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疫後首個暑期消費需求明顯釋放，這既有去年低基數效應，亦有對上半年消費偏低的補償效應。
討論如何推動居民消費回升，對中國經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從理論上講，主流學術觀點基本都支持進一步提升消費，但在實踐中，政策工具依然偏好投資拉動。因此，如何理解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該用什麼樣的政策、方法、途徑推動消費？中國學術界仍需構建共識。
我們這些年致力於構建一個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型，以此判斷商業銀行的經營趨勢和發展戰略。作為零售領先的商業銀行，招商銀行特別關註消費增長問題，尤其是信用卡業務。實際上，信用卡收單的數據顆粒度很細，招行信用卡本身也處在國內領先地位，因此招行信用卡數據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居民的消費增長趨勢，也可以印證官方統計數據。近幾年由於消費形勢並不樂觀，國內主要銀行的信用卡業務都面臨經營壓力。
疫後需求集中釋放
中國三季度經濟數據超市場預期。萬得和彭博一致預測三季度同比增速在4.4%至4.5%，實際增速為4.9%。數據公佈後，國內外經濟分析師紛紛上調中國全年經濟增速的預測至5.2%左右。但一般民眾對於經濟增長的“體感溫度”依然偏冷，原因在於GDP平減指數為負，而民眾所感受到的薪資、收入、盈利和股價都是名義值。根據測算，三季度實際GDP增速4.9%，GDP平減指數-0.9%左右，因此三季度名義增速為4%左右。
消費數據方面，表現出兩個顯著特征：一是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於疫情前，今年一至三季度最終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累計達83.2%，其中三季度為94.8%，遠遠高於疫情前同期水平；二是最終消費增長高於社零消費，反映出暑假期間社交、出行等服務消費的補償性釋放。疫後首個暑期消費需求明顯釋放，這既有去年低基數效應，亦有對上半年消費偏低的補償效應，可能存在超調。具體來看：最終消費對GDP增長貢獻率94.8%，超出疫前三年中樞34個百分點；居民消費傾向逆季節性反彈至69.8%，高於疫前三年均值2.5個百分點。
不過，低收入增長背景下，消費高增長的可持續性存疑。三季度人均消費支出環比超季節性轉正至13.2%，高於疫前三年均值6.7個百分點；累計人均消費支出增長8.6%，高於人均可支配收入5.2%的增速。換言之，人均消費支出的高增長，是在可支配收入增長偏低的背景下實現的，這與疫情前人均可支配增長高於消費性支出的歷史慣例不同。問題在於，收入增長放緩背景下，消費支出高增長能否持續？這值得討論。
服務消費方面，相對商品消費而言，服務消費表現相對強勁，尤其是與社交相關的餐飲服務消費表現亮眼，說明社交活動的恢復拉動瞭餐飲服務的強勁表現。從旅遊消費看，國慶期間人流已經恢復，相比2019年增長4.1%；但人均旅遊消費比2019年下降2.5%，呈現出人流多花錢少，旅遊人次與人均消費背離的情況。今年五一和端午假期也表現出同樣的特征。
商品消費方面，必選生活品的消費恢復增勢較好，如食品、日用品、藥品等；服裝、珠寶消費增速企穩。問題主要存在於房地產相關行業和汽車、通訊器材行業。傢電、傢居、裝修等地產後周期消費深陷收縮，剔除基數效應後的兩年復合增速仍然處在低位；汽車銷售受補貼和促銷政策提振，走勢相對較好；通信器械低位企穩。
總體來看，與發達國傢的疫後修復進程相比，中國實際消費與疫前趨勢水平仍有缺口。今年社零名義增速要達到近9%才能彌補這一缺口。目前看來，這一假設偏樂觀。從美國個人消費支出情況看，美國個人名義消費遠高於疫前趨勢水平。即使剔除通脹因素，美國實際消費也實現瞭強勢的趨勢回歸。
完善轉移支付體系
我們討論提振消費，並非僅是回歸趨勢水平，而是在討論中國經濟面臨的長期、根本性的問題，即在雙循環格局下如何改變中國的儲蓄消費結構，進而調整投資與消費的關系，重構中國經濟宏觀恒等式。這就需要構建系統性支持居民消費的轉移支付政策工具箱。
現有直達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工具需要反思。在中國特定語境下，財政轉移支付主要指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但廣義上講，轉移支付其實也包括對企業和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筆者今天討論後兩種類型。
