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和疾病困住了尼玛的双腿。
这位78岁的老人，脸被戈壁的阳光和风雪涂成红褐色。她佝偻着身子，两条病变的罗圈腿，在拐杖的支撑下，步履蹒跚。前一阵的意外摔跤，导致她走几步就得歇一歇，坐一会就得揉揉腿。再加上心脏经常不规律的跳动，让她不得不缺席了9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但一有机会，她还是会拄着拐费劲地爬上附近的山头，像年轻时一样拿着望远镜，巡护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最北边这段荒无人烟的边境。
56岁的儿子哈达布和也“放任”她，“巡了一辈子边，突然不能干了，肯定心里憋得难受。”
她把最好的芳华献给了巡边护边。过去53年，她累计巡边18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4.5圈。
山一样重的事
卡车在戈壁滩上一路颠簸向北，甩起阵阵沙尘。坐在车斗里的尼玛和弟弟达西，顾不上灰头土脸，紧紧抓着栏杆，护着全部家当：一个蒙古包、柜子和锅碗瓢盆。
3岁的儿子和母亲坐在副驾驶上。车窗外杳无人烟，越走植被越稀薄，最后只剩下低矮的骆驼刺顽强地趴在地上。车开了整整两天，尼玛一家人才到达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恩格日乌苏嘎查，在距离边境线不到10公里的“8号民兵点”安了家。这里距离阿拉善右旗政府所在地，足足600公里。
那是1971年5月，牧民们刚剪完驼毛。几天前的一个晚上，苏木干部来到尼玛家，询问她是否愿意搬到200公里外的边境定居。当时，地方上要选一批吃得了苦、可靠的牧民配合边防部队，边放牧，边巡边护边。25岁的尼玛是出了名的劳动能手，挣的工分年年排第一，自然被推荐为选拔对象。
来人介绍，守边是保家卫国的事，“有了守边员，边境上就多了几双警惕的眼睛”。至于守边具体干啥，边境环境怎么样，尼玛问都没问就答应下来，“保家卫国的事，怎么能犹豫？”
让她如此义无反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70年她最小的弟弟因病去世，遭受打击的母亲伤心过度，时常神志不清。尼玛想，“换个环境，可能会有好转。”
边境线上，大自然肆无忌惮地展示它的冷酷和原始——光秃秃的石山被风切割成一片片锋利的黑色石刃；满地碎石和沙砾上，零星的骆驼刺、蒙古扁桃被蹂躏得枯黄、扭曲；空气也干燥得刺喉。阿拉善右旗极度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仅有113毫米，蒸发量是降水量的36倍多，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生命禁区”。当地人甚至还会过“阴天节”，赶上阴天，即便没雨，心里也高兴。
一同来的还有两户牧民，尼玛是唯一的女守边员。刚下车，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就给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一个“下马威”。
那就把“下马威”当欢迎仪式。尼玛和邻居们搭起帐篷，第二天就在边防连队的指导下，开始巡边训练。“那会儿的人结实、能扛，训练时膝盖磨破皮是常有的事，砂石扑打在脸上没人喊疼。”
初来戈壁滩，寻找水源迫在眉睫。附近打出来的苦咸水喝不了，最终好不容易在17公里外一处干涸的河床附近打出了淡水。尼玛家的两峰骆驼一次各驮2罐水，一趟半天。驮一天的水，全家省着用，也只够用10天。难得下雨，全家就搬出盆盆罐罐接水；下完雪，也要把雪盛回家化了再用。
8号民兵点负责巡护42公里长的边境线，巡护一圈需要10小时。天一亮，尼玛就背着干粮和水壶，赶着羊群放牧巡边。夏天的戈壁滩，温度能达到50摄氏度，口渴难耐时她才抿一小口水，一天下来嘴唇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冬天，水壶里的水和口粮都冻成了硬块，她只能艰难地啃几下硬邦邦的干粮，“哄哄”自己的胃。没过多久，胃病就找上了她。
第一个冬天最难熬。尼玛白天放牧巡边，晚上在附近最高的一座山头上站岗。寒风像刀子一样割人，脸和手被冻得发紫。手上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又痒又疼。
