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捐贈的這點捐款,是我應該做的貢獻。”她聲調不高,字字平實懇切。

5月4日,時逢北京大學125周年校慶日,“敦煌女兒”樊錦詩校友回到北大,同時帶回一千萬人民幣的捐款,設立樊錦詩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北大的敦煌學研究。在捐贈儀式現場,一次又一次響起熱烈的掌聲,有的同學感動得熱淚盈眶,大傢對樊先生的高貴品行無比欽佩。

六十年前,畢業於北大歷史學系考古專業的樊錦詩從未名湖啟程前往西北大漠,自此開始為敦煌石窟文物事業奔走的大半生;今日,她仍致力於推動北大與敦煌研究院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捐贈儀式現場

樊錦詩先生

捐贈現場,樊錦詩為母校送上125周年生日祝福,願北大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培養出更多的優秀人才。

我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得益於母校‘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優良學風的熏陶和許多前輩師長們的諄諄教導、悉心培養,才使我有能力為敦煌石窟做瞭一些貢獻。今天我捐贈給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這點捐款,是我應該給母校做的奉獻。我希望樊錦詩教育基金的設立,會對北京大學敦煌學研究的發展起到一點添磚加瓦的積極作用。

此次捐贈的資金,包括2019年樊錦詩獲得的“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正能量獎獎金(該獎金總額為2000萬港幣,其中一半捐給母校,另一半捐給敦煌研究院),還有2020年獲得“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獎金100萬港幣。在此基礎上,樊錦詩為瞭使基金本金能達到1000萬人民幣,又將她本人多年的積蓄捐出

“當時我們正在一同校對書稿,很欣喜地見證並分享瞭樊先生獲獎的消息。隨後,樊先生便對我說,獲獎的錢不是她的,這些獎金應該用之有道。” 《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的撰寫者、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 顧春芳 回憶說 ,“後來,她想設立基金的想法也得到瞭傢人的支持。”

樊錦詩在北大的捐贈儀式上這樣說:

做人不能隻為自己打算,這份獎金應該‘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一定要使所得獎金用在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事業上。

像之前許多類似的時刻一樣,她掩去個人的光彩,將其留給集體與社會。

“取之有道”,“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表彰獲獎人士及團體對共建美好世界的傑出成就,其中設立的“正能量獎“旨在“弘揚積極正面人生觀及提升正能量以振奮人心”,樊錦詩將自己的半生與堪稱歷史文化瑰寶的敦煌事業融為一體,正是獎項觀念最生動而平實的闡釋。

“用之有道”,對於金錢與物質,樊錦詩始終有自己心中的道。“該用的地方,當然不是留給兒孫。”她生活一貫簡樸,始終將物質錢財看得不重。

她心中掛念的,還是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與弘揚,是敦煌學研究的推進。工作時,每年,她會從自己的工資裡拿出一萬元,捐給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堅持近三十年;每次獲獎的獎杯、獎章與獎金也都交給敦煌研究院。2014年,樊先生退休,她又把公積金賬戶裡存的45萬元一次性捐出。

此生要做什麼樣的人?樊錦詩給出的答案質樸、堅定。

使

生命與敦煌事業融為一體

給我們授課的師長,都是我國歷史、考古學界有影響的學者,無不懷有深深的傢國情懷、深厚的學術功底、獨到的學術成就。

1958年,樊錦詩進入北大考古專業就讀。在洋溢著兼容並包風氣的未名湖畔,她沉浸在求實創新的學術氛圍裡,接受瞭頂尖的考古學教育,受到瞭北大精神文化的熏陶,並找到瞭其一生所愛。

這一時期北大考古專業的師長們,很多都是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開展和考古學科的建設做出重大貢獻的開拓者和貢獻者。蘇秉琦先生的“臨行教誨”、宿白先生的“敦煌七講”,對樊錦詩的人生選擇產生重要影響,滋養著她心中的敦煌情緣與守一不移的紮根精神。

1962年下半年,樊錦詩在本科期間最後一次專題考古實習中,選擇瞭去敦煌莫高窟。1963年畢業後,她服從國傢分配前往莫高窟工作。

1962年秋,宿白、常書鴻、李承仙與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實習學生(樊錦詩:左三)在莫高窟大牌坊前合影

1964年,樊錦詩在敦煌工作

臨行前,蘇秉琦先生特意叮囑她說:“你去敦煌,要知道,你要編寫考古報告,編寫考古報告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漢代歷史,人傢會問,你看過《史記》沒有,看過《漢書》沒有,不會問你看沒看過某某的文章,考古報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樣,很重要,必須得好好搞。”

