匯率風險對沖交易，所以從日本母公司的角度來看，隻能把對沖匯率風險的交易交給在東京的總部來做。為瞭減少匯率風險，日本母公司與泰國子公司的交易也會以美元計價和支付。
在日本公司的這種內部安排下，所有匯率風險都轉移到瞭東京金融市場，從公司角度來看這樣的舉措最有效率，也最經濟。但從宏觀角度來看，日圓的國際使用受到瞭明顯的抑制，日圓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面臨玻璃天花板。上述案例表明，“日本─泰國─美國”這種三角形分工格局決定瞭對應的“三角貿易”，並進一步使得日圓國際化的空間被大大壓縮。
從過去多年的情況來看，中國產業鏈外遷的過程中也已經呈現出瞭一定的“三角貿易”特征。正如前文所述，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雙邊貿易聯系減弱，但間接聯系增強。而這種“三角貿易”特征可能會對人民幣國際化形成一定的潛在制約。
因此，全球產業鏈重構對於人民幣國際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中國與其他國傢的投資、中間品貿易聯系在加強，跨境使用人民幣的可能性在上升；另一方面，“三角貿易”這種結構性問題可能對人民幣的跨境使用產生一定的制約。
總體上，產業鏈重構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我們要揚長避短、順勢而為，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需驅動力，減少對“三角貿易”的過度依賴。從這個角度來看，擴大內需的戰略非常關鍵，一定要發揮好中國超大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中國的市場規模優勢十分突出，保持這個優勢要求其必須保持相當的經濟增速。
同時從區域一體化的視角來看，與北美、歐洲相比，當前東亞地區對於外需的依賴度過高。日圓國際化的經驗和教訓也提醒我們，不但要從中國自身視角來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還需要在亞洲區域推動形成供求循環的國際區域循環網絡，使得亞洲區域的經濟循環體系更加具有閉環特征，這不僅有利於區域經濟的一體化，也有助於推動區域內國傢貨幣的更多使用，為區域的貨幣金融合作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