1971年底，尼玛一家才住进了苏木为巡边户盖的土房。屋外寒风凛冽，屋内挂起来冰溜子。好奇的小哈达布和把它们打下来当零食。
第二年，达西在500公里外的阿拉善左旗找到了一份司机的工作。当时，司机是让人羡慕的“高大上”职业。送走弟弟，放牧巡边、照顾幼子和病母的重担，全都压在了尼玛的身上。
有一次，心疼姐姐的达西委婉劝尼玛搬离8号点，去阿拉善左旗生活。至于守边，迟早会安排新的人来。没想到，一向和气的尼玛对弟弟生了气：“你推我，我推你，都想着叫别人来干，哪能这样？守边是山一样重的事，交给我了，哪能说不干就不干？”
再后来，一起来守边的牧民陆续离开。临走前，邻居劝她一块儿走，尼玛还是那句话：“都走了，谁来巡边？”
年轻的尼玛也曾担心自己会动摇。1975年，尼玛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入了党，就得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就要更坚定地留在这里。”
1979年，尼玛母亲去世，安葬在边境线上。那几年，母亲的神志有所好转。去世前，她对尼玛说，“来这个地方是对的。”
从那以后，“8号点”只剩下尼玛母子俩。边防战士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尼玛连长”和“布和小兵”。
半个多世纪的坚守
空气里突然升起一股潮气和土腥味。转眼间，沙尘暴就像墙一样推过来。天瞬间变暗，尼玛摸黑把羊群赶到背风的山脚下，低头掩面任风沙拍打。“不能蹲着，得站着守住羊群，免得羊群慌忙跑散。”
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次沙尘暴。戈壁滩上，沙尘暴从春天肆虐到秋天。
那些年，尼玛说不清到底经历了多少次沙尘暴。但她知道，经历的次数再多，也不能掉以轻心。最危险的一次，尼玛放骆驼遇到突如其来的沙尘暴，“除了骆驼的脑袋，啥也看不清”，辨认方向的山头也“消失”了。情急之下，彻底迷路的尼玛，索性放下缰绳，紧跟着骆驼，才一步步艰难走回了家。
冬天遇上铺天盖地的暴风雪，尼玛只能和羊群、骆驼靠在一起取暖。骑在驼背上，冰霜很快爬上眼睫毛和眉毛。她必须时刻警醒自己，得下地走一走，否则没一会儿就会被冻僵。风随雪行，狼随风窜，要是遭遇饿急了的野狼，只能任由它们疯狂撕咬羊群。
这些生与死的考验，在尼玛看来都算不上苦，最难熬的是孤独。茫茫戈壁，一眼望不到头，8号点就像一座孤岛。最近的亲戚在200多公里外，最近的邻居相隔90公里。再加上通讯不便，亲戚也渐渐断了往来。这里经常连续数月看不到人影，夜里只有风吼和狼嚎。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盯着边境线，默默望着羊群、骆驼和山丘。
望得时间久了，这些深褐色的碎石山、干涸的河床、寂静的山沟和低矮的植物，就成了她的朋友。她给它们一一取名。“有时候取名看心情，有时候看颜色，有时候看地理位置。”
巡边时，见到这些熟悉的朋友，她在心里打招呼，相看两不厌。登上一座山头，她像串门一样，从山脚捡一块小石头当礼物带到山顶，心里和这座山说，“你看，我不是空着手来的。”
她的这些“山友”还有不同的性格。“陡峭的山，性格硬，脾气大，不愿意让人轻易爬上去。”她说，和山交朋友，不需要语言，用心感受就行。
晚上回到家，信号时断时续的收音机，成了母子俩打发时间、排解寂寞、获取外界消息的唯一工具。砖头大小的收音机里传来远方的新闻、歌曲和笑声，驱散黑夜的孤独，让尼玛觉得自己是和那些声音一起守在边境线上。戈壁滩上风沙大，收音机不耐用，2015年家里有电视前，尼玛已经听坏了十几个收音机。
几十年来，尼玛和家人慢慢养成了寡言少语的习惯。寂寞的边境上，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交流。
再大的沙尘暴、再凶的暴风雪、再无声的边境，习惯了就变得寻常。放牧巡边慢慢变成了“像吃饭一样的平常小事”。“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艰苦。白天放牧守边，晚上听收音机，日子一天天过来了。”
