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陳歆耕的長篇歷史非虛構作品《蔡京沉浮》，深感“大文科”的視域是突破學術研究過度精細化、壁壘化的有效途徑。陳歆耕近年來致力於歷史非虛構創作，《蔡京沉浮》是他繼《劍魂簫韻：龔自珍傳》《何談風雅》後的第三部史傳作品。當歷史被用文學的視角、方法和手段來述說的時候，一種豐富立體的深度由此展現。關於本書在史學上的認真嚴謹，已有多人評論。它引起我強烈興趣與思考的地方在於，文學的視角、方法與手段，如何成為瞭洞燭歷史的那束強光。
這是一部以蔡京生平為線索，牽起北宋文壇以及政治生態的全景式歷史評傳。全書的基坯自然是以《史記》“列傳”的寫法，通過蔡京的四起四伏，起底北宋從神宗到哲宗再到徽宗的政治歷史。君臣、後宮、道士等各色人等，隻要牽涉到所述政治歷史事件，均有筆墨著落。全書的撰述，“評”的部分占到接近40%，作者在充分占有歷史資料、尊重史實以及博采眾傢觀點的基礎上，直抒胸臆闡述自己的看法，對蔡京、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等人都有直接褒貶。作者選取材料的眼光、對材料的分析評述、對眾傢觀點的參考和選取，都折射出作者的批評風格，是他思維方式的直接反映。
文學性眼光的最直接表現，就是蔡京在本書中的形象。作者立意是要打破史學中對蔡京“奸臣”的刻板印象，將他還原成一個活生生的人。蔡京自然是奸臣，但這個“奸”具體體現在哪裡？“奸”的文化或官場生態又是怎麼生成的？“奉遼使”的經歷使蔡京脫穎而出，進入中央成為直樞京官。之後神宗駕崩，高太後、司馬光廢棄變法，司馬光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五天內恢復所有舊法。蔡京雖奇跡般完成瞭任務，然而蘇轍連上兩道奏章說他“挾邪壞法”，心術不正，其他官僚也因不能及時恢復舊法而懷恨蔡京，蔡京因此被貶揚州數年。作為曾經新黨的幹將，蔡京第一個帶頭完成廢新法的任務，從道德層面來說，蘇轍等人說他“奸邪”並不為過，但從政治層面來說，蔡京也不過是一顆聽話的棋子，急於掙脫被重新上臺的元祐黨人打擊的命運而已。
蔡京從政的諸般種種都證明，他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新黨多出理財高手，舊黨多出道德狂人，蔡京正是新黨理財高手的代表。他改革茶法，推動北宋教育事業發展，建立“漏澤園”“居養院”“安濟坊”等，居相位18年之久，四起四伏，成為官場不倒翁。陸遊評價其為“奸人之雄”，王安石看扁他的人品：“他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屠沽耳。”侯蒙對宋徽宗說蔡京“若心術正，當為千古賢相”。蔡京曾向將為相的章惇建議一系列好策，章惇卻傲然拒絕，這也許是蔡京逐漸黑化的一個心理節點：隻有權力才是成事的根本。蔡京早就放棄瞭做“好人”的道德約束，認為做“好人”與做“好官”不可兼得。隻有文學的包容性，才能將這樣一個復雜矛盾卻真實立體的人呈現出來。
與之相似，作者並不諱言蘇軾局囿於黨爭與立場，不惜向昔日密友章惇“插刀”，被重新上臺的章惇貶黜嶺南瘴癘之地6年。當殘酷的政治遊戲像翻烙餅一樣，又將章惇也貶往同一處所之後，蘇軾釋放出偉大的恕與愛。這就是蘇軾最終的高處，它文學性地解釋瞭千百年來中國人熱愛蘇軾的原因。臨別海南的蘇軾寫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此時的蘇軾，萬般心緒早已化為寵辱不驚的淡然與超脫。
作者還通過細節的兩相對照，令讀者見證瞭蘇軾蘇轍兄弟情深、相知相扶的一生，與蔡京蔡卞的猜忌不和、冷漠抵牾做對比，描畫出他們的雲泥之別。愛與恨的能量是可以傳遞與轉移的，蔡京與蔡卞兄弟鬩墻，為蔡京的兒子們所繼承，蔡攸上奏皇帝處死自己的弟弟蔡絛。這些細處無疑增加瞭歷史的厚度，歷史是人的歷史，人在歷史舞臺上占據著核心地位，歷史應該為文學提供人性的景深。
