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12日本报记者崔峻拍摄于金庸先生香港办公室
◎默存
编者按
金庸先生1924年3月10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原名查良镛。虽有报人、社会活动家等多种身份，但以武侠小说家最为公众熟知。1955年，他首次使用“金庸”名号在《大公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连载完毕《鹿鼎记》，共创作了15部作品——他将此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金庸先生的作品，对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出生的国人有着巨大影响。值其百年诞辰，本刊推出系列文章，以申纪念之志。
作为华人世界公认的武侠小说泰斗，文学界对金庸予以越来越多严肃讨论。而今回顾金庸，我想从两则批评切入。通过对这两则批评的回应和再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造神与贬损之外，那个无法简单概括的金庸武侠世界。
金庸小说最关键的价值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现的
第一则来自王朔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我看金庸》。他的观点总结有如下几条：一、武侠本是旧小说的一种，金庸小说的语言和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二、金庸大约是为娱乐大众才写这类读物，不必抬高为文学；三、金庸笔下的侠，其实是罪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王朔也指出：“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的确，金庸武侠里上天遁地的武林豪杰，唤起了多少都市人现实里做不到的英雄梦。可王朔看到金庸小说爽文的一面，却忽略了其中意味深长的悲剧成分。萧峰之死、靖康之耻、郭靖死守襄阳等情节，绝不能叫爽文，却还回荡在读者心中，这不是“读者活得太累”所能解释。正如同王朔生猛时写的小说，媒体赞誉反权威、反严肃。王朔能成为一代青年眼中的文学弄潮儿，也不能全赖大伙活得太累。
另一个观点来自于刘震云：“他（金庸）从相同的生活里看到的全是相同。他不算有深入持久思考能力、能够不断地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作家。”
王朔和刘震云象征了文学界对金庸的两种典型看法。而金庸小说刚在中国大陆流行时，也有作家和学者发现它的价值。譬如学者严家炎著有《金庸小说论稿》。陈平原将金庸作为珍贵的小说家来对待，认为“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
从1985年TVB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被引进内地，同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取得授权出版《书剑恩仇录》以来，金庸小说风靡大众。说其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中国人，并不为过。
而我要说，金庸小说最关键的价值，恰恰是在金庸缺席后凸现的：它是一种用文学唤起公共参与感的感染力。金庸小说，是一种极富有公共思辨性和命运伦理的文字。它指引读者思考身份、家国、命运等议题，又提醒着“用宏大叙事牺牲具体之善”的恐怖。生逢乱世，徙居香港，金庸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敏感度。他所要写的，不只是千古文人武侠梦，还有个人如何在混乱割裂的世道中践行理想、匡扶正义，又不以牺牲弱小者为代价。
金庸反复重申“用宏大叙事牺牲具体之善”的恐怖
金庸小说里，大英雄的“不忍”，是他常常描绘的性格特征。张无忌可以在光明顶大战天下英豪，但要他像朱元璋那样冷酷果决，他做不到。萧峰血战聚贤庄，面对弱者和穷人常有慈悲之心，最终为阻止宋辽战事带来的生灵涂炭，他不惜牺牲自我；再如令狐冲、段誉、郭靖、杨过这一个个性格各异的豪杰，他们的共性就是对于具体弱者的善。他们不是为了宏图伟愿能冷酷牺牲局部的政客，你无法想象他们说出“为了大局，苦一苦百姓”这种话。而杨过字“改之”这个细节，本身就是一重暗示，暗示人物身上的自省性。金庸笔下的大侠常是被命运悲剧和自省反复折磨的。这种自省，恰恰使他们可爱、慈悲。
金庸小说的形式和内核并不肤浅，它只是用了连载小说、类型文学的框架，引发部分人先入为主的成见。就刘震云的观点而言，刘震云并不是说金庸不配称为作家，而是认为金庸距离“文学家”还有一定差距。我想刘震云是将金庸和福克纳、卡夫卡这种具有文体创新意识的作家，或者中国近现代的鲁迅、沈从文、李劼人等名家做对比，认为金庸是一个能够批量制造故事爆款的手艺人，但在思想层面和写作严谨程度上弱了一些。
刘震云确实点到了金庸小说的薄弱之处，但他也忽略了金庸作品宝贵的地方——金庸其实是当代中国少有的融合史诗精神与中文之美，又借助武侠小说来发扬光大的作家。海宁查氏是诗礼之家，但公允地说，由于金庸年少时没有念过私塾，上的是新式学堂，缺乏旧学幼功，他在经史上的学问并不牢固：《天龙八部》新修版里，慕容博的书房竟然出现民国时期才出版的硬皮洋装书《诸子集成》；活跃于北宋中期的段誉，脱口而出“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而“四书”说法自南宋朱熹起才流传。
金庸的长处也很显见。他阅读量大，善于将不同学识融会贯通；他的经史不到大学问家的地步，但用到小说里已然绰绰有余。而他在节奏感与用典上是有天赋的，金庸小说化用了不少深入人心的典故，比如用《洛神赋》《周易》《逍遥游》等典故，分别命名凌波微步、降龙十八掌、北冥神功；又如前人说过《天龙八部》回目恰可配成五个词牌五首词：《少年游》《苏幕遮》《破阵子》《洞仙歌》《水龙吟》，而“苏幕遮”即可隐喻萧峰身世，也可代指姑苏慕容家。
