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巍本組圖片均由王巍提供
1979年，大學時代的王巍。
1989年，王巍在日本奈良發掘藤之木古墳。
2016年，王巍在洪都拉斯科潘遺址考察瑪雅王陵。
編者按
所有博大精深的文明，都有它萌芽時的萬千可能；所有殫見洽聞的文明探源者，都有他出發時的懵懂探索。即日起，國學開設“探源者說”專欄，邀請考古文博學界的大傢學者，講述他們與中華文明初遇時的青春故事，有關青春，有關夢想，有關風塵仆仆滿載而歸時的不忘初心、依舊少年。
我從事考古工作整整40年，研究過東亞地區的古代文化交流，帶隊發掘過河南偃師的商代早期都城遺址、陜西周原的西周宗廟遺址、安陽殷墟……我可能是考古界得到國傢文物局田野考古獎最多的人。
1995年，我在日本發表瞭第一篇博士論文，關於中日古代王權國傢形成過程的比較研究，九州大學授予我博士學位後，廣島大學就給我遞來瞭橄欖枝，聘請我做副教授。我算瞭算，年薪折合人民幣有30多萬元。
那時候我在國內一年工資不到3000元，整整100倍，確實很有誘惑力。我稍微猶豫瞭一下，還是覺得，既然學的是考古，就要研究古代文化，中國古代文化的豐富程度，日本沒法兒比。於是，我義無反顧地謝絕瞭，回國走上瞭我的考古之路。
當過鉗工，自學幾何，終於考上瞭考古
1954年，我出生在東北長春的一個知識分子傢庭，初中畢業後就去農村插隊。去的時候正好是1月，冰天雪地，屋外冷，屋裡也冷，大傢都戴著帽子睡覺。兩年後，抽調回長春的工廠，我又當瞭5年工人。
1977年10月，國傢恢復高考，已經23歲的我報名參加。當時是先考試後報志願，在選擇志願的時候，我原本希望報理工科，但想到自己隻讀瞭一年半初中，數理化的知識恐怕不夠。這時，一個熟識的長輩對我說，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不妨考慮。
其實那時候我對考古沒有什麼概念，但看過一部紀錄片《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裡面有秦始皇兵馬俑、滿城漢墓、馬王堆漢墓……中國的文物如此豐富多彩，又想到考古可以走南闖北，開眼界、長見識，所以，我第一志願就報考瞭吉林大學考古專業。
考文科也要考數學，而我初中的那點兒數學知識估計是考不上吉林大學的。幸好，在工廠做學徒的時候，我學的是鉗工，鉗工需要掌握平面幾何知識。當時我的妹妹在讀初三，我就跟她學平面幾何、解析幾何和三角函數。靠著這段自學經歷，我的數學得瞭35分，這35分讓我能夠進入吉林大學，讓我能夠學習考古。這讓我深切地體會到瞭一句話——機會青睞有準備的人。
我第一次接觸田野考古，是1979年春天，在河北張傢口市蔚縣的篩子綾羅遺址做考古實習。當地是貧困村，農民幹一天活隻能掙幾毛錢。我們住在老鄉傢，條件很艱苦，睡土炕，炕上有虱子跳蚤，也沒有地方洗澡。沒辦法，我就讓媽媽給我縫瞭兩個口子可以紮緊的褥單，這樣蟲子就進不去瞭。
那時候，當地人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考古。我們在附近的供銷社買手套等勞保用品時，開發票，他們把考古隊的“古”，寫成瞭“骨”，令人哭笑不得。
探究文明源頭的工作仍在繼續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在工作生涯中，我發掘的第一個遺址，是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國都城和貴族墓地，一幹就是5年。然後，我就被單位派到日本留學瞭。
在日本期間，我驚訝地發現，日本出版的有關中國歷史的著作，幾乎都以出土瞭甲骨文和青銅器的殷墟作為中華文明的開端，認為中華五千年文明隻是傳說。這給我很強烈的刺激，作為中國考古學者，我們對自己祖先創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長的歷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實在是汗顏。
事實上，我關註中華文明起源，要早至1983年。那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長、新中國考古學的泰鬥——夏鼐先生的《中國文明起源》出版。他認為，中國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為肇始，二裡頭遺址應當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這本書出版前後，20世紀80年代初，遼寧牛河梁遺址、浙江餘杭良渚遺址、黃河中遊地區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等，都有大量考古新發現。中國考古學的另一位泰鬥級學者蘇秉琦先生根據這些新的考古發現，提出瞭中華文明起源“滿天星鬥”說。
