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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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霞生活中唯一接觸過的阿爾茲海默病患者，是她的婆婆。這是一種神經退行性疾病，常被稱作「老年癡呆」。確診時，婆婆才 60 多 —— 正是林青霞現在的年紀，她常常忘記物件被擺放在哪裡，多疑，情緒暴躁不安。在醫院，陌生的公共空間令她感到危機四伏，需要一些好心的「哄騙」。如果護工喬伊斯告訴她，「這是我們傢抽獎送的酒店」，她便安心住下。然而，對於阿爾茲海默病患者來說，安寧隻有一時，失序和迷茫長存。
常識與記憶在一個人幽邃的大腦深處冰消瓦解，世界與人的關系也隨之呈現出光怪陸離的面向。婆婆總會讓林青霞想起法國作傢 Annie Ernaux 講述母親的《一個女人的故事》（Une Femme，1992）。Ernaux 的母親也是阿爾茲海默病患者。女兒目睹晚年的母親「生活在一種不耐煩之中，無限的不耐煩。看電視，吃午飯，去花園，一個欲望接著另一個欲望，卻沒有一個能給她帶來滿足。」以及生命失喪至此 ——「她全部的情感隻剩下憤怒和懷疑這兩種。」在少有的清醒時刻，病人想給朋友寄一封信，開頭是這樣的：「親愛的保萊特，我怎麼也不能走出我的黑夜。」
林青霞從沙發上的 8 本 Ernaux 系列作品中翻出《一個女人的故事》，回想道，「我覺得她（Ernaux）是 …… 很 Sad（悲傷的）。她用寫作把心裡的痛苦悲傷消化掉。」這是香港秋日的一個傍晚，她剛結束兩小時的試裝和試拍。環繞她的眾多工作人員散去，她走到相對安靜昏暗的墻角，選瞭一條黑色沙發坐下。寬松的白襯衫，深色貼身牛仔褲，身形清瘦修長，偶爾斜靠，用手背支著下頜思考 —— 像一幅畫，輪廓簡練，線條潤暢 —— 讓人想起她收藏的常玉後期的人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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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關於阿爾茲海默病的電影和文學作品，林青霞這幾年陸陸續續看過一些。Anthony Hopkins 在《困在時間裡的父親》（The Father，2020）的最後一場戲，耄耋老人被一種孩子般的脆弱攫獲，「我感覺我的葉子都掉光瞭」—— 不可能不動容 —— 這是林青霞感性的一面。而從科學角度瞭解大腦，渴望為阿爾茲海默病患者做點什麼，則是在去年聖誕節。那天，她和醫生趙夏瀛、文學教授金聖華在半島酒店喝下午茶，聽兩位朋友聊起一個「腦退化癥項目」，得知瞭一些數據：目前，全球有 5500 萬阿爾茲海默病患者，知曉它有臨床前期的人占 78%，但願意就診的僅 17%。另一個事實是，中國香港是全球人均壽命最高的地區，女性平均壽命 87 歲，男性平均壽命 81 歲。
林青霞是京劇票友，與昔日巨星葛蘭一起去票戲，票友 7 個，其中 3 人 90 歲以上；68 歲的她還算晚輩，是可以撒嬌逗趣的「小朋友」。她見其中一位 99 歲的票友，「不用拐杖，不坐輪椅，不帶看護，西裝筆挺地一個人走進來。3 個 90 唱起京劇，中氣十足，聊起天來也毫無顧忌暢所欲言，真不能稱呼他們老先生、老太太。他們活得瀟灑自在！」那天票戲，眾人享受著快樂，末瞭也拍手鼓掌開玩笑，說把 90 歲的葛蘭和 99 歲的票友湊成一對。林青霞忍俊不禁，舉起相機起哄，「親一個！親一個！」那場面，活潑喜悅，充盈著生命的歡樂，與 5500 萬阿爾茲海默病患者的晚年生活雲泥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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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島酒店，林青霞主動要求參與和贊助「腦退化癥項目」。趙夏瀛向她介紹瞭腦神經科專傢、香港中文大學善衡書院院長莫仲棠，高錕慈善基金主席、高錕的太太黃美蕓。「我們四方一拍即合，很快就推動起腦退化這個項目。」說起來，她和中文大學的緣分來得更早，20 多年前的一場頒獎典禮，她的丈夫邢李㷧和善衡書院前院長辛世文同時獲獎，在頒獎典禮上，辛世文對她說，「我很喜歡看你的電影，我是你的影迷！」又過瞭 10 多年，2018 年，林青霞獲香港中文大學善衡書院頒授榮譽院士名銜，在戾氣滔天的中文互聯網，無人對此有半句質疑，不僅因為她值得，也是應瞭一段「緣」。
