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每每回到北京，安靜地看著京城裡一切祥和自然的高樓、牌坊、胡同，在車水馬龍之中聽著小商販們充滿煙火氣的叫賣聲，總會有一陣莫名感動。觸景生情之際，對歷史敏感是我的一種“職業病”。看到眼前景象，不免有感於那場名留史冊的“北平和平解放”。在東京生活瞭幾十載，我也註意到，這裡的“江戶人”也時常談起屬於他們的“江戶無血開城”。
位於東京新宿區的“聖德紀念繪畫館”，以繪畫等藝術形式展示著明治天皇和昭憲皇太後的生涯故事和功績。繪畫館作為神宮外苑的地標建築，也總激起東京民眾對明治歷史激蕩年代的追憶。談及東京的前世今生，館內陳列著的一幅畫“江戶開城談判”，講述的就是新政府軍和舊幕府軍之間的那場談判角逐。在兩方時代力量對峙與妥協糾葛之下，兵不血刃，保全古城，是這場被稱為“無血開城”事件的最大貢獻。東京港區第一町田大廈旁邊立著“江戶無血開城會見之地紀念碑”，行路人的目光總是會吸引過去，仿佛看到150多年前那場決定江戶命運的特殊會談。
今天的日本歷史教科書上還有一幅畫，描繪的是“大政奉還”。1867年10月14日，江戶幕府最後一任將軍德川慶喜宣佈“辭職”，把權力交還天皇。但是，對於這樣的臣服態度，維新派步步緊逼，進一步提出“辭官納地”，將領地和轄區內臣民返還朝廷。在此背景下，德川慶喜將軍遭遇“鳥羽之敗”後，逃回江戶。“兵臨城下”之際，江戶城最終迎來“和”的結果，這是政權更替、血雨腥風中的“萬幸”。新政府軍既定的“總攻”之前，暗流湧動之間，兩個細節耐人尋味。
一是在日本各種各樣的文學、影視作品中，這場和平談判的達成得益於西鄉隆盛和勝海舟兩個關鍵人物內在的智慧、技巧和格局，日語用瞭“腹藝”這個詞來說明，貼切形象。但在二人之外，和勝海舟、高橋泥舟並稱為“幕末三舟”之一的山岡鐵舟卻是將談判順利推向彼岸的直接功臣。
山岡鐵舟是著名劍客，擁有寬闊的時代視野，也是一個臨危不懼之人。受德川慶喜之命，先勝海舟一步“單刀赴會”前往與西鄉隆盛談判。為體現氣魄和氣場，他在新政府軍戒備森嚴之中威風堂堂而過，邊走邊用洪亮的聲音說“我乃朝敵德川慶喜傢之山岡鐵太郎”。從史實上看，彼時的力量對比也並非新政府軍“一邊倒”，例如德川幕府在江戶仍然擁有巨大的民意基礎，甚至還有來自民間成立的“彰義軍”來對抗新政府軍。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山岡鐵舟如何讓談判向著理想方向推進，其膽識分寸和智慧拿捏可想而知。
二是和平談判背後的外部因素。為力達“無血”，勝海舟想盡一切辦法排除促戰因素，包括和勸戰的法國割裂關系，修復與英國關系，並頻繁和英國駐日公使聯絡，甚至為德川慶喜想好瞭乘英國船艦流亡逃命的後路。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島田晴雄指出，英國政府承認德川幕府是唯一合法政府，並向新政府軍明言“不應攻擊已表明恭順之意者，應確保英國僑民等安全，如無法提供保障，新政府難以信賴”。顯然，強大的外部壓力是擺在維新派面前的嚴酷現實，稍有不慎便會與英為敵。不得不說，這也是以勝海舟等謀士為中心德川幕府的良苦心計所在。
從江戶到東京，“無血開城”猶如“大手筆”垂青於這座歷史之城。權力的沉浮，人物的恩怨，都化作硝煙，留下的是更快的時代腳步。從另外角度講，被歷史逼到墻角的德川慶喜或許不是窩囊之徒。是戰？是和？和“無法抗拒時代大勢”這樣的說法有所不同，不少日本學者認為，在命運搖擺之中，德川慶喜將軍放棄瞭貪戀個人權力和為私利而戰，沒有選擇決一死戰，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如果歷史可以假設和重來，一場“內戰”，至少是可以改寫歷史或影響進程的，明治維新如何到來還可能會被打上一個問號。（2024年11月29日寫於日本千葉豐樂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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