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11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
口述史料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采访：杨秋濛）
整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梦妮、刘小草、王京雪
大卫·海沃德：
为帮助中国抗战，我执行了53次飞行战斗任务
大卫·海沃德，原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22中队轰炸机驾驶员。
我的名字是大卫·海沃德（David Kirkland Hayward）。1922年，我出生在旧金山。随后和家人往南搬迁，我大多数童年时光在加利福尼亚的帕萨迪纳度过。我是一名飞行员。我服役美国空军的时间是从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几乎跨越了整个战争。我参军的原因是，在纳粹德国的蹂躏下欧洲四分五裂，另一个战场上，日本袭击珍珠港，摧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我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已深陷困境，不得不反击。
经过6个月的训练之后，我被授予飞行胸章，并得到少尉的任命，成了空军的一员。我开始驾驶B-25飞机——双引擎中型轰炸机。
我被调去中国是要保护从印度到中国的空中补给线，保护我们的人进行运输。日本已经占领了缅甸，我们正运送物资去往缅甸北部，那里日本储备了一些战斗机，那些日本飞机正在击落我们的运输机。为了阻止日本击落我们的运输机，我们尽可能截断日本正在使用的供给线，这意味着轰炸河上的桥梁、船只，轰炸铁路、火车、敌人的航空燃料库，轰炸任何帮助日本供给他们北部战机的设施。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试图帮助中国，保证空运物资的安全。
成为中国飞虎队的一名飞行员，最难的是，每次我们执行战斗任务的时候，要提防日本战机过来袭击我们，同时要提防有地对空炮火对着我们。这非常危险，需要注意力很集中。我们对此非常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射中击落。我们在那里的几年时间里，失去了很多优秀的伙伴。他们是优秀的男子汉，远离了家园，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
在中国期间，我执行了53次飞行战斗任务，因此我被授予“杰出飞行十字勋章”。说到击落飞机，我轰炸的目的不是击落飞机，而是向航空燃料、桥梁、火车头和船舶投放炸弹。我执行过的最难忘的一次任务，是日本人占领了越南，我们被告知要去那儿截断日本人的供给线，我们可以在那里向船只和港口射击，向它们投炸弹，向铁路和列车射击。我们的机关枪火力全开，朝向火车头，确实让日本人倒退了很大一步。
我也害怕过，在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我们被送往缅甸中部，向敌军的飞机场投下炸弹。我们做到了，然后调转飞机返回基地。从窗户看下去，许多飞机在下面。但这些是日本人的飞机，有战斗机、轰炸机。很快，其中一架战斗机飞了上来，就在我的飞机旁边，刚刚在火炮手的射击范围之外。我能看见那架战斗机，我不知道它要做什么。会袭击我们吗？还是在挑衅我们？这种奇怪的想法萦绕在我的内心。那时我感到，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有价值的，有些事情是没有价值的。我想我已经看到了那些有价值的事情。于是，我发誓，我再也不为任何没有价值的事情而忧虑了。我认为我很好地遵守了这个承诺。那是一段很可怕的时光，我们的飞机是飞行编队里飞得最慢的，落到了整个飞行编队的尾端，一架日本飞机在周围虎视眈眈。哦，我的天哪！但我想上天一定眷顾着我，所以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在我94岁的时候与你聊天。
我们从陈纳德将军那里得到了很多经验。他是第14航空队的司令，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人。他特别了解战斗机战术，他来到我们的训练地，告诉飞行员们，你不可能在机动性上超过日本飞机，但你可以俯冲攻击。换句话说，先升到日本飞机之上，然后向下俯冲攻击，并迅速飞离，这样日本飞机就没办法尾随你了。他有好的战术，同时他建立起一个预警系统。这个系统中国人也参与进来了。中国人在整个中国的南方运营这些预警站，因此当日本飞机前来轰炸我们的飞机场时，我们能提前得到通知。
抗日战争胜利日70周年，北京举办了盛大的阅兵式，我和其他战争期间在中国服役的退伍老兵去了那里。我们得到盛情款待，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露天看台的正面观景位，整个受阅部队从我们面前经过，令人印象深刻。
