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重慶紅土地地鐵站，兩位年輕人坐在地上，和王川舟交流。
9月6日，重慶紅土地地鐵站，王川舟給一位買書的讀者簽名。
9月7日，王川舟在重慶紅土地地鐵站出站口處的地下通道賣書。
一位地鐵“翻譯傢”的走紅
在重慶市中心的紅土地地鐵站，有一位男士，每天都會在這裡賣書。他坐在一個塑料小板凳上，前面擺著一小摞書，書上放著白色展牌，上面寫著“翻譯傢簽售新書”。
他是這個地下通道裡唯一賣東西的人。每天下午5點，隻要天氣晴朗，他都會準時出現在這裡。
他一般賣書兩個小時。平日裡，光顧書攤的路人並不多，有人會在書攤前駐足幾秒，詢問幾句。更多人隻是瞥一眼就匆匆而去。
8月11日下午，一名高中生經過地鐵通道，被賣書人吸引住瞭，他有些白發，戴著眼鏡、穿著襯衫和皮鞋，看起來十分從容，“和來乘涼的不一樣”。更吸引她的，是“翻譯傢簽售新書”這幾個字。
她很驚訝，這與她想象中“排長龍，鮮花掌聲，有紅絲絨佈鋪著的大桌子”的簽售會很不一樣，她走過去翻瞭翻攤上的書，感覺“似乎沒有什麼精彩絕倫的內容”。
她也不知道眼前這個人是否真是翻譯傢，但還是買瞭一本書。“他有夢想，又勇敢，能為自己的夢想做到這一步。”這名高中生說，那天，她有些被打動瞭。
她拍瞭兩張他的照片，並寫瞭一段話，上傳到某短視頻平臺。沒想到引發20多萬人點贊、1萬多人留言。
許多網友被這位“地鐵口的翻譯傢先生”打動瞭。“不在乎有沒有觀眾，因為這是屬於他一個人的浪漫和燦爛”“我很敬佩他，為瞭自己的夢想，選擇在地鐵站銷售自己的作品”。
有人指出，他是重慶師范大學校外兼職導師王川舟。“知道他衣食無憂感覺松瞭口氣，希望這樣有學問有理想的人都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一位網友留言。
很多人在網上找這位高中生買書。同時，他的書攤也迎來瞭火熱的簽售場面，年輕人在攤前排起瞭長隊。他們有的是在重慶旅遊，特地趕來；有的是受外地朋友委托，前來買書的。原本滯銷的書一下賣出去大半。
地鐵站的保潔阿姨說，那段時間，經常有人詢問她賣書人在哪，有讀者來瞭沒找到王川舟，希望阿姨看到後，在微信上通知自己。
也有不少年輕人買完書，蹲在王川舟旁邊，和他聊天。
8月30日，23歲的王同坐瞭一個多小時地鐵從郊區到這裡，和王川舟聊自己的經歷。他來自廣西桂林，夢想當一名導演。大專畢業後，他在劇組打過雜，給自媒體拍過美食，為學校拍過電視宣傳片，月薪一直兩三千元。沒有人脈，學歷不高，他覺得前途渺茫。
9月7日，劉思也特意到地鐵站來找王川舟買書。這位22歲的程序員兩天前從一傢互聯網公司辭職。他說每天工作12個小時，“像一個機器”。業餘時間，他喜歡看書、寫作，想轉行從事文學相關工作。
“他們不理解這是一種個人的文化追求”
像王同和劉思這樣的年輕人，王川舟還遇到過很多。一位在重慶讀新聞的學生對他說，自己害怕找不到工作，又沒有毅力準備考研，她在一傢媒體實習，沒有工資，不知道何去何從，“想要一個理想的工作，但又不知道理想的工作是什麼”。
還有一位在重慶體制內工作的年輕人，和領導關系不和，為瞭擺脫這種困境，他努力考上瞭另一個理想的單位，但領導不讓他走，他感到很痛苦。他買瞭王川舟的3本書，常常和王川舟交流討論。
在這些年輕人看來，王川舟是一位“有生活閱歷的長輩”，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生建議。