金庸小说中真正难得的地方尚没有被充分对待
从初读金庸小说，到如今重新回味，不知不觉，金庸小说已陪伴我十余载。而笔者对它的认识，经历了阅读、惊喜、审思、怀疑、重温，到如今平常心看待。虽然市面上有人宣传其他武侠小说家常会用到“比金庸更文学”，或“重新定义武侠”这般话术；虽然也听人辩论，讲金庸如何被高估，他的小说没什么文学性，但直到今天，笔者重温最多次的武侠小说，依然是金庸。这出自阅读直觉，而不能被任何理念替代。笔者不惮承认，金庸仍是自己心中分量最重的武侠小说家。
回顾金庸小说，若只说它是中国超级英雄，或文人情怀，都不准确。金庸小说是士人抱负、商品经济与市民社会趣味的混合，是一种“借古话，说今事”，又在无形中冲击着正派小说的边界。
身逢乱世，徙居香港，金庸有一番投身社会、改良世道的决心，这是士人心态；香港商业发达，贫富差距极大，香港社会是资本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杂交，文人在此经历严酷的市场考验，这是商品经济的冲击；而香港凭借特殊条件，在20世纪较少经历战乱，市民社会较完备。三者汇合，熔炼出金庸小说的底色。
作为一个报人和时评作者，金庸将他对现实的思考委婉地融进小说里。譬如《笑傲江湖》成书于1967年，书中对名门正派进行了非常辛辣的讽刺，对于那些打着正义口号却让小人物流水般牺牲的叙事，作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解构。单是这一条，便足以让读者浮想联翩。
而《天龙八部》何尝不是一出关于身份认同的悲剧？萧峰本是辽人，阴差阳错生长于宋土，从小接受少林寺和丐帮恩泽，想要做一个匡扶正义、维护大宋百姓的英雄，却在父辈设计的阴谋中一次次被误解：一边他要证明自己不是杀人凶手，一边他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到底是宋人，还是辽人？可是宋辽两国，又有什么区别？不一样也都有好人，都有坏人？朴素的话语中流淌着善念，也正因他没有被过多辞令污浊，而其实最接近慈悲的境界。
《天龙八部》整部小说写了太多的命运弄人与“执念的奴隶”：从渴望光复大燕的慕容父子，到种下一屁股情债、让子女陷入悲剧的段正淳，再到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之争，乃至最具有古希腊英雄悲剧色彩的萧峰——《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中最具有史诗感，也每每让人扼腕叹息的一部。尽管它也存在不少情节设计上的硬伤，但放眼近二十年，你很难在中文世界找到类似这般立意深刻、人物繁多而鲜活、完成度高、具有古典史诗气质的作品。
从《天龙八部》中的身份认同困境，到《神雕侠侣》中个人在父辈叙事、家国大义、个人自由之间寻找平衡，再到《笑傲江湖》的反乌托邦寓言、《鹿鼎记》对于理念正义和结果正义的思辨，金庸小说并非重复自我的文化快餐。它之所以到今天还被人怀念，恰恰是在于它有很强的思辨性和命运感。
金庸去世，代表着一种武侠公共性的消退。在他之后，武侠的潮流变成写实和往小入手。那些粗制滥造的姑且不论，从徐皓峰的硬桥硬马，到路阳的“绣春刀”系列，再到以《莲花楼》为代表的侦探武侠、市井武侠风格，创作者求变求新，武侠也绝不只是金庸一种路数。但一个相当明显的变化是，武侠作品的公共性在消退。
逐渐，读者只是把武侠作为快餐或情绪按摩仪，他们会一声叹息，或讨论某个武侠人物的魅力，但很难因此迸发出一种热烈的现实参与感。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纵深复杂，本文难以展开。但或可思考的是，武侠小说气质的变化也是这种环境变化的缩影。武侠彻底变成商品、快餐、匠人手艺。王朔批评的那种风气，反倒不是在金庸那里完成，而恰恰是在金庸之后。
从文学与思想的尺度，笔者虽认为金庸不如鲁迅、张爱玲等文学大家，但同时觉得，金庸小说中真正难得的地方，尚没有被充分对待。金庸先生不仅是写通俗小说的一代宗师，也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方法论的启示。
百年之后，这一代里大部分纯文学作品会被遗忘，而金庸作为“大武侠小说”的代表，仍然会被记住。金庸走后，我才更意识到他的可贵。因为在他之后，很难再找到第二个人，像他这样写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这一原本堪称社会最流行文化的门类，如今已然衰弱。
金庸的去世，不啻为武侠公共情怀退场的隐喻。我们纪念他，也是在怀念一个属于武侠公共情怀的黄金时代。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问答之生平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18、19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问：有部《金庸传》曾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50年代初2月份到北京时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2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曾于1995年3月3日对金庸先生进行过采访。文稿经金庸先生亲自过目，后收入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本文即摘自此书，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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