我T恤上面印的标志，意思是“第14航空队飞虎队”。第14航空队由战斗机、中型轰炸机和重型四引擎轰炸机组成。最初美国志愿队被称为飞虎队，但有一天，当陈纳德将军来到我们的训练场，他说，你们可以称自己为飞虎队。于是我也能说自己是飞虎队的了。但我尽量对此保持低调，因为我不是最初飞虎队的成员，我算是第二代飞虎队队员，但是，我对此感到很自豪。
埃莉诺·本尼达：
格伦谈过对中国人的印象，“如果不是他们，我就不会活到现在”
埃利诺·本尼达，飞虎队老兵格伦·本尼达遗孀。
我是埃利诺·本尼达(Elinor Beneda)，93岁了，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隆波克，过着美好的生活。格伦(Glen Beneda)和我在他从中国回来后相遇，我们之前就认识，但战后我们正式见面，然后迅速坠入爱河。我想那大概是在8月份，第二年的3月我们就结婚了。我们有两个双胞胎儿子，4个了不起的孙子，还有7个曾孙。
我真正了解他的经历，是因为那些老飞行员开始举办年度团聚。不同的飞行员聚在一起，相互谈论记得的某某事，这是妻子们和其他家庭成员了解这些事情的机会。因为那些飞行员一开始真的很不愿意谈论这些。
格伦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就参军了，他加入了空军，被安排去了中国。在那里，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在空中击落了3架日本飞机，可能还有两架，5架就能让他成为王牌飞行员，但另外两架没能得到确认。
他执行了80次任务，在第80次任务中被击落。他需要从着火的飞机中逃生，他的座舱盖卡住了。万幸他最终逃了出来，但落在一个没人认识的地区。
格伦后来谈到他对中国人的印象，“如果不是他们，我就不会活到现在”。那些村民救了他的命。他被击落后，村民们接纳了他，他们看到湖中有飞机，就走到湖边，试图用石头让飞机沉下去。因为周围都是日本人。事实上，日本人刚刚屠杀了他们附近的一个村庄，因为那里的人们帮助了一名飞行员，所以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格伦曾回忆，那里一直能听到机枪声，日本人应该在非常近的地方。格伦想离开那里，找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给了格伦一本对话点读册，一边是中文，另一边是对应的英文，这个是飞行员的标配。比如我需要喝水，我需要找个庇护所，或者我受伤了。然后格伦从口袋里拿出一面被美国飞行员称为“血幅”的旗帜，他挥动着旗帜，不断说“美国、美国”。最后，村民们组织了一群人，因为他腿受了伤，他们把他抬过了山，送到了新四军部队。他们把他藏在那里，直到他能安全移动为止。
大概过了两个月，另一位被击落的飞行员李·格雷格也到了那里。他们把两人一起安全转移。
格伦在他被击落后5个月就回美国了。战争结束后，他没有留在军队，回到了内布拉斯加州，那是孩子们出生的地方。然后我们来到加利福尼亚，格伦自己开过公司，也曾在邮局工作，后来成为消防员，直到退休。
将格伦一半的骨灰埋葬在湖北，其实主要是我的想法。格伦生前提到过将一半的骨灰带回中国，但他最初只是想把他的骨灰洒在那片他曾被击落的区域。
2005年是老兵们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和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一起访问中国。我们在一个会堂开会，没料到场面如此大。
会后，我们被安排了一个行程——去那个村庄见见当时救助过格伦的人。
那个场景令人感动，有那么多的人迎接我们。他们用滑竿抬着格伦，穿过稻田，到达湖畔。他的飞机就沉没在那儿。我的孙子跟着也一路走到湖边。有一张照片，格伦和一位92岁的老人拥抱在一起。那种感情是无法想象的。那种连接，我想我们从未经历过，只有他们懂得。
夏夔将军曾先后救过7位飞虎队飞行员。2001年，当和夏将军第一次见面座谈时，一排中国的老兵，一排美国的老兵。夏将军讲起他们搭救飞虎队员的故事，一位美国老兵说，你救过的人坐在那里，就是本尼达。我家里悬挂的书法，就是夏将军书写送给我们的，他是书法家。
维斯特里·弗朗科：
我和其他老兵在阅兵期间坐在第一排，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
维斯特里·弗朗科，原美军第4作战物资大队第1分队地勤人员。
我的名字是维斯特里·弗朗科(Wesley Raymond Fronk Sr)。1922年8月19日，我生在蒙大拿州一个叫乔丹的地方，现在分别居住在内华达州的亨德森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
1941年10月，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工作。珍珠港事件发生了，于是我在1942年10月8日报名参军。后来，我被选中接受专业培训，学习基础工程课程。这使我开始服役的时间推延到1944年3月底。
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说：“你要出发了。”我以为我要去北卡罗来纳州的新单位，然而他们只是带我穿过飞机跑道，来到一个中队。这支中队将于第二天早上，开启出国作战的流程。
