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美國政府債務餘額又一次觸及法定上限，這標志著美國再度陷入債務違約的風險之中。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已經多次警告稱，如果國會不盡早采取行動暫停或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政府最早可能6月1日出現債務違約——而這將對全球經濟和金融產生“災難性影響”。
美國面臨債務違約風險、兩黨就提高債務上限進行爭鬥，這些畫面在近些年似乎頻頻上演。那麼，引發這一危機的根本——美國債務和債務上限究竟是怎麼回事？美國債務為何不斷滾雪球般擴大？美國又為何要人為地給債務設定上限？
美國債務為何不斷逼近上限？
要討論債務上限，我們需要先瞭解美國政府的債務從何而來，以及其為何頻頻逼近上限。
自18世紀以來，美國政府在絕大部分時期都處於財政赤字狀態，即政府支出在多數總統任期內都高於其財政收入。因此，美國政府舉債成瞭慣例，而政府債務規模也一直隨著政府赤字的規模而增長。
美國政府債務在近年瘋狂飆升
近年來，美國債務規模更是大幅增長。這一方面是由於新冠疫情以及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使得美國政府背負瞭龐大支出壓力，另一方面，還因為美國人口老齡化導致政府醫療支出不斷上升，拜登政府推出的大規模基建政策導致財政支出大增等。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稅收收入並沒有跟上支出的步伐，尤其是在小佈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批準瞭減稅政策之後，稅收壓力更是與日俱增。
在收入和支出此消彼長的雙重壓力下，美國的赤字規模近年來如滾雪球一般擴大，債務規模也就因此不斷攀升，在近年來頻頻逼近債務上限也就不足為奇瞭。
美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
美國債務為何會有上限？
而美國政府債務上限的出現，則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一戰之前，美國並沒有明確的“債務上限”，那時候隻要白宮要發債借錢，美國國會基本照單全批。
但在1917年，由於一戰使得美國政府開支愈繁，債務規模越來越大，引發部分美國議員提出的反對（也有一些議員是為瞭反對美國參戰），美國國會便通過《第二自由債券法案》，首次對聯邦債務進行限額規定，以此來限制政府發債的規模。
1939年，由於預計美國將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國會通過《公共債務法案》，實質上正式確立瞭對美國政府債務總額的限制。隨後，美國國會又對其進行瞭修訂，以更改上限金額。從此，提高債務上限就或多或少地成為瞭國會的慣例。
在歷史上，美國債務上限總共提高瞭100多次。尤其是自1960年以來，美國兩黨已經提高瞭78次債務上限，平均每9個月就會提高一次——其中共和黨總統執政期間曾提高49次，民主黨總統執政期間共提高29次。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債務上限的上調幅度進一步加大，在最近幾屆總統任期內更是如此：在奧巴馬任期內，美國最新債務上限為18萬億美元（2015年），到瞭特朗普任內，這個數字提高至22萬億美元（2019年3月）。此後在新冠疫情期間，美國國會暫停瞭債務上限，以暫時取消美國政府的支出限制，這導致美國政府債務瘋狂飆升至27萬億美元。
美國近幾屆政府大幅上調債務上限
直到2021年，美國國會最新一次提高債務上限，美國債務上限已經提高至現在的31.4萬億美元，相較於1917年最初的債務上限115億美元，已經足足增長瞭超過2700倍。
為什麼美國不能取消債務上限？
本質上來說，“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為聯邦政府設定的舉債的最高額度，一旦觸及這條“紅線”，意味著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除非國會調高債務上限，否則白宮無權繼續舉債。
