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朗讀者》最近以“城市”為主題的節目中，有一位嘉賓，以及他的出場方式，無疑是一份重磅驚喜。
94歲的黃永玉。
《朗讀者》兩季以來，董卿第一次走出演播室，來到嘉賓真正生活過的城池。沿著沱江，踏著青石板，穿過小街巷，躑躅虹橋。鳳凰，因為無數作傢的抒寫，早已成為人們心中沒有陌生感的異鄉。《朗讀者》在湘西鳳凰與黃永玉相逢，去尋覓他這輩子藝術和生命的根，來自哪裡，又去向何方。
黃永玉和表叔沈從文一樣，都是在十二三歲時背著小包袱，順著小河，穿過洞庭去翻閱一本大書的。”為瞭“翻這本大書”，黃永玉一步步走出鳳凰，流浪過江西、福建、上海、北京、香港等數地。
顛沛流離的歲月，有一段是屬於香港的。香港對於黃永玉的一生，留下瞭特別的意義。
1948年，黃永玉離開上海遠赴香港。香港這座城，和他的故鄉鳳凰有幾分相似的味道：占地狹小的城，都被山山水水籠罩，都有漁村的存在，有落日下水邊棲居的生活剪影……
但香港註定是不同的，當時這座還被殖民的城市，承載著一個時代節點上政治環境的風起雲湧，也因此演繹瞭一群人的命運變奏曲。
很巧的是，也是在1948年，一個未來與黃永玉交集很深的人，同年抵達香港，那就是金庸。《大公報》在香港復刊後，金庸被派往香港，以一個異鄉人的身份，遠赴香江，開拓未知的人生旅程。
1948年，在陌生而充滿競爭的香港，黃永玉一邊忙於生計，一邊堅持刻木刻。那一年，黃永玉在香港參加“人間畫會”，從事木刻創作兼自由撰稿人，同年，24歲的他進入《大公報》——和金庸在同一間辦公室辦公，黃永玉任美術編輯，金庸任國際電訊翻譯。
當一座城市給一個人給予足夠的歸屬感，我們往往會說，這個城市有瞭屬於我的一扇窗。在異鄉，香港的九華徑，黃永玉擁有瞭這麼一扇窗。
九華徑為香港新界葵青區的一個地方，在黃永玉記憶裡它的名字還叫狗爬徑——因為舊時山路極陡斜，村民及野狗上山時都似爬行模樣，後來因名稱不雅而改作九華徑。九華徑村，是當初不少左派文化人士在香港避難時的聚集地，租金便宜。
黃永玉說：“那是一個海灣，主要的是便宜，很多的重要的文化人都在那，郭老(郭沫若)、茅盾都在，各種各樣來的人，我都幫他找房子，後來他們開玩笑叫我作保長。香港的本土作傢同我都有來往，比如蔡瀾、金庸。”
1948年時，荔枝角九華徑所在的小海灣還不熱鬧，不少星期天前來遊玩的人都提瞭漁網、水桶、釣竿之類的東西，把這裡當做是荒蕪人煙的探險尋寶的地方。村外鄰海灣的土地還是農田，春夏秋冬都有村民勞動，牽著黃水牛來來往往。
黃永玉在香港九華徑的傢很小，屋內唯一的窗口上裝有鐵欄桿。他特意買來一些彩色的印度窗簾，掛在窗戶上，把窗戶佈置得非常漂亮，連妻子張梅溪也禁不住贊嘆不已。黃永玉甚至給香港棲居的屋子取瞭詩意的名字：破落美麗的天堂。
身在香港的黃永玉，生活的壓力很大，日子過得清苦。《大公報》的薪水在交瞭房租後已所剩無幾，他還得靠刻木刻、畫速寫、寫點散文投稿過日子。
黃永玉回憶說：“因為那時確實生活壓力很大，回憶那段時間，我幾乎像隻狼一樣發狠的刻木刻，我既需要它學習和鍛煉藝術，又迫切的依靠它解決生活問題。”
黃永玉名義上是編輯，實際上也承擔記者的工作，主要為新聞報道做插畫——大街上的汽車輾過一個小孩之後跑瞭，他馬上跑到現場畫個速寫，回來刻個木刻;趕上電車工人鬧罷工，他馬上就畫罷工;有個美國兵跑去找妓女，偷瞭妓女的東西跑瞭，他就畫一個哭訴的妓女。
當年黃永玉在報紙上，分別以“黃永玉”、“永玉”、“張觀保”、“觀保”等筆名，發表瞭數十幅速寫，包括風景、演員肖像漫畫、影人日常生活等內容。灣仔半山鳥瞰、堅尼地道、山居、半山小徑、九龍鉆石山腳木屋……這是一個個黃永玉居住過、活動過的場所，因這些速寫，人們可以看到香港當年的景象。劉瓊、龔秋霞、顧而已、夏夢、石慧、舒適、韓非、陳娟娟、萬籟鳴、萬古蟾等，這些當時活躍於香港影壇的明星與導演，都成瞭黃永玉速寫的對象。
一個在抗戰期間開始學習木刻的年輕漂泊者，至此脫穎而出。這是黃永玉的最初成功，並為他未來事業的發展，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香港這座城市，為黃永玉帶來事業上的起步，也為他的人生送來許多至交好友。在香港，黃永玉與聶紺弩、葉靈鳳成為忘年交，日後又與黃霑、蔡瀾成為忘年交。
