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歲出頭剛到報社上班時，和領導一起去某單位拉廣告。
別問我，報社記者為啥也要拉廣告，問就是報社這種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收入來源並不是靠財政補貼的那點杯水車薪，而是靠包括編輯記者在內的所有員工拉廣告支撐。
話說，那天，因為我的領導和那傢單位的領導相談甚歡，廣告贊助的事兒，差不多敲定瞭，就約著一起去吃飯——當然是我們請客。
吃完飯，贊助單位的禿頭領導又鬧著去唱歌，我的領導眼睜睜看著經費在燃燒，卻隻能像春晚上的本山大叔那樣，強作歡顏地拍著破棉絮口袋說：“咱，不差錢。”
唱歌正酣時，禿頭領導邀請我和他跳舞，性格耿直得像鋼鐵直男的我，頭搖得像撥浪鼓：“我不會，我不會，我真的不會……”
他用肥厚油膩的大手，一把將我拽起來：“跳舞有什麼難的，哥教你。”
我拿眼向我的領導求助，發現他為瞭拿下這單贊助，已喝得爛醉如泥，不省人事。
當然，KTV包間裡還有一個我的同事，和對方單位的兩個人，他們都在扯著嗓子唱情歌，根本不知道我已身處水深火熱。
跳舞的時候，都說瞭什麼，如今我已不大記得。
我至今想起來仍輕微反胃的，有這樣兩個細節。
一個是，禿頭領導趁機摸瞭我的屁股，說瞭句“到底是年輕姑娘”；
另一個是，因為之前飯桌上，我領導誇下海口，說我是老總親自挑選的人才，文筆特別好，傢在外地，努力上進，跳舞時禿頭領導就問我：“你現在是買房還是租房？”
當我為自己還沒錢買房報赧，羞愧地說出“租房”時，禿頭領導一身酒氣地靠近我，摩挲著我的手說：“哥給你租套房唄。”
那一刻，我最大的恐懼，竟然不是意識到這是性騷擾，而是KTV包房裡的其他人，會不會聽見這句話，進而認定我輕浮？
親愛的朋友們，別看我今天寫文一套一套的，年輕的我真是非常幼稚又懦弱。
明明被人冒犯瞭，卻像個做錯事的傻子那樣，故作豪爽地：“不用，不用，我工資七八千呢，租得起房。”
站在40歲人生的門檻上，我當然有理由譴責20多歲的自己：
“明知道禿頭看起來色瞇瞇的，為什麼還要和他跳舞？為什麼不堅定拒絕？他動手動腳時，為什麼不扇他一耳光，還賤兮兮地陪他接著跳？他說要給你租房時，為什麼沒有當眾吐他一臉痰，然後把他的性騷擾揭穿？”
是啊，為什麼？
直到後來，我不再年輕，開始寫情感專欄，開始成為很多人的心靈樹洞，開始走進很多人的情感秘境，開始發現幾乎每個女子（不管黑白醜俊）年輕時幾乎都曾遭遇過性騷擾的隱痛，我明白瞭一個真相：
當年，是真的沒有辦法啊。
沒有堅定的認知，沒有勇敢的路徑，沒有反擊的武器，沒有足夠的底氣，沒有丁點的權力，沒有叫板的資本，沒有對抗的力量……
甚至，沒有體面的尊嚴。
年輕的孩子，尤其是出身貧寒的年輕姑娘，因為自卑和一無所有，因為羞恥和自我懷疑，自幼就沒有接受過來自父輩傳授的生存經驗，更匱乏和這個社會潛規則博弈較量的歲月饋贈。
總想著靠自己的善良和厚道，赤手空拳地闖天下，諸不知捧出瞭全部的努力和真心，卻一點點看見瞭成人世界赤裸裸的齷齪與惡心。
但。
這個世界的殘酷與公平之處，都在於懵懂無知、一無所有的女孩，隻要有足夠的堅韌與清醒，在跌跌撞撞、隱忍委屈中，也會一點點成長為走路帶風的大女人。
所以，多年後，當我結瞭婚，生瞭娃，靠筆耕不輟的碼字也擁有瞭自己的一小片天下，在某個場合又偶然和已經退休的禿頭相遇。
他滿臉褶子地堆出笑容，激情滿懷地和我憶當年，客客氣氣地對我贊賞有加，並希望引薦他的女兒和我認識時，我隻是覺得好笑。
我好笑的不是他假裝忘記瞭當年對我的騷擾。
我好笑的是，當一個不好惹的中年女人，終於擁有權力和尊嚴、主場和舞臺，再也沒有男人可以揣著明白裝糊塗地騷擾冒犯她。
就像，我那個長著娃娃臉的女性朋友，去做公益時認識一個開廠子的老男人。
老男人加瞭她的微信，就開始拐彎抹角說騷話。