首先，從數量上看，相比直達企業部門的產業政策、企業補貼、減稅降費等，直達居民部門的政策工具種類較少。梳理一下，針對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政策大體上可分為三類：一是減稅退稅、社保補貼等政策；二是消費刺激政策，比如傢電下鄉、減免新能源車輛購置稅等；三是部分地方政府發放瞭消費券。上述三類政策都有一定的效果，但總體來講政策工具仍不夠豐富。比如傢電下鄉、新能源車輛銷售等政策，本質上是針對特定行業、特定商品的促銷政策。長期來看，因為針對的是典型的耐用消費品，政策效果隻是消費前置而非真正的消費提振；政策退出後，這部分消費可能難以持續。
其次，從規模上看，疫情期間中國對企業部門的轉移支付規模超過4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對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規模相對幾乎可以忽略。從轉移支付效果看，直達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具有較高的財政乘數，這點在學術界早已有共識，因此發達國傢的轉移支付工具主要圍繞居民部門設計。亞洲情況也是如此，疫情期間，日本、新加坡均啟動瞭直接現金發放，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也發放電子消費券。
從刺激規模來看，上述的刺激力度遠大於中國，財政刺激占GDP的比重也更大。從經濟效果來看，大規模刺激拉動瞭消費開支迅速實現趨勢回歸。比如香港特區政府發放的四輪消費券，就是一項相當成功的直達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工具，一方面極大地提高瞭香港數字經濟和移動支付水平，另一方面也較好地回避瞭現金發放可能導致的儲蓄傾向，通過附加時限要求達到短期內刺激消費的效果。實踐中，香港發放消費券使得廣大中小企業、零售商戶在極端困難的時期得以生存下來，保證瞭社會就業和經濟穩定。目前來看，香港失業率隻有2.8%，比一般認為的自然失業率水平還略低。
內地也做瞭有益的嘗試，不少地方政府發放瞭消費券。從杭州的試點情況看，消費券對總消費的拉動作用顯著，乘數效應明顯。問題在於規模過小，僅發放瞭350萬套、總價值2.5億元的消費券，並且附加特定要求，比如需要上網抽簽，覆蓋面較低，使用不便。但即使如此，消費券發放也起到瞭一定效果，並且拉動效果穩健，事後消費並未下滑，對本身消費水平較低的人群拉動效應更顯著。
政策需直達居民部門
總結一下，從財政或宏觀經濟管理角度，拉動消費要更加關註居民部門。構建一套直達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工具，可能是當前提振消費的重要途徑。從經濟動能而言，在出口下行、政府過緊日子的背景下，擴大內需有兩條路：一是老路子擴大投資，結果將是生產過剩、回報下降；二是提升居民消費。刺激居民消費，可以改善企業經營管理，增加企業收入，進而轉化為勞動收入，從而增加就業、穩定經濟。更重要的是，直達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政策，本質上是“以人為本”，體現瞭黨和國傢對人民群眾的關懷。
構建直達居民部門的轉移支付工具箱，包括稅收、補貼、救濟等，應該成為大國理財的重中之重。此外，直達居民的轉移支付，也與人口發展政策密切相關。隨著中國老齡化水平不斷提高，鼓勵生育也需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來實現。過去中國理財方向過於集中在企業部門，通過產業政策、拉動特定投資來實現，如果未來仍是如此，可能陷入產能不斷擴張、消費能力不足的循環。在外需無法消化過剩產能的情況下，這條老路是不可持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均將“著力擴大國內需求”列為今年重點工作之首，提出“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因此，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亟需構建以傢庭部門為本的一攬子轉移支付工具箱，致力於推動居民消費回升。
發表評論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