在《朗讀者》中，黃永玉與董卿分享瞭一個有趣的小故事。香港當年有一傢叫“美利堅”的餐館，童子雞做得很出名。有一次，黃永玉約金庸、梁羽生吃飯。“結果呢，大傢都沒有帶錢，那怎麼辦呢?吃瞭人傢的東西瞭。《星島日報》不遠，我們就打個電話請葉靈鳳先生來，我見那個飯店有個魚缸，魚缸裡面有很多熱帶魚，我就畫瞭一張熱帶魚，拿辣椒油醬油塗塗顏色。”黃永玉交上畫，編輯葉靈鳳預付稿費，這才交瞭飯錢。
數年以後，黃永玉在香港開畫展，居然與這幅畫“久別重逢”瞭。“有一個人拿瞭這張畫給我，讓我再看一看簽個字，我就簽瞭。”
同齡人黃永玉和金庸的交往，一直為公眾所津津樂道。《大公報》的另一位同事梁羽生這樣評價他倆——“金庸是大俠，黃永玉是怪俠。”
“文革”後，金庸獲知老朋友復出，非常高興，在《明報晚報》撰寫瞭《讀黃永玉的畫》一文，寫道：“黃永玉最愛畫的就是這些角色，就是平民老百姓，即使曾經英雄過，但現在倒黴落魄生活著的一些人。正因如此，黃永玉之畫的能量在香港是最接地氣的。”
20世紀80年代初，金庸訪問北京時見到黃永玉。老朋友相見，萬分高興。得知黃永玉30年間屢遭劫難，金庸無限感慨，十分敬佩黃永玉這樣的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有膽識、有骨氣。
1998年，香港大學再次邀請黃永玉舉辦畫展，名為“流光五十年”。黃永玉感慨萬分：“時光待人，快慢各不同……十幾歲的人一下變成七十歲的老頭。”金庸去畫展捧場，黃永玉指著身旁的金庸對大傢說：“他比我大幾個月，那時我們都叫他小查。”金庸笑道：“現在恐怕沒有幾個人叫我小查瞭吧。”
黃永玉對金庸的評價很高，認為他聰明、有魄力、有意思、很內在、很可愛、很溫和。“那種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難想象。他在念中學的時候，就出過全國發行的一本書，他在做中學生的時候就出版《中學匯考指南》，真是瞭不起，腦子真是好，同我們就不一樣瞭，我們看‘匯考指南’也看不懂。”
不過黃永玉對金庸武俠小說的評價，倒是相當低。金庸的武俠小說，黃永玉幾乎就沒看過：“以他的才能、他的智慧怎麼寫武俠小說呢?他應該做比這個重要得多的事情……怎麼弄成武俠小說傢瞭呢?”
1953年2月，黃永玉離開香港，移居北京。直到1988年，黃永玉偕妻子張梅溪，才回到闊別35年的香港。在寬松的環境中，黃永玉有瞭新的創作，也有瞭新的住宅。黃永玉的傢成瞭香港的文化沙龍，他每天工作完瞭就會召朋友來聚聚，跟金庸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
香港歲月，是黃永玉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其藝術創作也達到瞭第一個高峰——創作形式由木刻、漫畫向速寫、油畫等多品種拓展。在蕭幹等人的幫助下，24歲的黃永玉在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舉辦瞭他人生中第一個正式的個人畫展。
在香港期間，黃永玉也迎來自己的第一個兒子。黃給兒子取名黑蠻——男孩子，黑一點、蠻一點，質樸的名字中，透著一股子湘西的“野”勁。黃永玉希望讓兒子能知道，遠在湘西，有一方他不能忘瞭血脈的小城。
香港是黃永玉青年時代遇見的城市。或許對於這位94歲的老人而言，無論是鳳凰還是香港，這一輩子路過的那些城，雖各有風景和故事，但有一點是共通的：世間很多地方，原本都是一片荒澤，之所以後來有瞭城邦，遇水而安隻是天意和機遇，“人為”才是成“邦”成“事”的道理。
容納追夢和造夢的人，才是城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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