準確地說，善緣。林青霞皈依佛教，曾前往印度新德裡參拜大寶法王，上中國臺灣法鼓山跟隨聖嚴法師禪修。佛傢講究「結善緣」，而善字何解，或許就像今年春天她在社交媒體上表達的，「我必定要奉獻出最好的自己，多做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
2023 年 9 月 21 日，世界阿爾茲海默病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利希慎音樂廳，「高錕中大『腦智同護』服務」啟動儀式如期舉行。除瞭中文大學和高錕慈善基金會的團隊成員，現場也來瞭許多老人。介紹手冊上寫著，這個項目旨在服務懷疑出現認知障礙且有經濟困難的老人（60~80 歲），免費為其提供篩查評估，制定治療方案。每個工作日，服務車都將停泊在中文大學的食堂「眾志堂」外，離地鐵站 5 分鐘步程。服務車很有識別度，明黃與橙紅的色彩搭配，加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和贊助人，以及「服務大使」林青霞的半身照片。市民可致電 66930100 咨詢，或是通過網絡預約就診。
Brunello Cucinelli 針織衫及半裙
也許是出於對知識、對人類貢獻的謙卑心，林青霞的照片比高錕的小很多。在積極發揮自己的影響力上，林青霞如今高度自覺。這天的啟動儀式上，她發表瞭一段 5 分鐘的演講。淡藍色羊皮外套、白色長褲和低跟皮鞋，優雅又親切，柔美又簡練 —— 很難想象這是一個馬上就滿 69 歲的女人。她腳步輕盈，精神煥發，一如匍匐在她指間的鑲鉆豹形戒指，璀璨奪目，仿佛「人生場面一律應付自如」。
她說：「我今年 68（歲），11 月就 69（歲）瞭，我的記性和反應比 60 歲以前都好。我看書，寫作，畫畫，唱戲，參加正能量的社交活動，還有就是每天保持運動，除瞭行山，幾乎天天打乒乓球，偶爾做瑜伽，對天下萬事萬物都有好奇心。最重要的，是培養愛的能力。這些活動我 60 歲以前幾乎很少做，現在的我仿佛過著另外一個人的生活。原來所有這些都是腦退化的良藥。如果 60 歸零，重新開始，我現在才 8 歲。」
說完，她聳聳肩，狡黠一笑。滿堂的笑聲和持久的掌聲表明，她的藝術天賦和強烈的感染力並沒有因為她息影而遠離。
她娓娓道來自己和高壽的好友們擁有的歡樂。雖然人們已經見識過她的黃金時代，但當她本人從生活裡走來，依然讓人生出「有的人一生都處於黃金時代」的感受，以及「人可以一生都處於黃金時代」的某種遐想。那些黑夜中對 Ernaux 小說的閱讀，對婆婆這位阿爾茲海默病患者的安靜觀察，悲傷的情感，困頓的記憶，暫且都放在暗處。她希望她的每一次露面，都能向人傳遞驚喜和生命的能量。正如她對世人推心置腹的勉勵，她的體會是：她這一階段的生命，或許比過去任何時刻都更加從容、喜悅和自由。
林青霞的「早晨」從下午 3 點開始。
她是夜貓子，和年輕時一樣整晚不睡覺。典型的一天是：下午 3 點起床，吃點東西 —— 玉米，紅薯，水煮蛋，用簡單的食物開始一天。然後，馬上去「行山」，繞太平山快走兩圈，80 分鐘走完，一定要熱出一身汗。如果天氣不宜出門，那就做普拉提，請朋友來傢裡喝茶，聊天，摯友金聖華說她們聊天的內容，「起碼有七分跟書籍寫作或文化圈有關，剩下那三分，才用來閑聊，譬如說說有關傢庭子女、衣著打扮、日常見聞等話題」。如果時間還有餘裕，她會去街巷逛一逛，買點喜歡的東西。晚飯後，她幾乎天天打乒乓球。2020 年冬天，散文集《鏡前鏡後》出版，出版社要 5000 多本簽名書，為瞭保證如期簽好，右手不至於太累，她學會瞭用左手打乒乓球。她對乒乓球是如此興趣盎然，不知不覺就過瞭午夜。