她毫不客氣地指出他的油膩，並把自己名下有兩傢企業的事實故意透露給老男人時，老男人立馬就蔫得像遇見教導主任的壞學生，恭恭敬敬地在微信上喊她“老師”。
是的啊，朋友們：
性騷擾這種事兒，從來不是性欲的問題，而是權力的問題。
不信，你想想啊，史航也好，章文也好，演藝圈和高校圈裡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佬大師也好，他們的咸豬手，為什麼隻伸向初出茅廬的女孩，而不敢伸向女導演、女校長、女制片人、女企業傢？
因為，權力是最好的春藥，而欺軟怕硬是人性致命的弱點。
所以，當“前知名編劇”史航的性騷擾事件越演越烈時，作為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女作者，我願意站出來，坦坦蕩蕩地說：
那個受害女生，包括那群受害女生，我認識。
雖然，我不知道她們姓甚名誰，但我理解她們的感受，懂得她們的講述，共情她們的隱痛。
我知道她們就是我，就是我們，就是遭遇過性騷擾、從弱小到強大、從沉默到吶喊的每個女子。
我不僅知道這些，我還知道：
●一個人的指控可能會冤枉一個好人，但幾十個人的同時指控隻會證明一個壞人。
朱軍當年身陷性騷擾案，我們為什麼存疑？
因為除瞭弦子在西方媒體煽風點火下的舉證，再也沒有其他女生站出來的佐證。
為什麼史航身陷性騷擾案，除瞭像他一樣油膩猥瑣的老男人幫腔，幾乎所有的媒體和網友，都一邊倒地選擇相信受害人？
因為，拋卻以貌取人的偏見，拋開史航十多年沒有任何作品隻靠自吹自擂混江湖的伎倆，重要的一點兒是：
如果他不是性騷擾慣犯，幾十個女生不太可能同時站出來，指認他這個過氣的文化油子和京圈閑人。
時間可以埋葬醜陋的往事，但相互佐證的記憶，是另一種呈堂證供。
●從沉默到吶喊，從隱忍到曝光，折射出女性集體的覺醒和成長。
站出來曝光史航的小默，袒露當年被騷擾經歷的我，還有更多從這樁公共事件出發說出自己憤怒的女子，都是在覺醒中成長的女性。
因為覺醒，所以從“天啊，好丟人”的恐慌中清醒過來，不再認為被騷擾是因為“我不好或不正經”。
因為成長，所以敢於直面自己當年的恐慌和懦弱，敢於承認年輕的羞恥和無力，敢於站在這個春日的陽光下，去擁抱年輕時哭泣的自己，並告訴更多經歷過或正經歷性騷擾的同類：
“這是壞人的惡，而不是我們的錯。”
相比男性，女性總是要經歷足夠多的時光，才能在自我懷疑、自我重建、自我拯救、自我喜歡中打撈出勇敢且赤誠的自己。
這是事實，不管男同胞是否認同。
●法律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吶喊任何時候都有意義。
為史航叫屈的一些人質問那些女孩：“證據呢？為什麼不報警？光寫小作文有什麼用？”
是的，舉報要有證據。
但，就如我在文章開頭講述我個人真實的經歷那樣，你問我要證據，我也拿不出來，你讓我報警，如今也沒有任何意義。
但我要寫出來，被史航性騷擾的小默們要說出來，更多被性騷擾帶進抑鬱沼澤的女同胞要喊出來，並不僅僅是為瞭達到法律上的懲戒，還有通過造勢威懾更多肆無忌憚的咸豬手：
法律夠不著的地方，還有輿論。
出來混，遲早都要還的。
不管你是著名編劇還是大佬教授，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歷史舊賬一樣可以把作惡者釘到恥辱柱上。
套用魯迅先生的話說：
吶喊的意義，是為瞭慰藉那些在寂寞中奔馳的勇士，使他們不憚於前驅。
也是為瞭警告那些在黑暗中作惡的懦夫，讓他們忌憚於光明。
感謝這個逐漸變平的互聯網時代，讓更多人成為媒介，讓更多人能吶喊，讓更多人得公平。
史航們，滾蛋。
姑娘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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