1975年，江布拉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回阿拉善右旗边防部队当翻译。在边防巡逻时，遇见了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尼玛。在边境工作了20年后，江布拉转业到了阿拉善盟。当时边境几乎与世隔绝，两人又失去联系。直到去年，江布拉才辗转联系上她。再见面时，原本爬碎石山也如履平地、大气不喘的尼玛，已经老得像一张旧报纸。
“边境的苦我知道，但我们的条件比起她也是天壤之别，我们可以坐车，她只能骑骆驼、步行，解放胶鞋一个月就得换一双。”江布拉很难想象，一个女人是怎么在边境线上坚持了半个多世纪？
不少边防战士第一次见尼玛时也很诧异，“远看很瘦小，近看却有胡杨一样的坚毅气质”。边境这么艰苦，她怎么待得住？
纵使经历千辛万苦，从尼玛嘴里说出来，都简化为一句话：“那时候的人结实，扛得住。”
从25岁的小姑娘，到步履蹒跚的老奶奶，尼玛一扛就扛了半个多世纪。风里来雨里去，过度劳损导致的严重关节炎，让原本也亭亭玉立的尼玛变成了罗圈腿，再加上白内障、心脏病……
话不多的尼玛常常觉得，自己这辈子干的最对的事，就是守边。“这里的水草说不上丰美，条件也不算好。唯一的好，就是保卫祖国的守边工作好。我没啥文化，能干的就是组织交给我的守边。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要一直待下去。”
有一回，孙子宝泉也问尼玛哪来这么高的“觉悟”？
尼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讲起：那时候，尼玛家属于赤贫牧民，没有自己的牲畜，靠给别人放羊、放骆驼过日子。年底一只羊只能换来三升黄米。全家一床被子都拿不出来，白天补丁叠补丁的衣服，晚上就是被子。10个兄弟姐妹只活下来5个；新中国成立后，家里才有了自己的草场和牲畜……
守边后继有人
1983年，哈达布和上小学三年级，尼玛狠心让他辍了学，跟着自己放牧巡边。哈达布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高高兴兴跟着母亲回家。40年后，尼玛才吐露出埋藏内心的愧疚，“这辈子最愧对儿子”。
几十年来，母子俩从没谈过辍学这件事。跟在母亲巡边时，看着母亲的背影，哈达布和早就体谅了母亲。
那时，哈达布和的学校在距离家200公里外的苏木。没有路，母子俩骑骆驼穿戈壁得走三天。饿了就煮点茶；困了没有帐篷，直接睡在戈壁滩里；遇到沙尘暴就硬扛。每学期来回得六天，可巡边离不开人，“那会儿边境没有铁丝网，羊群骆驼很容易跨过边境线。巡边工作也耽误了。”从13岁开始，哈达布和就开始跟着母亲巡边。
人长大往往只需要一瞬间。一次巡边路上，毒辣的太阳烤得戈壁滩几乎没办法落脚。尼玛突然晕倒，口吐白沫，一阵昏迷后，睁开眼，哈达布和已经泣不成声。他第一次感受到，印象里从没哭过的母亲也有脆弱的时候。
到了18岁，哈达布和正式成为了一名护边员，不仅能代替母亲巡边，还能教边防连战士训驼、骑驼。“我想着要比她干得更好，她能干得出来，我也能。”从13岁算起，到银丝爬满鬓角，牙齿掉了大半，哈达布和已经累计巡边44年。
“尼玛”意为“太阳”，“哈达布和”意为“坚实的岩石”。有人说，母子俩的名字就是他们巡边的映照：太阳和石头都是边境线上最常见的，几乎没人会留意，但它们始终守在边境上。
1996年，孙子宝泉出生。从小没玩伴、几乎与世隔绝的宝泉到阿拉善左旗上学，见识了外面丰富多彩的生活后，曾经一度想离开边境。“小时候只能和石头、木头、骆驼玩；后来寒暑假回家，这里啥信号也没有，一回来人就‘失联’了。”
好不容易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后宝泉没和同学们一起去南方闯荡，反而报考了西部计划志愿者，到了离家500公里远的阿拉善盟工作。去年，他回到边境，加入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塔木素布拉格边境派出所，成为一名边防民警，继续守护这片自己成长的土地。
对别人来说，这里荒凉得让人窒息；但对宝泉而言，这里是他最熟悉的家乡，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一次开学，他还特地带走了一小袋沙土。在大城市待了几年，宝泉反而越发怀念这里。他觉得大城市太拥挤，让人焦虑，反而是骑在骆驼背上，远眺茫茫戈壁，抓着骆驼缰绳，心中才有一种踏实和安定。
巡边时走的每条路，路过的每座山、每条沟，都是宝泉熟悉的坐标。“我跟着奶奶、爸爸走了十几年，每一寸都觉得亲切。”