王川舟今年63歲，曾在3傢企業從事日語口譯工作。20世紀90年代末，他創辦瞭一傢翻譯事務所，承接一些企業和單位的商業翻譯項目。他參與過不少大型翻譯項目，曾去日本、俄羅斯、泰國研修和旅遊。
2020年，他步入退休生活，每月拿四五千元的退休金。
對他來說，出書純屬偶然。他曾主編《重慶翻譯傢》雜志，為《國際觀察》《翻譯往事》兩個欄目撰稿，寫他對國際問題的看法及過往的翻譯經歷。
後來，他把作品結集成書《翻譯往事》，找到一傢出版社，花費1.7萬多元印瞭1000本。他很看重這本書，期待在“社會上引起一點反響”。
但他沒想到，出版社有一天把書送到瞭傢裡，說不幫著賣書，隻能作者自銷。看著傢裡堆積如山的書，王川舟犯瞭愁。他送瞭20多本書給親友，除瞭兩個傢人誇寫得好，更多人送完就沒瞭下文。
還有900多本書，送給不熟悉的人，他覺得“有點賣弄”。他也不好意思讓自己的學生買。思來想去，他決定把書賣給“真正的讀者”。
王川舟說，聽說他要賣書，傢裡人都反對，認為“在書刊沒落的年代擺攤沒什麼效果”“賣書丟人”。他自己也經歷瞭“很大的思想鬥爭”。
他回憶，好幾次，從傢出來，走到中途又回去瞭。
他選擇在地鐵站賣書是因為這裡的人流密集，不像廣場上“人四面八方散開”，這裡也沒有汽車尾氣污染，“春夏秋冬都能賣”。
他說，寫“翻譯傢簽售”是為瞭吸引路人過來看，“為瞭銷書總得有點由頭”。很多時候，他賣不瞭一會兒，地鐵站的工作人員就不讓賣瞭。他也不生氣，這個地方不讓賣，就換到另一個地方。都不讓賣，他就去相鄰一站的黃泥磅地鐵站賣書。
他很幸運，第一天賣書就賣出去兩本，買書的還都是“重慶文化界的人士”。他盤算，如果一天賣兩本，兩年多就能把書賣完，“我小小的出書夢就實現瞭”。
他的第一本書不到一年就賣完瞭，還收到不少好評，“應讀者要求”，他又印瞭1000本，因為疫情原因，這些書直到今年3月才賣完。
賣書時，王川舟遇到一位退休的大學教授。教授告訴他，自己以前也出過一本書，堆在傢裡沒處放，老婆跟他吵架，說房子一平方米幾萬元，全被書占去瞭，讓他把書當垃圾處理掉。教授不願意，但多次爭吵後隻能妥協。教授說，這件事是對他最大的羞辱。他後悔自己沒有勇氣，像王川舟這樣出來賣書。
王川舟說，自從決定賣書後，他就再也沒有送過一本書。有一次賣書，他遇到一位許久未聯系的朋友，對方見到他很吃驚，和他敘舊瞭很久。王川舟說，他感覺到對方想讓他送書，但他沒送。
還有一次，一位熟識的朋友路過書攤，註視他幾秒鐘，走瞭。過瞭一會兒，一個年輕人什麼都不問，買完書就走瞭。王川舟推測，是那位朋友托這位年輕人買的，朋友這麼做或許是怕他難堪。但他不難堪，“我邁出瞭這一步，就不管他們的看法”。他也沒跟人解釋過為什麼賣書。
他也遭遇過一些“冷言冷語”。一位讀者經過攤前，說翻譯傢在這兒賣書斯文掃地。還有個媽媽指著他，對孩子說，不好好學習就會像他這樣。也有保安說，大學的老師怎麼沒飯吃瞭，跑到這來賣書？王川舟不在乎這些聲音，“他們不理解這是一種個人的文化追求”。
“他很有毅力，勇敢追逐自己的夢想。”一位廣東佛山讀初二的學生看到視頻後，通過3位網友，加到王川舟的微信，買瞭他的兩本書。周圍人都在拼命學習，她害怕考不上高中，覺得自己缺乏王川舟的毅力。和王川舟在微信上聊瞭聊，她感覺自己“看事情樂觀些瞭”，“這是我開學收到最好的禮物”。
劉思覺得，王川舟將賣書當成人生的一種體驗，沒有功利心，即使火瞭也依然堅持賣書，“不會為外界的評價影響”，而這種堅定是他所缺乏的。上大學時，他為瞭學習寫代碼，從早上7點學到晚上10點，為的就是找一份好的工作。但當進入職場之後，他發現跟自己想的不一樣，想走文學這條路，又“懷疑自己有沒有這種堅持”。
