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被指控性騷擾事件,還在發酵中。

至今,已有超過26位女性站出來發聲指控史航。

大部分事件,都發生在她們剛工作或剛入行之際。

曝出的內容,基本相似。

聞頭發、舔耳朵、偷拍、抓屁股、語言騷擾強行肢體接觸……

甚至有人找出舊聞,直指史航在十幾年前就是慣犯。

而史航一方的回應,遲且無力。

他聲稱自己和幾位女生都是「交往」。

並將被指控的「性騷擾」,稱作「風流」「情調」。

這番言論,不僅沒平息眾怒,反倒引起更大爭議。

誠然,有人質疑事件的真實,認為從聊天記錄看,不過就是成年人的聊騷

但更多的,還是認為史航反錘瞭自己。

曬出的聊天記錄,絲毫看不出曖昧的成分。

女方的婉拒,卻被史航視而不見。

史航事件,雖然各有說法。

但在我看來,比起史航到底有沒有性騷擾這個個案的定論。

還有更多圍繞性騷擾問題的觀念上的共識,需要厘清。

而今天,魚叔也想借此事,扒一扒性騷擾話題下人們容易忽視的細節。

「為什麼不報警?」

5月3日,當事人小默發佈一篇長文。

瞬間引爆網絡,被轉發高達20萬次。

無數人被文中生動的細節,豐沛的情感和充滿力量的表達所感染。

但也有人,不依不饒地揪住當事人的「軟肋」。

這個「軟肋」,是「沒有證據」。

也是「為什麼不報警」。

首先我們需要清楚一點,在我們平時的大眾語境中,性騷擾的概念非常寬泛。

嚴重的包括強制猥褻、強奸等,需要追究刑事責任;

一部分則是像偷拍偷窺、發黃色圖片這種,將受到行政處罰;

而其他相較程度較輕的,則隻能被當做民事侵權行為,不會被公安機關受理。

所以,諸如聞頭發、摸摸手、言語騷擾等性騷擾行為,隻能進行民事訴訟。

這樣一來,就需要受害者自己舉證,而且後續還可能演化成個人精力、財力、資源的對決。

作為權力地位較弱勢的一方,自然很難得到什麼結果。

最近一部臺劇《造浪者》中,就有這樣一段情節。

王凈飾演的一名職場新人,就受到瞭來自一位資深男員工的性騷擾。

男員工表面上會展現出各種「善意」和「關心」。

借此一步步接近新來的女員工。

等到「時機成熟」,就順勢小動作進行性騷擾。

摟個腰,摸個背,既是試探,也是揩油。

眾所周知,許多性侵事件都面臨取證難的困境。

那麼,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咸豬手,一閃即過的聞頭發、舔耳朵,私下吐露的語言騷擾,又該如何取證呢?

人類不是上帝。

無法把世界上每個角落每時每刻的骯臟,都及時地拍照記錄,事後又輕易地作為證據調出。

就像劇裡的那個男員工,恰恰是因為咬定對方抓不到證據,一而再地成為慣犯。

受害者不報警的第二個原因,是權力影響下的忍氣吞聲。

性騷擾事件,大多發生在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中。

受害者往往是校園裡的學生、職場上的新人、公司裡的下屬等等。

這次的史航事件裡,也明顯地呈現出這一點。

作為著名編劇,史航頂著強烈的「名人光環」。

娛樂圈中的名氣,往往代表瞭更多的人脈、較高的業內地位等等。

史航之前是烏鎮戲劇節評委,第十屆評委名單無史航

不管這種地位到底實不實在。

但對於剛入行的年輕新人,很自然地會將其視作行業內舉足輕重的人物。

這種「名人光環」的存在,即是一種隱性的權力。

所以,面對權力者的性侵,受害者可能會產生一種不自知的誤讀

有的會將這種越界行為,誤讀成某種好感,從而自然而然地接受這種脅迫的關系。

比如在電影《信箋故事》裡,女主在13歲的時候被自己的教練性侵。

多年來,她一直以為是談戀愛,甚至把教練當做自己的「初戀男友」。

直到成年後,她才漸漸明白,那不是戀愛,就是性侵。

長大後的職場,和學生時代的課堂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即便是沒有產生仰慕的誤讀,受害者也隻敢保持一種忌憚,更多地表現出「刻意迎合」的尊重。