那麼，也許有人會疑惑，美國政府為什麼要“自我限制”，不能直接取消掉債務上限呢？
的確，債務上限會對美國政府造成限制，使其不能隨心所以的舉債，但從理論上來說，這一限制也同時對其美國政府的債務信用提供瞭保證。
這是因為，美國作為手握美元霸權的超級大國，本身並不受到發行美鈔的外在約束。如果美國政府開支無度、過度舉債，將會導致美元貶值、通脹失控，那麼其債權信用將受到損害，原有債權人權益也會遭受稀釋。
因此，隻有通過“債務上限”這一內控舉措，才能維持美國政府的償付信用，保證美元霸權地位。換句話來說，“債務上限”理論上也相當於是美方對債權人的一種信用宣示。
中國和日本是美國債券的最大海外“債主”
為什麼這次債務上限難以提高瞭？
那麼，在過去被頻頻上調的美國債務上限，為什麼在現在會陷入無法上調的僵局呢？
按照規定，美國政府想要提高美國債務上限，往往需要美國國會兩院的通過。在此前的歷史中，提高債務上限在國會中絕大多數時候類似於一個“走過場”的周期性任務，兩黨並不會對此進行過於激烈的博弈。
但近年來，隨著美國黨派分歧不斷擴大，債務上限問題逐步淪為兩黨的政治武器，被在野黨用作瞭與執政黨討價還價的砝碼。尤其是在當下美國兩黨分別占據兩院多數席位的分裂背景下，這一鬥爭就顯得尤為激烈。
目前，美國民主黨占據參議院多數，而共和黨占據眾議院多數。拜登要想提高債務上限，就需要和國會共和黨人達成一致。
然而，共和黨人正試圖利用債務上限的最後期限，向拜登總統施壓，要求他先同意削減開支，再談提高債務上限。而民主黨人堅持不願讓步，認為應無條件提高債務上限，這就導致瞭當下的僵局。
拜登已經預定於美東時間周二（5月16日）再度與國會領導人會面，討論提高美國債務上限的計劃。
但值得註意的是，如果拜登和國會領袖們在周二仍無法取得突破性進展，這場危機恐怕真就要無限逼近債務違約的“X日”瞭——因為拜登已經計劃於本周三前往日本參加G7領導人峰會，並將在周末訪問巴佈亞新幾內亞，並舉行美國-大洋洲國傢峰會，這意味著接下來留給拜登和兩黨領袖談判的時間將所剩無幾 。
2011年的危機將再次上演
事實上，十多年前，美國也曾上演過類似局面。
2011年，美國也曾面臨類似嚴峻的違約風險：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和眾議院共和黨人在談判最後一刻，才就債務上限達成協議，勉強避免瞭一場債務違約災難。奧巴馬及民主黨在最後關頭妥協，同意在十年內削減9000億美元的財政支出。
但在當時，即便沒有真正違約而僅僅是逼近違約，這一緊張局勢也引發瞭全球資本市場劇烈波動，美股一度大跌，並直接導致標準普爾首次下調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這使得美國面臨更高的借貸成本——美國第二年的借貸成本上升瞭13億美元，並在之後數年繼續上漲，基本上抵消瞭當時兩黨談判中的一些成本削減措施。
對一些經濟學傢來說，上述的市場動蕩也隻是短期影響。而更重要的是，從長期來看，財政支出削減意味著美國多年的預算緊縮，這可能會產生更嚴重的長期影響——比如拖累美國的經濟復蘇。
美國左翼智庫經濟政策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傢喬希·比文斯在回顧2011年債務危機時表示：
“在實施這些削減措施時，我們仍處於相當低迷的經濟中，並且正處於從大衰退中復蘇的階段。他們隻是讓復蘇持續的時間遠遠超過瞭應有的時間……在接下來的六七年裡，美國政府沒有提供真正有價值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因為它們（財政支出）被大幅削減。”
而如今這場債務上限危機，也被許多人看作2011 年債務上限危機的翻版：美國國會面臨類似的分裂局面，美國經濟也正處於類似的衰退環境之中。即便美國兩黨能夠重演2011年的戲碼，在最後關頭提高債務上限，由此帶來的短期市場動蕩和長期經濟損害，恐怕也將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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