午夜，眾人睡去，她獨自步入生活中最重視的部分，「12 點到書房，書桌邊坐下。這一 Part（部分）都是我的，這一 Part 最重要，是我日常的主要活動，畫畫，寫作，看書。好多回，一拿起筆，至少 6 個 8 個鐘頭，除瞭上廁所不起身。天一亮我就知道是 6 點瞭，這我最有經驗。天亮瞭，我就洗洗刷刷，準備睡覺。」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上衣、手鐲
四下靜謐，但她在燃燒 —— 不是熊熊大火，而是壁爐裡，火舌舔過松木，繾綣又耐心。這種創作的激情，也許可以追溯至她 2011 年出版第一本書《窗裡窗外》，又抑或更早：2004 年，她在《明報》發表瞭第一篇紀念黃霑的專欄文章《滄海一聲笑》。她喜歡一個字一個字寫在稿紙上，「寫不好就把稿紙搓成一團往地上丟，丟得滿地一球一球的，感覺就像以前電影裡的窮作傢，很有戲。」
她創作欲最旺盛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有一次從外面吃瞭晚飯回到傢，經過梳妝臺，突然想到什麼，怕一會兒忘記，馬上伏在桌上寫，不知不覺坐瞭幾個小時，窗外傳來鳥的叫聲才知道天已經亮瞭，看看鏡中的自己，不覺失笑，原來我臉上的妝還沒卸，耳朵上的鉆石耳環正搖晃著，低頭一看，一條藍色絲質褶子裙，腳上竟然還穿著高筒靴，時鐘指著 6 點半，正是女兒起身吃早點的時候，趕忙下樓陪女兒。」作傢董橋欣賞她文風穩健寫實，評價說，「這段敘述直接，幹凈，清楚，素筆描寫回傢伏案到天亮的過程，一共用瞭 16 個逗號不滯不塞。」
林青霞 18 歲出道，演過 100 部電影，是無可辯駁的巨星；40 歲結婚息影，在文集中自嘲「嫁作商人婦」，成為妻子和母親，過瞭一段清閑寂寞的日子。後來，出乎許多人意料，她跨界轉身，成為一名出版瞭 4 本書且在內地、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的報刊媒體開設專欄的作傢。她的寫作如同她的人生經歷一樣，別具一格。白先勇說，她得天獨厚的優勢是「前半生縱橫演藝圈 20 餘年，結交的大多是一顆顆閃亮的星星」。
張國榮離世的噩耗傳來，她悲痛得捶胸頓足，深感自責，也責問公司「為什麼不幫他安排醫生！」她在處女作《窗裡窗外》中追憶道：
一九九三年我們一起拍《東邪西毒》和《射雕英雄傳之東成西就》，那個時候我們倆都住在灣仔的會景閣公寓，總是一起搭公司的小巴去片場。有一次，在車程中他問我過得好不好，我沒說上兩句就大顆大顆的淚珠往下滾，沉默瞭幾秒，他摟著我的肩膀說：「我會對你好的。」從那一刻起，我們就成瞭朋友。
Saint Laurent by Anthony Vaccarello 上衣、手鐲
有一天，她去文華酒店和朋友喝下午茶。為瞭避免傷感，她總是避開二層的克利伯休息室長廊，因為那是張國榮當年出事的地方。這天，她心不在焉，感到腦子裡有兩條軌道，一條機械地回答著朋友的問題，一條回憶著過去。她在第三本書《雲去雲來》中還原道：「我極力地集中精神，腦子裡卻是國榮在這兒、在我對面跟我說的話：『青霞，不要再拍戲瞭，也不要打太多麻將 ……』」
當然，她也不是想當作傢，便成瞭作傢 —— 文學的規律對她來說也是適用的，這中間還並行著一個求知若渴的漫長的「讀者生涯」，那是她在文學事業上的「學徒期」。金聖華講，五六年前，她和林青霞常聊起的作傢有契訶夫、太宰治、毛姆、海明威、杜拉斯、昆德拉、閻連科和馬爾克斯等。林青霞以「猛火攻」的態度，涉獵大量名傢作品，常生出特別的感悟，比如說，「卡夫卡一定有抑鬱癥，不然，他不會寫出像《變形記》這樣的小說來，他的種種想法，我都可以體會。」
與此同時，林青霞尋覓名師，廣交作傢朋友，登門拜訪季羨林、楊絳、黃永玉，去臺灣大學聽白先勇講《紅樓夢》。她的書房也迎接文化名傢。不久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來訪，她祖籍山東，很自然地與莫言用山東方言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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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長日久，她也收獲瞭星辰般閃爍的記憶。與作傢王安憶第一次見面，林青霞贈送一本個人照片做封皮的筆記本當禮物。兩人第二次見面，王安憶在筆記本上寫滿瞭小說手稿，又回贈於她。說起來，林青霞依然感到驚訝，感動：