王同和王川舟交流瞭20多分鐘，覺得王川舟“謙遜、智慧，不會像那種長輩一樣訓誡你、否定你”。
“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
賣書時，王川舟喜歡觀察來來往往的行人，他們多數看起來眼神焦慮，走路匆忙。他遇到過一個準備買書的大學生，對方看瞭半個小時書，也沒看懂書在講什麼。王川舟問她最近在幹什麼，她說在找工作，焦頭爛額，靜不下心來看書。
幾個茫然的年輕人希望在這個書攤前找到方向。王同覺得老板不會培養員工，隻在乎員工的工作是否完成。更讓他難過的是，這幾年工作，沒有公司給他交過社保。有時候，他的工資不足以支撐日常花銷。他後悔高中三年沒有好好學習，感到自卑、抑鬱。
劉思覺得，沒有一個人能告訴自己“人生應該怎麼走”。大學時，他想過轉文學專業，但不知道跳到這個專業後“未來會怎麼樣”。想到自己傢境普通，再換一個專業可能承擔更多風險，傢人也不一定理解，他還是選擇瞭讀計算機專業。現在，他想走文學這條路，但又害怕靠寫作養活不瞭自己。
對於兩個迷茫又糾結的年輕人，王川舟很同情。作為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他自認為是幸運的，趕上瞭改革開放的時機，又恰逢合資企業興起，轉行做瞭翻譯，“去哪個單位找工作都要”，而現在年輕人讀瞭大學也不一定好找工作，“面臨很多不確定性”。
在王川舟看來，年輕人的迷茫與“缺乏生活的磨煉”有關，也是學校和傢長教育的結果，“累的工作不願意做，好的工作又進不去”。
他鼓勵年輕人多尋找出路，“如果不試探出路，就會出精神問題，朝壞的方向發展”。他有一個讀者是農村孩子，沒上過大學，畢業後去中亞挖礦。還有一個讀者在印尼開重型卡車，掙瞭不少錢，“世界天地廣得很，這也是青年的一種活法”。
他年輕時也是這麼探索過來的。大學畢業後，他懷著科研夢，去一傢材料研究所做科研，結果工作沒多久，單位開始“工廠化”，科研經費減少，他的科研夢破碎，“整夜睡不著覺，然後就想出路”。那時，全民經商的熱潮掀起，王川舟稀裡糊塗跟著潮流走，去瞭廣東汕頭一傢外企工作，到瞭發現隻是坐辦公室，“沒什麼專業可搞”。
他覺得自己的特長是外語，便去重慶一所大學學瞭一年日語，轉行做瞭翻譯。
從一個翻譯新手成為一個熟練的日語口譯人員，他付出瞭很多。剛進第一傢外企公司時，他的日語基礎很差，很多詞聽不懂。一次外出翻譯，日方工作人員說瞭一個詞，他沒聽懂，憋得臉通紅，對方指著扳手，他才知道是什麼意思。
“必須知恥而後勇”，王川舟說。那個年代的大學生口語都不太好，現場翻譯需要強大的心理素質。
“翻譯免不瞭出錯，出錯就學習，掌握瞭就不會出錯瞭。”靠著一點點積累，王川舟漸漸建立起自己的人脈和資源。這些年來，和王川舟同時期成立的翻譯事務所倒閉不少，但王川舟還能一直接到項目。“不能一條路走到黑，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去尋找出路。”
他建議王同先找一份工作養活自己，“工作不僅僅是為瞭錢，也是為瞭跟社會建立聯系”，再利用業餘時間追求自己的導演夢想。對於劉思，他也是這麼建議的：“必須要腳踏實地，走一步看一步，你說我看的很遠，我一步都不走，那怎麼能行呢？”