攜著北大師長傳授的知識和諄諄教誨,帶著一個北大畢業生的使命,樊錦詩遠赴敦煌

初到敦煌時,“洞內是神仙世界、藝術殿堂,洞外卻是飛沙走石、黃沙漫天”,但戈壁艱苦的生活條件並未讓樊錦詩打退堂鼓。大漠深處,她守望著莫高窟裡的歷史滄桑、文化紛繁;戈壁之中,她守護著佛陀累世的善行因緣、經變佛傳。幾十年來,她走遍瞭莫高窟的每一個洞窟,看遍瞭每一幅壁畫、每一尊彩塑。

樊錦詩將敦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弘揚、管理工作當作終身事業。

1987年,莫高窟被批準列為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的6項標準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保護好莫高窟,讓保護和管理真正符合國際標準和理念。

敦煌申遺時,申報材料全由樊錦詩手寫,一筆一劃之下,是樊錦詩對敦煌歷史的梳理、現狀的呈現與對未來的展望。想要真正保護好莫高窟,還需要立法和制定保護規劃。在她的推動之下,《甘肅敦煌莫高窟保護條例》於2003年頒佈實施,敦煌研究院還聯合國內外三個機構編制瞭《敦煌莫高窟保護總體規劃》。

2011年,她主持編寫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正式出版,是國內第一本具有科學性和學術性的石窟考古報告。為瞭讓敦煌石窟的文物信息永久保存、永續利用,樊錦詩帶領團隊開啟瞭“數字敦煌”的構建。經過30多年的探索,敦煌研究院已建立起系統的“數字敦煌”資源庫,敦煌文化與藝術真正地走出洞窟、走向世界。

除瞭考古研究和保護工作,樊錦詩任職敦煌研究院院長期間,還操勞著敦煌莫高窟大大小小的管理工作。從後勤到總務,小到一個食堂的飯菜口味,大到整個研究院的團隊管理和協調。她重視人才,努力改善職工的住宿環境,為研究人員爭取出國進修深造的機會。樊錦詩深知院長的責任,盡一切努力為研究人員創造更好的研究與生活環境,卻隻將樸素留給自己。這樣的工作,樊錦詩做瞭17年。

紮根敦煌數十年間,無論是管理工作,還是研究工作,樊錦詩都秉持著嚴謹、誠實、擔當的原則,她說:

這是北大教給我的做人做事的準則。

一生擇一事,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將半生歲月交付給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圓百裡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種貌似荒寒的人生景致中等待一個又一個莫高窟的春天。

忘不瞭北大的精神傳統

是母校的精神和學風深深浸入瞭我的思想,成為我成長的養分,滋養瞭我的一生,教會瞭我如何思考和做好世界聞名、博大精深、價值珍貴的敦煌石窟的事業;使我不忘報效祖國,不忘所從事的敦煌石窟事業責任重大,不可懈怠絲毫,必須竭盡全力為之。

在大漠的日日夜夜,埋首工作的同時,樊錦詩的心中總有一縷情思,跨越數千裡路程、幾十載光陰,遙遙地牽系著敦煌與北京、莫高窟與未名湖。

多年來,樊錦詩一直十分關心母校。這份精神傳統也因之傳承——

她與北大共同見證與分享一些重要的時刻:2018年,樊錦詩為北大120周年撰寫紀念文章《從北大到敦煌》,娓娓道來的往事裡,蘊藏著她對母校的切切深情;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樊錦詩榮獲“改革先鋒”稱號。翌日,她便回到母校與師生座談,回顧自己與敦煌的情緣。

2018年12月19日,獲得“改革先鋒”稱號的樊錦詩在北京大學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座談會上

她關註北大考古學科的發展。2022年,時值北大在國學門下成立考古學研究室100周年和在歷史系設立考古專業教育70周年,樊錦詩送上賀信,回憶自己在北大考古系就讀的經歷,為母校和考古文博學院送上真誠的祝福。

她惦念北大的學弟學妹們,多次以書信、演講、寄語等形式與北大同學們交流,她將半個世紀的人生經歷凝成文字與語言,在紙短情長、言簡意深之間,傳遞北大人的精神與使命。2019年,她在書信中對北大新生殷殷囑咐,“做有博大胸懷和仁愛境界的北大人”,又在新生訓練營上“耳提面命”,鼓勵大傢“永遠在路上”;2020年,她寄語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新生們,要努力成為知行合一、融會貫通的考古學者,要有沉潛大隱的心態和準備,將個人的追求融入考古這一神聖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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