「王安憶很有心！我翻看一看，說哇，你眼睛是不是很好？字小得不得瞭，像木心在監獄裡缺紙寫的字，非常小。她就說，因為這筆記本的格子很小，所以她寫得這麼小。她是第一個送我手稿的人！我跟董橋要多久他都不給我，你看王安憶多好，她主動送給我。」
如今，林青霞最欣賞有高度自省意識的作傢。他們懷著驚人的勇氣挖掘人類內心世界的真相，同時有著卓越的表達才能。比如太宰治，「他那麼深刻的自省，讓你很心疼他。」比如 Ernaux，「她的文字是文學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結合，這很瞭不起。」她也贊嘆 Orhan Pamuk 的《純真博物館》（Masumiyet Müzesi，2008）和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1967），認為它們佈局精巧，結構嚴謹，象征著極高的智力水平。
林青霞正在寫作的第五本書，是關於母親的故事。母親因憂鬱癥纏身，飽受折磨，不幸往生。林青霞「夢裡見到離世的母親，她總是鬱鬱寡歡、愁眉不展」。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必然是一趟令人望而生畏的時光逆流之旅，母女關系千絲萬縷，是文學最復雜的母題之一，她已經念想、努力瞭 20 年。林青霞渴望將母親準確地描繪成她自己，同時「寫出她想過的那種人生」，個中的柔情和雄心，如同她鐘情的 Ernaux 所說，「現在我寫我的母親，就像輪到我重新讓母親出生。」
寫作進展受挫時，她便在腦子裡設想完稿後的設計、裝幀，如同深受妊娠之苦的母親想象胎兒誕生時的眉目，而這也的確能給她帶去盼望。她的構想是，「寫母親的書，不像已經出版的 4 本書那樣使用照片，而是用我自己畫的畫做插圖。文字到不瞭的地方，我用繪畫去表達。」
對待欣賞的人，林青霞總表現出一種滾燙的情感。喜愛的作傢，她閱讀的方式是「通讀」；如果這位作傢還作畫，她會興致勃勃地臨摹對方的全部畫作。她對張愛玲，就懷著這樣一種熱烈持久的激情 —— 但與張愛玲形容自己小說裡「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相反，林青霞的性格中有非常徹底的一面。
早在 1990 年，她主演瞭以張愛玲為原型的電影《滾滾紅塵》，獲金馬獎最佳女主角。30 年後，在張愛玲 100 周年誕辰的那個夏天，她「把能找到的有關張愛玲的著作、信件、訪問稿和學者評論，統統放在床頭從晚上看到天亮」。她的朋友，研究張愛玲的學者黃心村說起二人去行山，站在山頂眺望香港的雲，香港整座城，絮叨的細節往往和張愛玲有關。張愛玲在香港大學求學時，住在她們活動范圍內的半山宿舍，「看著飛速逃遁的雲，青霞說，張愛玲要是看著這景象會怎麼描寫？」
其實她熟悉張愛玲洗練犀利的語言。1944 年，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裡寫，「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註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後者正是前者的底子 …… 沒有這底子，飛揚隻能是浮沫。」如今，林青霞有自己的安穩，比之張愛玲的晚年，又穩瞭數倍不止。但她還是忍不住要想 ——
「那她會常來山頂嗎？」
2020 年秋天，林青霞易稿十幾遍，在《中國時報》發表整版研究張愛玲的文章，不經意透露瞭她癡迷研究的過程：
記得一九八一年我在舊金山，獨傢出版張愛玲書的皇冠雜志社社長平鑫濤打電話給我，他在加州，想跟張見一面，她都不肯見他。那段時間她幾乎每個星期搬一次傢，住過許多汽車旅館，因為皮膚病的關系一天要照十三個小時的日光燈，每半個小時要用水把眼睛的蟲洗掉，臉上的藥膏被沖掉又要補擦，這樣一天共花二十三個小時在日光燈下。我直覺認定這是一種精神上的病癥，照理說不可能換那麼多地方還有虱子，眼睛也不可能會生蟲。於是我打電話請教精神科醫生李誠，李誠懷疑是驚恐癥和身體上的幻覺，嚴重瞭會感覺蟲在身上爬。我說，其實是不是並沒有蟲？他說是的，但他說這是可以醫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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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張愛玲一生的傳奇性和戲劇性，林青霞動瞭真情。她長久地讓張愛玲在她的精神生活中占據一席之地。今年以來，她臨摹張愛玲的畫冊，畫完瞭一整個素描本。