劉思覺得，王川舟的建議很中肯。他打算接下來考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生，如果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專業，再去找工作。“趁著年輕，多找找自己的方向。”
王同的方式是降低自己的欲望，和自己和解，“為什麼把自己活得那麼累？為什麼不能活得開心一點？”在重慶旅居的生活，他每天吃飯、打遊戲，看哲學、心理學的書，“嘗試用各種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未來，他計劃靠一技之長賺錢，去不同城市體驗生活。
王川舟還告訴兩位年輕人，不要太執著於成功，容易“鉆牛角尖”。他有一位讀者，多年來都沒有工作，靠父親養活，悶在傢裡寫詩，夢想去國外發表、拿諾貝爾獎，但多年來無所建樹。詩人常常鬱鬱寡歡，心情不好時就去各地散心，“有點脫離現實”。
還有一位女士跟他說，自己的丈夫也熱愛文學，投瞭幾十篇小說，杳無音信，最後跳樓自殺。女士覺得他很像自己的丈夫，不想他走丈夫的路。
“給我沖擊很大”。王川舟想到，假若他的書無人問津，是否也會很痛苦，“我給自己開脫，我也不是專業的作傢，也不是詩人，不成功不成名很正常，這樣想就沒壓力瞭”。
“人得有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川舟第一次領略到流量的威力。
賣書時間越久，他越覺得賣書“不是賣幾個錢的問題”，而是一個“生活的窗口”。“退休之後我特別有感觸，如果不來賣書，基本跟社會隔離，整天碰不到幾個人。”
他賣書前很少用手機。賣書後，不少人要求微信支付，王川舟開始用手機，學會瞭電子支付、網上訂票，感覺很方便。
通過賣書，他也遇到不少有意思的人和事，有和傢裡鬧矛盾、出傢後發現寺廟也是個等級社會的中年人，有揭露房地產內幕的作傢，還有去越南做過生意、打過中越戰爭、後來轉行當作傢的軍人。
接觸過的年輕讀者裡，王川舟更欣賞那些堅持奮鬥的年輕人。他覺得，“任何一個時代，如果一個人的精神垮瞭，就很難辦”。
他認為老年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出版的第二本書《血浴》，是賣書時認識瞭原作者陶鵬，覺得書裡的故事不錯，決定翻譯的。陶鵬是重慶的一位老藝術傢，也是第一個把川江號子搬上舞臺的作者。
王川舟說，那時陶鵬已經80多歲。2017年春天，書翻譯完瞭。看到書稿後，陶鵬很高興，但還沒等到書出版就去世瞭。
《血浴》兩個劇本背景都設定在舊西藏奴隸社會。一個故事講為瞭愛情，兩位年輕人和“父親”斷絕關系。另一個故事講一位在飛機失事中幸存下來的美國醫學教授和中國歌者相遇，結下一段美好的友誼。
盡管題材“有些老套”，但王川舟堅持認為這兩個劇本是好作品，“有商品社會很難見到的純真”。
他認為劇本的臺詞凝練優雅。“我心愛的姑娘，你在哪裡？雪山擋住瞭你，我要把雪山開一道銀窗；江河擋住瞭你，我要在河上架起金橋……”王川舟一邊讀，一邊感嘆，“雖然時間久遠，詩歌的美感一點不少”。
還有一句“雪蓮，綻開在雪嶺冰川”的唱詞，他覺得很有意境，將這句詞寫在書的首頁，送給瞭劉思，鼓勵他堅定自己的目標。
他還經常寫給讀者一句詩，“潮水迅猛而寬大，奔向太陽落下的地方，”這句詩來自他翻譯的第二本書《紐約詩歌》，是美國詩人惠特曼描寫美麗的曼哈頓時所寫，王川舟覺得詩句意境開闊，“潮水浩浩蕩蕩奔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年輕人也應該有這樣的胸懷，遇到一點事情要努力克服，這是大海給我們的啟示”。