我们被送上了美国海军巴特勒将军号，一路前往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我们以“之”字运动穿越南太平洋，最终进入印度洋，在那里被英国和印度海军的驱逐舰护航前往孟买。我们从孟买乘火车出发，穿过河流，一直到达印度的迪马普尔，然后乘卡车前往臭名昭著的英帕尔——那是日本人入侵印度的两个主要地方之一；另一个是科希马。我们驻扎在那里一个叫图立哈尔（Toulihal）的空军基地，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我们当时的主要职能是为英国第4军提供空中补给，也为中国军队提供补给，空投大米，为骡子空投燕麦。另外，当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为B-29建造的空军基地时，我们派出了一些飞机，帮助疏散。
后来，日本投降了。与此同时，由于英国和中国军队向南驶向缅甸南部时，补给线被延长，我们也向南移动，搬到了吉大港。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中队接收到更新的C-46型飞机。然后，我们飞越了“驼峰”，我乘坐的是一架用来运载装备的飞机。我在昆明度过了一个晚上。一年半以来，我第一次吃新鲜的鸡蛋。顺便说一下，中国厨师非常好，做得一手好鸡蛋。
我继续出发，前往汉口。我们在汉口执行了几个重大任务，调动部队等。完成后，我们在上海待了大约两周。1945年11月22日，我们乘坐一艘商船前往旧金山，在12月3日回到了美国。我错过了送我回去报到的机会，所以实际上是在1945年12月22日退伍的。我有三年零十五天的时间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服役。
我到过中国三次，一次是战争时期，我们从印度转场到中国。到达中国以后，就四处走走。我获得了三天的休假，先去了天津，然后去北平，第一次参观紫禁城。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民非常友好、非常随和。有一天，我在街上散步，路过一所房子。有一位绅士走了出来，他挥手示意我进去，给我端了一杯热水，这让我印象深刻。尽管他们没有茶叶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但象征意义是非凡的。此外，2005年和2015年访问中国时，我也发现了这一点，人们都很有魅力。从战争时期到今天，中国人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发展，一切变得更加开放，他们不断地对我们在二战期间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赞赏。
我现在或多或少算是一本“中国回忆录”，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缅甸战场故事的收藏家。我收集的书快有一个图书馆那么多了。
我意识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实际行动，都肯定有助于中国。但我觉得这些努力是值得的，这一切都影响了战争的结果。我知道，在那段时间里，中国人民真的很痛苦。
2015年，我到北京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那天真的令人叹为观止。我和其他老兵在阅兵期间坐在了第一排，这是一次了不起的经历，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
陈科志：
那时我正在西南联大读大学
看到日本飞机来炸我同胞，我就去当兵了
陈科志，原美军第14航空队飞机维修员。
我中文名叫作陈科志，英文叫Jerry Chen。我出生在1926年，在湖南长沙长到11岁，爸爸带我到香港去，在香港念中学。我1940年到1945年参加美国飞虎队，在昆明、缅甸、印度打过仗。
那个时候我正在西南联大读大学，我看到日本飞机来炸我们中国同胞。我就去当兵了。
招考飞虎队队员，要会讲英文，还要验身体，要大学校长开的证明才能进去。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机械系，所以分配到机械部门修理飞机，我在飞虎队的任务是保养战斗机。保养飞机分几个部门，有侦察机、轰炸机、战斗机的。
1942到1945年，我在飞虎队执行了四年的任务。那时相当危险，日本的飞机都是几十架、一百架地轰炸我们。我们的战友很多都炸死了，看见路上都是血，很可怜。没有办法，为国家牺牲，但我们的部队也打了20余架日本飞机下来。
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我飞过很多次。因为被日军占领了，物资过不来，都是靠飞机运过来。我就跟飞机到印度去了很多次。“驼峰航线”很危险，飞机不能飞那么高，要从山峰里面穿行过去。日本的飞机是九架在一起，排成一个人字形，有时候一来就是一排，足足有27架。我们的战斗机也很多，几十架上去打。这时候遇到轰炸机，飞机掉下来就直接撞在山上。