就像這次事件,本煜的轉發評論,就代入瞭他自己的學生時代。

「從小對老師、領導的某些行為再咬牙切齒,我仍然會在他們面前下意識堆起笑臉,像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

有名氣有學識有人脈的史航,對於行業小白來說,不就像是一位課堂上的老師。

對那些受害者女性來說,當初就是忌憚史上手中看不見的權力,以及對自己未來職業發展的顧慮,從而不得不做出一些違背自己本意的行為。

很多時候,受害者反而會先反思是不是自己做瞭錯事。

作為新人的愧疚、自責,蓋過瞭受害者應有的憤怒。

另一部熱門臺劇《她和她的她》中,公司高管杜駿儒就一直趁職務之便相對女主林晨曦行不軌之事。

一旦對方拒絕,杜駿儒就會拿名聲和前途做要挾。

林晨曦忌憚著杜駿儒手中的權力,每次隻能忍受,或想辦法躲過去。

在權力的脅迫下,無論是報警還是起訴,受害者都難以占到優勢。

「為何不報警?」

這一句看似說得從容、理性。

實則也透露著一種何不食肉糜之味。

更是帶著一種對受害者不加共情的指責。

文化人也性騷擾?

這次史航事件,最叫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一點是:

被控訴性騷擾的史航,居然曾為《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寫過推薦語。

已經被出版社刪除

在過去,史航在大眾眼中一直是個「文化人」。

他也喜歡立自己讀書多的人設。

沒事就顯露一下傢中堆積成山的書籍。

事實上,他也確實能侃侃而談,出口成章。

華麗的辭藻,靈巧的比喻,豐富的引用,犀利的點評,很容易在談話中引人註目。

因此,他也時常被邀請參加文化類節目。

再加上他經常在微博與網友互動,給人一種很親切有內涵的印象。

但,這樣一個所謂的「文化人」,卻深陷性騷擾的控訴。

在公開的聊天記錄中,處處讓人感到對女性的不尊重。

在大段的回應文中,也透露出自己對性騷擾問題的偏見與誤解。

這不僅顛覆瞭大眾對他的過往印象,更顯得他身上「文化人」的標簽格外可笑。

要麼,史航是一個偽文化人。

要麼,他是明知故犯,揣著明白裝糊塗。

前者滑稽,後者惡劣。

當然,還有另一種解釋——

無論是怎樣的「文化人」,都不一定能填平男女之間的性別鴻溝。

讀書再多,也依然不明白男女之間的界限,不懂男女間該有的尊重。

書白讀,人白做。

魚叔想到前年的一部電影《最後的決鬥》。

片中有兩個男主。

一個野蠻粗魯,自私且不通人情。

另一個風度翩翩,情商很高,廣受歡迎。

而犯下強奸罪而不自知的,正是後者。

電影特意從兩個人的視角,拍攝瞭兩段故事情節。

看似相同,卻在主觀細節上透露出各種差異。

比如,初次相遇。

男方看來,是女人被自己的魅力吸引,含情脈脈,主動親吻。

而在女性視角中,則是在拘謹之下,誤親瞭對方的嘴。

但礙於場面,也不敢多言。

之後的舞會上,男人看到的是女人遠遠的眉目傳情。

口中好像還在說著默契的暗語。

而轉到女性視角。

其實她隻是在引導自己的丈夫多用微笑和好話待人。

即便不是出自真心,但也很好用。

男人在自戀與欲望的驅動下,趁女人丈夫不在,硬闖對方傢中。

在男人視角,女人欲拒還迎。

上樓前還放慢腳步,故意脫掉瞭鞋。

而在女人眼中,自己完全是驚慌失措。

匆忙跑上樓梯時,鞋子也因為不小心絆倒脫落。

當暴行發生時,男人認為女人顧忌道德而有所反抗是理所當然的。

但這種反抗並不是劇烈。

他認為,女人的內心,是渴望與他發生關系的。

可在女人眼中,卻完全不是如此。

她用盡力氣嘶吼掙紮,仍然無法抵抗男人的暴力。

甚至在事後,他受到瞭指控,也一直否定自己的強奸罪行。

而是誠懇地表示,是出於兩情相悅。

是因為愛情。

他坦承通奸,但絕不承認強暴。

現實中,恐怕還有更多男性都是類似的想法。

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過錯,或者即便意識到,也很快地用自己的幻想美化這段不對等的關系。

是自戀。

亦是盲目。

更是一種完全忽視女性意願的傲慢。

無數次的性侵、性騷擾事件,實際上都在對所有男性自大進行赤裸裸的拆穿,並發出明確地警告:

性同意,需要對方明確的「是」。

就像羅翔曾說的那樣——

「性侵犯罪中的核心問題就是不同意問題。」

將受害者所說的「不」視作「是」,本質上是一種偏見。

「語言或哭泣這些消極反抗,應當被視為一種合理的反抗,這是不等於不規則。」

文化圈還有多少內幕?

