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股東會，老爺子還精神得很）
關於這個話題的文章很多。宏觀層面有分析日本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微觀層面有分析日本旅遊業復蘇、產業資本支出加速回暖，企業基本面（包括營收和凈利水平）上升的；投資層面有分析日元走勢和其對沖美國經濟硬著陸風險優勢的……等等。
本篇先說結論：最根本的原因是日本是美國太平洋政策的棋盤重子。日本歷史上就是強者對抗的受益者。
點到為止。
大傢經常底部留言說囉唆，能明白的就不用往下看瞭。
一
2011年巴菲特就造訪過日本，視察瞭伯克希爾旗下工具制造商伊斯卡金屬加工公司。當時他說：“任何地方都有機會。如果能在日本這裡找到我欣賞且瞭解的事業，像是他們的競爭地位、價碼、財務狀況還有管理，我們明天就會出手。”
但他很久都沒有出手。
直到中美貿易摩擦明面化之後，他才頻繁地將目光投向瞭日本。
截止2020年8月30日，巴菲特對日本5傢商社（下圖中橙色企業）持股超過5%，在此之後，又數次追加。
上面這五大商社，共同控制瞭日本接近99%的大型生產企業及貿易公司，貿易額占瞭日本對外出口的43%，進口總額的62%。幾乎承包瞭日本人的衣食住行，小到商超裡的雞蛋，大到媒體、礦產、高科技產業等，背後都有這五傢的身影。
同時，他們不僅僅局限於日本國內，國際貿易也隻是它們的業務之一。它們還大量投資全球的石油天然氣及礦產資源，扮演瞭全球產業組織者的角色，把控著產業鏈，滲透到各行各業各環節當中。
它們的顯著特征，是背靠各自的財團，而財團內銀行、綜合商社與制造業企業交叉持股，即通過“股權換商權”來實現財團內各成員之間利益的綁定，形成“產商融”相結合的體制。在財團企業中，主辦銀行負責資金融通和集團內交易，為其他企業參與項目和開拓海外市場提供資金支持。
例如，凈利潤排名第一的“三菱商事”，其背靠的三菱集團控制著三菱商事、三菱銀行（現三菱UFJ銀行）、三菱重工等，集擁有鋼鐵、重型機械、汽車、能源、化工、建材、海運、保險、水泥、造紙等工業門類，二次大戰時曾是日本最大的軍火工業集團。背靠集團的優勢，三菱商事的貿易收入很多是來自關聯企業的代理傭金收入。
（三菱商事2022年凈利潤來源構成）
同時，各個綜合商社實力較為平均，行業集中度較高。換句話說，巴菲特把這幾傢投個遍，就等同於是投資瞭整個日本。
把日本和美國捆綁在在一起說，絕不是巧合。
2022年11月15日，伯克希爾哈撒韋披露的13F文件顯示，三季度公司建倉臺積電共6006萬股，持倉市值達41億美元，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公司持有約6010萬股臺積電美國存托股票。然而到瞭2023年一季度，伯克希爾持有的臺積電股票徹底歸零。
閃電式清倉，不是巴菲特的一貫風格。
巴菲特在股東大會上直言——臺積電是一傢很好的公司，但是不喜歡公司的“地點”，鑒於正在發生的某些事情，他偏好將資本配置在日本而非臺灣地區。
故而清倉臺積電，也不是巧合。
2022年，中日貿易量比去年下降瞭4.6%，為3735億美元，雖然依然是相當不錯的貿易數字，中國依然是日本的最大貿易國，但日本對中國的出口減少瞭10%以上，對中國的進口增加瞭1.7%，這導致瞭日本也成瞭對中貿易赤字國。38億美元的赤字。而在2021年，日本對中國有超過2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
這也不是巧合。大傢邊走邊看。
二
日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決定瞭它如果不能與這邊進行有益的商業往來，就要在在那邊尋求經濟支持。
二戰以後日本經濟的發展繁榮和驟停積滯，與日本內部的政策和國民努力有關，也與美國對日本經濟先後的扶持拉攏與瓦解打壓有關。
俯仰之間自有因果。
這一點在半導體產業上尤其明顯。
二戰之後，為瞭對抗蘇聯，華盛頓采取瞭一項官方政策，即“一個強大的日本比弱小的日本風險更小”：在關閉日本核物理研究的同時，美國政府支持日本作為科技大國復興，幫助日本重建經濟，讓日本成為“晶體管推銷員”是美國冷戰戰略的核心之一。
1953年，索尼當傢人盛田昭夫前往美國貝爾實驗室，日本皇太子訪問瞭美國無線電研究室，日本通商產業省全力配合支持電子公司發展。這一年，索尼從貝爾實驗室獲得瞭晶體管許可證，而後在此基礎上發明瞭晶體管收音機。
日本人在定價和營銷上贏瞭美國人，消費類產品和人們需要的電子產品遠銷世界。日本的電子產品（包括半導體和依賴半導體的產品）出口從1965年的6億美元激增到1985年的600億美元。
美國企業不是沒有意見——1959年，美國電子工業協會曾呼籲美國政府提供幫助，以免日本產品損害“國傢安全”和協會底線。
但是華盛頓置若罔聞——幫助日本建立電子產業本來就是美國冷戰策略的一部分，因此，華盛頓並未就此問題向東京施壓。
到瞭20世紀80年代，情況變化瞭。矽谷本來以為自己是半導體行業的佼佼者，但是在經歷瞭20年的快速增長之後，它發現自己面臨瞭來自日本的殘酷競爭：
索尼的電子產品是歷史上最受歡迎的消費品；東芝、日立、富士通、NEC的DRAM把英特爾、AMD一度打得毫無還手致力，被迫停產；尼康的光刻機搶占瞭美國GCA的市場份額……