希望每個城市設立一個賣書點
詩歌伴隨王川舟度過瞭疫情籠罩下的那幾年。《紐約詩歌》這本書是他的朋友2016年從國外帶回來的，書裡收錄瞭美國近百位詩人的詩。朋友說這本書非常好，國內還沒有出版，建議他翻譯成中文。
王川舟起初隻是粗讀瞭一遍，並沒有想過翻譯，“現在的人讀詩歌的少”。2020年4月，王川舟的母親去世，緊接著，送給他這本詩歌的好朋友也去世瞭，他經受瞭“很大的感情沖擊”。
“必須靜下來做點事。”因為手邊隻有這一本外文書籍，王川舟開始翻譯《紐約詩歌》，翻譯瞭整整一年。
一翻譯詩，他就感覺自己“進入瞭另一種精神狀態”。他讀肯明斯的詩“突然發現已經是春天瞭，因為小鳥在窗前興奮地叫著”，想起自己陽臺上也有鳥，仿佛回到瞭春天裡，“負面情緒被抵消瞭”。
讀到肯明斯“猛然穿過黑暗，從深深的牢籠不可思議地飛奔，猛烈地躍出死亡，強有力、痛快、不屈、完全地獲得新生”，他覺得熱血沸騰，“感到詩的巨大力量”。
他欣賞那些揭露社會現實的詩人。比如美國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他提倡平等，批判種族歧視及不公”；還有西班牙詩人費德裡科·加西亞·洛爾迦，“他把目光投向美國的社會問題”。
他最喜歡詩人惠特曼，“無拘無束，自由奔放”。“100萬舉止優雅、敞開嗓子、熱情四溢、最勇敢而友好的年輕人，匆忙又閃亮的臨水城市！有著尖頂和桅桿的城市！棲息在水灣的城市！我的曼納哈塔！”王川舟大聲朗誦起來，“你看看，這樣的詩句多麼熱烈，他熱愛年輕人，熱愛城市，熱愛農民”。
王川舟覺得，自己通過賣書接觸各色人物，就跟惠特曼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遊蕩的感覺很像。
王川舟說，譯詩後，他的情緒變得穩定，生活也恢復正常，他意識到，“人們在疫情等突發狀態下，要有一個自己的精神世界，才能應對”。
疫情結束後，他又恢復瞭賣書的活動。對於突如其來的關註，他說流量就像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視頻火後，短視頻平臺找到高中生，希望她再給王川舟拍一段視頻，提高影響力。王川舟拒絕瞭，“讓想看書的讀者盡快買到書”。
10月5日，他的最後一本書賣出。他在書上寫，“恭喜最後一本的讀者”。
他計劃以後再出版一本叫《市井》的書，記錄他賣書過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或許，這將成為他賣的第四本書。
他還希望每個城市以後可以設立一個賣書點，讓每一位賣書人獲得尊重。100多年前，他喜歡的詩人惠特曼曾經站在佈魯克林的渡口，看著來來往往擺渡的人群，看著百年不變的航船、島嶼和大海，向世人發問：“聯系我們的是什麼呢？聯系我們幾十年抑或幾百年後的又是什麼呢？”100多年後，王川舟看到瞭這本書，他覺得連結人們的，是文化和靈魂。（文中王同、劉思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文並攝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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