正是因为短暂离开过，宝泉才更明白，奶奶和爸爸坚守在边境线，是多么不容易。
他最近才知道，原来奶奶一直在心里念叨，自己和儿子都老了，以后守边的事可咋办？得知宝泉主动回来守边，尼玛很自豪，“我的守边事业后继有人了，这个人就是我孙子。”
记者问她：“宝泉辛辛苦苦考到大城市，又回来守边，不可惜吗？”
她说：“不可惜。守边也是个好工作、高尚的工作。我守好边，你干好记者，他开好车，社会就越来越好。”
边防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尼玛家一直在此坚守。边境戈壁滩地广人稀，守边牧民是边防的重要力量，是不穿制服的流动哨兵。他们长期生活在边境，对戈壁滩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更熟悉，对边境的实时动态了如指掌。对他们来说，“边境无事”就是最大的心愿。半个多世纪以来，尼玛一家守护着这段边境，先后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近千次，没有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一家三代都守边的情况不多见，尼玛老人还是从最早一批坚持到现在的。”边防民警程猛来自西安，在边境派出所待了12年。“刚来时，越往边境走越荒凉，我的心也凉了。后来了解了尼玛老人的故事，也学着她一步步坚守到现在。”
尼玛家位于两个边防站中间，边防战士和民警巡边的时候，这里就是歇脚点。有时候路况差，车坏了，边防战士和民警干脆住到她家。程猛说：“他们全家都不爱说话，但不管谁来，都是热热情情的，该熬茶熬茶，该做饭做饭，从来没有抱怨过。”尼玛家现在还有十几张床，睡得下20余人。
2020年，尼玛被评为“北疆楷模”，颁奖词称她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今年，她又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宝泉说，以前在大学里常听其他英雄榜样的故事，没想到，他一直觉得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奶奶，就是身边最好的榜样。
宝泉从小由尼玛带大，受她影响最深。奶奶没上过学，所有的道理都是事上学来的。他记得奶奶常说，不要一遇到挫折就不干了；别今天干一件，明天又挑那一件，最后啥事也没干成。她还说，把苦咬碎了，就扛过去了……
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一条平坦的砂石路通到了尼玛家门口。相关部门为她家配备了风光互补发电机、巡边摩托车、4G基站等。去年，家里打了机井，骆驼再不用兼职驮水工。冰柜、电视、手机也都有了。
“以前打电话，得爬上附近的山头寻找时有时无的信号；如今在家能打视频电话、看新闻。”有了信号，尼玛还辗转联系上了十几年没见面的妹妹。
采访时，记者特地带上了一筐蔬菜。尼玛说，过去几十年没怎么吃蔬菜，现在交通越来越方便，来看望她的边防战士、民警隔三岔五就会从200多公里外的苏木帮忙带些蔬菜。“现在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在距离边境线不足五公里的一处荒滩上，孤零零长着一棵算不上高大的胡杨。尼玛说，这是方圆五十公里内唯一的一棵胡杨。50多年前，年轻的尼玛第一次来巡边，它就长在这；50多年后，尼玛已经垂垂老矣，它还挺立在此。“还是老样子，似乎一点变化都没有。”
巡边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望着这个“老伙计”，尼玛有点羡慕地自言自语：“树活得比人长，能一直守着边境线……”
几年前，双腿不便后，尼玛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她提前嘱咐哈达布和：等她去世后，就葬在自己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边境线附近。（记者 张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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