美國人認為，他們面臨著日本企業的不公平的競爭，日本公司從知識產權盜竊、受保護的市場、日本政府的補貼和廉價的資本（80年代，美國利率升至21.5%；日本的企業的貸款承恩卻隻有6%）中獲益。日本公司可以向美國出售產品，但矽谷卻難以在日本贏得市場份額。
到1985年，日本公司在半導體上的資本支出占全球的46%。日本的經濟發展超出瞭很多人的預期，成為瞭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在一些工業領域（包括半導體）的主導地位受到挑戰。
這個華盛頓培育的資本主義成功者開始翹尾巴瞭，不那麼聽大哥的話瞭。
極右翼政治人物石原慎太郎在議會中鼓動修改二戰後由美國占領當局制定的日本憲法，試圖讓日本建立強大的軍隊。他在《日本可以說“不”》這本書中寫道，“無論是中程核武器還是洲際彈道導彈，確保武器準確性的正是緊湊、高精度的計算機。如果不使用日本的半導體，這種精度就無法保證。”他還提出，日本甚至可以向蘇聯提供先進的半導體，從而打破冷戰期間的軍事平衡。他說，“電腦核心中使用的1兆位半導體，在一個隻有小指甲三分一大小的區域內承載著數億個晶體管，隻能在日本制造……日本在這一領域至少領先美國五年……使用日本芯片的電腦是軍事力量的核心，也是日本力量的核心。”
當時的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公開表示，切斷日本電子產品出口將導致“美國經濟出現問題”，並預測“亞洲經濟區將超越北美經濟區”。
《日本可以說“不”》這本書在美國國內引發巨大爭議，並不是因為它的觀點不對，而是因為它寫的事實，恰恰擊中瞭某些政客的內心。
隨著日本的經濟成功開始威脅美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美國人不再想讓日本人受益於既有的供應鏈政策瞭。
美國國傢半導體公司CEO斯波克冷酷地對五角大樓表示：“沒有半導體，你們將無足輕重。”
美國顯然不打算讓半導體行業發生與電視行業、相機行業、電飯煲和唱片機行業一樣的事情。
於是，國際上，美國拉攏自己的歐洲小夥伴，1985年簽訂瞭“廣場協議”，放任美元貶值。從1985年到1988年，日元對美元的匯率翻瞭一番，美國出口的商品更加便宜；美元利率急劇下降，美國半導體企業的融資成本驟然降低。
美國逼迫日本簽訂瞭《美日半導體保障協定》，要求日本增加進口美國半導體產品；對日本產品則增加關稅，對日企頻繁使用“301調查”，對日企的貿易進行審判，然後由總統出臺政策制裁相關公司。
而日本，在“廣場協議”後打開瞭經濟瘋狂與衰敗的雙級反轉，1990年爆發經濟危機，陷入瞭“失去的三十年”……
時至今日，美國假想的競爭對手已經發生瞭變化。
但美國人依然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力量是建立在技術優勢、軍事實力以及將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國傢和地區聯系在一起的貿易和投資共同體上的。
對待日本，從扶持拉攏，到瓦解打壓，現在又回到瞭扶持拉攏的老路：
去年10月7日，谷歌CEO皮查伊訪問日本，計劃在日本建立首個數據中心和鋪設海底電纜，總投資超過1000億日元。
12月13日，蘋果公司庫克訪問日本，透露瞭5年內已經在日本投資超過1000億美元，作為蘋果的供應供應商，日本公司達到瞭30%以上。
今年2月，臺積電宣佈在日本投資第二傢芯片制造廠，總投資超過一萬億日元，將采用5納米和10納米的制造工藝。
4月10日，現在正在熱火朝天的OPENAI 公司CEO山姆阿爾特曼訪問日本，和首相岸田文雄直接會談，希望在日本開設研究開發基地。
5月18日，英特爾CEO帕特·基辛格上任不久，就先訪問日本，希望達成先進封裝技術的合作。希望能改變晶圓半導體方面落後於三星和臺積電的現狀。
5月23日，美光科技宣佈將在日本廣島投資5000億日元，並且引入最先進的機紫外線光刻裝置，2026年投產。
三
前面說過，日本就是個兩強相爭他得利的角色。
在中美摩擦的大背景下，日本又出現在世界資本舞臺的聚光燈下。
日本底子好，各種制造業先進，基礎建設完善。人才不夠？沒關系，培養就行瞭。
IBM和谷歌等半導體企業發起一項對日本和美國大學的投資，IBM承諾今後10年內對芝加哥大學和東大投資1億美元，谷歌承諾今後10年對兩校投資5千萬美元，其他企業也都有各自投資，接受投資的日美大學每年將有5千名學生可以拿到半導體研究的獎學金。
日本的半導體制造裝置的輸出額，2023年度突破4兆日元，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說的雖然是半導體產業，“管中可以窺豹”，宏觀數據也發生瞭巨大變化。
對外貿易方面，2022年日本以美元計算的輸出也達到瞭7516億美元，隻比2021年微跌不到1%；而用日元計算，則比上億年增加瞭18%以上，接近歷史最高水平！
寫到這裡，你們看，價值投資的聖者、財務數據的王者巴菲特，並沒有在認真比較5傢貿易巨頭的財務數據的好壞、盈利能力的強弱之後，擇強者而投資；他是“一二三四五，老子全都要押註”。端桌子瞭。
他賭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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