她隨漫畫傢李志清學畫，後者曾為金庸小說畫插圖。說來也巧，她是無意間從朋友背的書袋子上看見李志清的單線畫的，「線條感極好」；而李志清同意收她為徒，卻是從林青霞簽名的線條看出她的繪畫潛力。她每周六去上課，像學生一樣穿白襯衫。她對老師說，「我平生無大志，隻希望勤能補拙。同一幅畫，人傢畫兩三個小時，我可能要畫 10 個小時。」
林青霞的經驗是，寫作和作畫是相通的，互有助益。最近，她的重心在畫畫，懷著自覺心訓練自己，「每天臨摹 5 張大師的畫。」說起法國野獸派畫傢馬蒂斯，眉飛色舞。她第一次見馬蒂斯的畫，就能理解他對色彩、光線和空間的充沛熱情，對馬蒂斯富有節奏感的線條尤其感到投契。去年，她搜羅市面上所有的馬蒂斯畫冊，一共 30 來本，臨摹他，「每天瘋瞭一樣，從晚上畫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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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前，她飛到東京觀看馬蒂斯的個展。展覽在擁有世界上最多馬蒂斯藏品的蓬皮杜藝術中心的協助下舉辦，除瞭馬蒂斯的經典畫作，還展出瞭雕塑、素描、版畫和剪紙作品。「看瞭兩天。他的畫給人感覺很舒服，寧靜，好像坐在沙發上放松神經。」她感到意猶未盡。如此說來，馬蒂斯創造的藝術效果的確如他本人 100 年前所設想的：「我渴望一種平衡、純正的藝術 —— 一種既不會令人不安也不會使人困惑的藝術。我希望疲倦、勞累、崩潰的人在我的畫作前能夠找到平和與寧靜。」
展出的 150 幅作品中，林青霞印象最深刻、最喜歡的是《綠線》（La raie verte，它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帶綠色條紋的馬蒂斯夫人畫像》）。在這幅肖像畫中，畫傢運用瞭平靜的色彩構造畫面，人物沉著莊重。面部綠色條紋的大膽插入，既標記瞭光線的明暗分界，又避免瞭鮮明對比色的相互幹擾。林青霞一回到香港就臨摹瞭它。「那天刮大風，下黑雨，司機不能出門。我起床畫畫，畫到上床睡覺，十幾個小時，除瞭上廁所沒有離開那個位置。睡醒瞭再繼續畫。」似乎馬蒂斯的勤勉精神也加持於她；晚年的馬蒂斯從十二指腸癌手術和兩次肺栓塞中幸存下來，隻能在輪椅和床上工作，他說：「50 年來，我一直沒有停止工作。先是從 9 點畫到 12 點，接著吃飯，午睡一會兒，然後下午兩點拿起畫筆繼續畫到晚上。」
奇妙的是，1905 年，馬蒂斯緊接著這幅肖像畫創作瞭《田園》（La Pastorale），他重拾早期傑作《奢華、寧靜與歡樂》（Luxe, Calme et Volupté）的樣式，點出瞭「生命的喜悅」的主題。自此，他找到瞭即將決定其終生作品的要義。第二年，馬蒂斯在獨立沙龍展出《生命的喜悅》（Le bonheur de vivre），恢宏、鮮麗，筆觸肆意，絕非標準意義上人們期待的「田園牧歌」，引發瞭激烈爭議；但在馬蒂斯眼中，這標志著他創作黃金期的開端。
一天夜裡，林青霞邀瞭 12 位朋友來半山書房吃宵夜。按照待客的慣例，她在餐桌邊快速落筆，畫瞭這 12 人，作為禮物相贈。深夜，人群散去，不知怎麼，她想起馬蒂斯。她的老宅「大屋」失火後，那些積灰的書都被搬到半山書房來，暫且擱置在墻角，馬蒂斯畫冊也在其中。她坐在地板上細細翻看馬蒂斯的畫冊，興味盎然地直到最後一頁，最後一行。她大吃一驚，「好像被電到瞭，被命運點撥到瞭！上面寫著『馬蒂斯，於 1954 年 11 月 3 日心臟停止跳動，與世長辭』。」同年，同月，同日，林青霞在中國臺灣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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