我们的飞机很多掉下来，都被中国人救了。我从飞机上跳降落伞下来，中国老百姓救下了我。
飞虎队基地总部在昆明，重庆、成都、桂林、湖南、浙江几个地方都有，我都去过。我一共执行了多少次任务记不清楚了，从昆明飞印度，运物资回来，再去印度那边修理飞机。
飞虎队人太多了，我们这个部队，189人的第一大队里，中国人就我一个。
我觉得身为飞虎队员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就是为了国家，自己无所谓，命都不要。
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大部分撤退回美国。我跟上司到香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后来自己做生意，香港、美国两头跑，一直做到60多岁就退休了。
那个时候，我们将美国的手纸、笔、汽车、衣服、粮食，由美国运到香港，香港再运到大陆去，分发给老百姓。
2015年，我受邀到北京，参加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典礼。发了勋章给我，我很高兴。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就是飞虎队的，这是当时的标志。
马大任：
投笔从戎，我被分配到陈纳德办公室做译电员，管他的密码
马大任，陈纳德的译电员。
我1920年出生在温州永嘉县，是父母的第二个孩子。我父亲是温州中学的教员，温州中学待遇很好，所以我家在温州也算是有钱人。我父亲是个学者，很受尊敬，所以我小的时候非常幸福。
父亲对我的教育非常重视。我小的时候，父亲就到上海去了，他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儿童书籍和杂志，都寄回温州。我房间里有个书架，上面有很多书。我写信给父亲，父亲看了我的信后，把所有的错字都改了，再寄回来给我看。
父亲还买了许多儿童体育用品。那时候学校的体育球类有五种：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我念初中的时候是全校唯一的五球选手，而且是网球队的队长。
我高中在上海中学念书，没有念完日本就打来了，那是1937年。那时高中学生念完一年级，要受3个月的军事训练，预备将来当军官同日本打仗。我在镇江受的军训。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那个谢团长，就是训练我的大队长。
军训还没结束，日本就打来了。我还是继续念高二，总想着抗日。我父亲对我说，你还继续在租界念书的话，你就要做顺民了，不能够抗日，否则你要被绑票了。假如你不愿意在上海住，不愿意住在日本人威胁之下的租界，你就到内地去当难民，你要么做顺民，要么当难民。我就同父亲说，我顺民也不当，难民也不当，我当兵去，所以我就投笔从戎。
到1938年，我就离开上海了。当时，哥哥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加入了随军服务团。我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从香港坐火车到内地去投奔他。
后来我们的随军服务团解散，我考取了中央大学，当时选择了外文系。1941年飞虎队来到中国，这一百个飞行员，每个人都要配一个翻译员，他们要生活，要去昆明买东西、上饭馆。中国空军说不行啊，我们哪有一百个翻译员，我们只有飞行员。又不能够打广告招翻译员，万一日本派奸细混进来，那就糟了。中国政府想了个办法，说这样子，我们不对外公开招，我们指定五个在内地最好的大学的外文系的学生，可以自愿到飞虎队当翻译——是自愿，不是强迫。
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因为我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我就自愿参加飞虎队当翻译。到了昆明之后，我们要受三个月的训练，因为我们好多东西都不懂，空军的规矩不懂，另外我们在学校学的是英式英文，这些飞行员都是美国人，有许多词语英国人是这样说，美国人是那样说，所以我们要训练从英式英文改成美式英文。
训练之后分配工作，有一些去当飞行员的翻译，有一些做其他工作，我是分配到陈纳德办公室做译电员，就是管他的密码。因为空军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密码，明码改成密码发出去，来的电报都是密码，我翻译成明码给陈纳德看。
我们有八个译电员，因为译电需要两个人同时做，一天24小时，我们两个人一组，每一组工作六小时，所以需要八个人。我画了一张总指挥部的平面图，陈纳德的办公室就是他、翻译长舒伯炎和秘书三个人。我们这电报弄好送进去，有电报送出去他就告诉我们。陈纳德这个人非常客气，很少讲话，他很静很静的，从来不大声讲话，同我们讲话也很客气。
我的服务期是一年，一年之后我就回到中央大学继续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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