本書章節線索明晰、內容層層遞進，線性的歷史敘述與團塊的故事評析縱橫結合、經緯密織，將北宋政治生態日趨惡化、黨錮之禍愈演愈烈直至亡國的歷史，猶如卷軸一般徐徐鋪開。從“烏臺詩案”到“車蓋亭詩案”，再到“同文館獄案”，直至“元祐黨人碑”，黨爭不斷升級，冰炭不容、你死我活。可憐蔡確為官清廉，卻因新黨的身份被誣陷，56歲客死新州，首開宰輔級大臣被元祐黨人貶黜嶺南的先例。范純仁上奏“此事不可開端也”，然而被綁上黨爭戰車的北宋，上至帝王下至臣僚，早已聽不進范氏的中正之言。曾經飽受“烏臺詩案”打擊的蘇軾提出瞭一個近似遊戲的方案，大詩人的境界在此刻的黨爭站隊中又能如何呢？至蔡京動議出臺一個“元祐黨人碑”，官傢甚至親自上錄名單，元祐黨人終被消滅殆盡瞭。
章惇上臺第一件事，就是要清算元祐黨魁司馬光：“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蔡京上臺第一件事是修復元祐年間的神宗史，實際上還是要清算元祐黨人。一部《神宗實錄》成瞭元祐黨與新黨的戰場，先後經歷五次拉鋸式編修。陸佃指出黃庭堅編修《神宗實錄》時對王安石有不實攻擊，黃庭堅也因在實錄中譏嘲新黨而受到重貶，蔡卞趁機主張對司馬光、呂公著發塚斫棺。黨爭使密友成仇敵，從奇偉絕世的巨公偉才到被彈劾貶謫甚至身死族滅，隻需一場政治洗牌，政治成瞭因果輪回。
本書將那些極具戲劇性的歷史情節一一從材料堆中精心打撈：章惇被貶往蘇轍曾被貶的雷州，當地百姓卻拒絕他索居民房：“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傢，今不可也”；彈劾蔡確的猛將劉摯居然與蔡確一前一後客死在同一寺廟同一室；蘇軾被貶的制詞為蔡卞所寫，其狠毒而充滿攻擊性的用語，正是蘇軾曾給新黨落職官員用過的。蔡確厄運的觸發點，不過是吳處厚“通箋乞憐”，而蔡確“無汲引意”。吳處厚寫瞭舉報信，稱二十年深仇得報，其兒子反而雙目淚流，說“無容跡於天地之間矣”，吳想追回，已經晚瞭，最後的結局是“疽發於腦，自嚼其舌斷而死”。這些因果循環、報應不爽的命運細節，令小說都黯然失色。
作者著歷史隨筆，卻不忘人文本心。書中多次稱贊范仲淹、范純仁父子是北宋難得的良臣，將范純仁死後因《遺表》建言鑄成大難的史實還原敘述，更是直言不諱地評說司馬光“孜孜以求的政治抱負其實是陳腐的、守舊的、不值一提的”。蘇軾、黃庭堅、曾鞏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廢墟上的思緒”一章，在我看來尤為珍貴。作者提出瞭自己深思的問題，並試圖闡釋這些千古之問，為讀者提供瞭深刻啟示。如，權力黨爭除瞭給予在位者現實利益，更多時候成為瞭挾帶私怨的意氣之爭；人們品藻人物當然脫不瞭道德標準，但政治本身既是道德的，又越出瞭道德的范疇；蔡京固然是“奸人之雄”、“屠沽”之輩，但又是什麼樣的文化，促生瞭這樣的人物，作為“董事長”的宋徽宗不是更應承擔亡國的罪責嗎？蘇軾如在相位，其識人從政能擺脫蔡京式的軌道嗎？
作者對人間溫情的描述，也使這部歷史隨筆讀來親切感人。敢於打碎積習沉疴、施行新法的王安石，也有渴望親情、思念愛女的柔軟時刻。他作詩寄小女兒曰：“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嘆。”思念、渴望之情溢出詩外；作者對被冤貶嶺南的蔡確深懷同情，不惜篇幅講述蔡確與“琵琶姐”和一隻鸚鵡的故事，讀來令人心動；用對照法將蔡京與王安石在境界上的天差地別呈現出來；還有元祐黨的道德狂人陳瓘的諸多事跡，讀來讓人既忍俊不禁，又扼腕嘆息。
《蔡京沉浮》以文學方法來呈現歷史，使歷史從條分縷析的文獻變成瞭有表情、有聲音的眾多鮮活形象。但這些形象得以活起來，並不是向壁憑空虛構，而是仍用瞭歷史材料，用文學的方法去捏合與灌註靈魂。材料的真實，保證瞭形象的實在，而選取材料的眼光和角度，使被放逐出歷史研究的情感、精神等屬性，以更親和的方式得以回歸。
（作者系湖州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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