從日本回國後，我遵從張忠培先生“回歸主戰場”的點撥，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國商周考古學上。1996年8月，我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後，在當年秋天率隊對河南偃師商城宮城內宮殿群進行大規模發掘。恰巧從1996年開始，“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作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參加斷代工程。2002年至2016年間，我又領銜瞭“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如今，探究文明源頭的工作仍在繼續。
在日本學習的3年時間裡，正是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濟十分發達，考古事業十分興旺，大眾對考古很感興趣，考古學傢也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我看到當時日本的考古已經開始運用計算機和各種測量儀器，考古工作者擁有很好的國際視野，也積極地向大眾傳播考古成果，這些都深深印在瞭我的腦海裡。
這段學習經歷，一方面，我學到瞭日本考古學對東亞地區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另一大收獲，則是看到瞭中國考古學可以從日本考古學中借鑒的東西，感受到瞭中國考古未來的方向。所以，後來我回國、又成為考古研究所所長之後，就把推進考古的科學化、國際化和大眾化，作為努力的方向，也頗有成效。
考古的獨特魅力：給人期待、給人希望
考古這門學科，經常需要人在野外翻山越嶺、日曬雨淋，有些像地質學，但考古又有它獨特的魅力，它給人期待、給人希望。雖然不能指望每個人都遇上三星堆，但每一項考古工作都有自己的學術任務、學術目標，通過自己的發掘調查，總會有收獲。
一個很有名的考古教授幹瞭一輩子，但他發掘的墓葬從來沒有出過青銅器，在他快60歲的時候，終於發現瞭寶雞石鼓山（該墓地出土瞭92件青銅禮器，是中國商周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編者註）。
考古的獨特之處還在於，初出茅廬的青年考古人，某一個不經意的發現，也許就會改寫歷史。比如，郭沫若、夏鼐等著名學者，依據當時看到的考古資料所提出的學術觀點，幾乎是其他人文社會學科難以解決的。
考古研究的是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文化遺存，每一個考古發現和研究的成果，都會讓國人、乃至世界，更加瞭解我們祖先所創造的文明是多麼豐富多彩、燦爛輝煌。而成為一名考古工作者，還會有一些特別的收獲。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古文明，延綿五千年，我們今天的衣食住行、風土人情、人生觀價值觀，都可能在考古發掘中找到它的原型，梳理出它的傳承脈絡。所以，考古學傢看待萬事萬物時，會擁有一個歷史縱深的眼光。
考古學傢在發掘的時候，會感覺在和祖先對話。比如，發掘一個居住遺址，房子當中有一個灶，你就可以想象當時可能有一個三四口之傢，圍坐在灶炕邊，取暖、燒烤；屋內其他地方比較平坦，可能是他們睡覺的地方；還有一些正在制作中半成品的石器、玉器，那會不會是兒童的玩具呢……
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改革讓我上瞭大學，開放讓我走出國門看世界。我也希望更多海外留學的學子，將來能夠學成歸國，把自己的能力貢獻給中華民族的發展，這是我的心裡話。
現在回想，當初回國的選擇非常對。在國外發展再好，也不如在自己國傢研究自己祖先創造的文明的意義更大。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是30多年前的我們無法想象的。所以年輕人在做人生選擇時候，要考慮長遠而不是一時。
考古是一個朝陽學科，國傢越來越重視，大眾越來越感興趣，考古學傢和考古新發現也越來越受到社會關註。現在，我們考古科技的設備和水平，已經和世界發達國傢比肩，年輕人大有用武之地。我特別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加入到考古隊伍，加入這樣一個既有挑戰又有光明前景，肩負重大責任、又能實現個人價值的專業領域。
（蔣肖斌根據王巍口述整理）
王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傢、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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