事件發生後,魚叔還註意到一個特別的話題——

文化圈的光環其實是被大大高估瞭。

正如《愛情神話》導演邵藝輝說過一句話:

「圈子,尤其是文化圈的作用太被誇大瞭。」

言下之意,史航的圈內影響力其實也存在一種高估。

我們常說,在內娛,編劇的地位可能是最低的。

更何況,史航隻是靠微博和綜藝節目上耍嘴皮子才出瞭名。

真正說到編劇,也沒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代表作品。

時常掛在嘴上的,是他曾是《鐵齒銅牙紀曉嵐》第一部和第三部的編劇之一。

但近年來,已經很久沒有優秀的新作。

上一部作品還要追溯到2013年的《極品大作戰》。

豆瓣僅有6.6分,看過的不足300人。

在戲劇圈,他曾和孟京輝合作寫過一些劇本。

但因為並非獨立作品,也被人質疑史航的水平高低。

如此一來,史航隻剩下「文化人」的形象和在內娛積累的名氣。

魚叔不忍細想。

一個可怕的念頭逐漸在我腦中浮現:

如果隻是一個沒什麼代表作的編劇就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性騷擾,那麼內娛更多的權勢者,還存在多少這類現象呢。

其實,內娛的性騷擾事件從未少過,並且各個職業都有涉及。

比如演員穎兒,曾在一檔節目中說自己遭遇過導演的性騷擾。

又比如謝娜。

年輕時在一個劇組客串,就遭到制片主任的騷擾。

還有蔣欣。

她也曾在節目上說過自己見過的黑幕。

而大量尚未出道的藝考生,更是容易成為性騷擾的受害者。

去年9月,就曾曝出藝考老師連續15年性騷擾學生的醜聞。

這些還隻是能曝出來的。

小到藝考老師,大到導演制片,甚至可能隻是個有經驗的業界前輩,都有可能利用或大或小的隱性權力去脅迫別人的現象。

柳巖在一次訪談中說到:

「位高權重者對於權力沒那麼大的人

一定會用一些潛規則來達到他目的。」

所以,史航即便不算是一個內娛的位高權重者,但對於一個剛入行的小白,那也處在極不平衡的權力關系中。

在前不久三聯生活周刊的采訪中,也表明瞭相似的觀點。

很多人都意識不到,性騷擾看上去沒有任何肢體上的脅迫與暴力。

但本質上,依然是一種權力控制下的侵犯。

在這種不公平的情況下,受害者必須擁有對抗的武器。

或許是法律。

呂孝權律師提到過一個我國最近頒佈的職場法案,特別強調瞭對於職場性騷擾的最新界定辦法:

「隻參考受害人的主觀感受

不需要考慮或追究施害人的主觀目的或主觀情緒」

或許會有人質疑,這豈不是不公平。

但實際上,法律制定的初衷之一,就包含瞭一種制衡

既然大部分性騷擾案件都來源於權力不對等,那麼在法律上側重於對受害者的保護,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性騷擾的發生。

同樣的,網絡輿論也是一種權力制衡

相信大傢都發現瞭,最近一段時間,「小作文」已經被污名化。

每次一有性侵事件曝出,就會有人諷刺是「小作文」。

指責當事人沒有證據,為什麼不報警。

可問題是,在權力如此不平等的情況下,很多受害者也隻有通過這種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肯定有人會問,會有誣告嗎?會有反轉嗎?

當然可能會有。

但,「小作文」對於施害者制造的壓力,網絡力量對於現實職場環境形成的威懾力,都是不容忽視的存在。

隻有勇於發聲,才能打破隱性的權力。

隻有輿論關註,才能平衡弱勢的軟肋。

所以,我們所有「吃瓜群眾」的意義也不僅僅限於吃瓜,而是參與權力制衡的重要一環。

無論是支持,還是質疑,都在貢獻一種關註。

圍觀,亦是一種不可小覷的力量。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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