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点睛/美国关税政策适得其反\张文朗 黄亚东

　　图：若美国制造业回流，当地企业必须面对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固定资产等成本昂贵的问题。

　　一般认为，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关税实现两个目标：缩减贸易逆差；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但笔者认为，关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预期，反而会产生滞胀式影响，增加美国衰退风险。

　　自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以来，已对贸易伙伴采取了广泛的加征关税措施。那么，关税能不能促使其贸易逆差下降呢？我们不妨先看看美国的历史经验。

　　1890年10月，美国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案》，将所有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38%提高到50%。从1890年到1898年，美国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0.5%上升到3.5%。但1897年后，在其他国家的贸易反制下，美国的顺差在1889年后减少。

　　缩减逆差拖累消费

　　1929年美国大萧条后，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美国开始限制进口。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但在各国互相加征关税的报复下，美国贸易顺差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减。1935和1936年，美国甚至从贸易顺差状态转为贸易逆差状态。

　　上述两次加征关税的意义不同。1890年，美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相对早期，面临英国的竞争，关税可以保护其幼稚产业，其思想根源来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按照李斯特的理论，关税可以保护幼稚产业，但富强后应该自由贸易，以借助竞争确保各产业长盛不衰。

　　笔者认为，关税难以使得当今的美国缩减其贸易逆差。美国加征关税会导致其进口价格上升，进口下降，而这也意味着其贸易伙伴的出口下降，进而减少对美国的进口需求。贸易伙伴的经济承压，将导致其从美国的进口需求下降，也就是美国出口减少。此外，加征关税可能会导致贸易伙伴反制，同样影响美国出口。

　　从贸易条件看，美国居民可能因为进口价格上升而减少消费进口产品，转而消费更多本地产品或者服务，推升本地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最终可能导致其出口价格上升。如果其贸易伙伴因美国产品价格上升而减少进口美国产品，美国出口将因此下降。

　　从宏观视角来看，国家的产出减去消费，剩下的就是储蓄。储蓄可以通过国内投资消化，也可以通过出口消化。因此，要缩减贸易逆差必须降低美国消费，或者减少国内投资。削减投资不符合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诉求，削减消费就成为必须选项。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贸易逆差收窄与美国消费的下降相关，但削减消费或将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美国制造依赖中国

　　美国希望制造业回流并非近期的目标。在《通胀削减法案》（IRA）和《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实施后，美国制造业投资在2022年出现大幅增长，但在此之后，美国制造业投资的新开工缩减。

　　第一、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一个难点在于全球供应链非常复杂。研究发现，无论是从生产层面还是从增加值层面来看，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都是世界第一，分别在35%和29%。而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要低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表面上，出口依赖度可以反映产业上的依赖度，但是由于全球产业链错综复杂，既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直接的出口依赖度会低估实际上的依赖度。通过国家间的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完全消耗系数，将间接联系也包括其中，更能反映实际的产业依赖度。

　　例如，Baldwin和Freeman（2022）通过国家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发现美国的产出中8.9%来自中国的投入品、加拿大的产出中9.9%来自中国的投入品，墨西哥的产出中19%来自中国的投入品、韩国的产出中23%来自中国。分行业来看，美国在汽车、机械设备、电子设备、服装、计算机电子等对中国的依赖度比较高。

　　从出口数据来看，美国部分产品对中国的直接依赖度比较高。例如，2024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雨伞、阳伞、手杖、鞭子、马鞭及其零件占其从全球进口的93%；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玩具、游戏品、运动用品及其零件、附件占其从全球进口的74%。4月11日，根据美国海关的最新指南，智能手机和电脑等电子产品将不受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的影响。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部分电子产品总价值1000亿美元，占其2024年从中国进口总额的22%。平均来说，这部分电子产品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为26%，部分产品如智能手机的依赖度达到81%。

　　地价高昂工人短缺

　　第二、美国制造业回流也面临制造业劳动力不足的挑战。总体上看，2021年以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处于偏紧的状态。2025年3月，美国失业率仅为4.2%。制造业中的劳动力相对更加紧张。相比于2019年，美国制造业的职位空缺率在2025年2月仍高出0.2个百分点。从工资来看，美国制造业平均时薪为34.9美元，远高于新兴市场。从美国的就业分布来看，2024年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占比为8.1%（将近1300万人）。如果制造业大幅回流美国，如何招聘到足够多的产业工人将是企业面临的挑战。

　　除了劳动力数量不足外，美国人口素质或也难以支撑制造业回流。2020年，美国识字率约为86%，居全球125位，介于阿曼和叙利亚之间，低于中国95%的识字率。根据2023年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成人技能调查显示，美国有27.6%的成人阅读能力低下（Level 1及以下），34.2%的成人计算能力低下，均高于OECD平均水平，且相比2015年的调查结果分别大幅上升10%和6.6%。

　　对于从事制造业的就业意愿，美国人也不高。根据CATO Institute的调研，8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如果更多人从事制造业，美国会更好；只有20%的受访者认为其个人从事制造业后生活会变得更好。因此，无论是从劳动者数量、质量，还是就业意愿来看，美国制造业回流都或将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第三、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第三个挑战是成本也偏高。制造业企业成本主要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固定资产。（1）笔者预计美国平均有效关税率将大幅上升至28%。而同样静态测算下，中国有效关税率将上升至9%。这意味在原材料端，美国企业的成本至少将比中国企业高约19%。（2）2023年，美国人均GDP为8.3万美元，中国人均GDP为1.3万美元，两者之间比值为6.6。可以认为，美国企业的用工成本是中国的6.6倍。（3）根据Commercial Edge的数据，美国2025年前两个月工业用地平均每平方呎交易价格为127美元。而CEIC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三季度，中国105个城市平均工业用地价格为每平方米877.5元人民币。以此计算，美国工业用地成本平均比中国高9至10倍。

　　美联储观望谨慎降息

　　高昂成本之下，加征关税难以导致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成本比较测算，在美国生产的成本比中国高出208%。考虑到固定资产中不仅包括土地，还有机器设备，这些成本的差异中美之间差别可能不大。如果不考虑固定资产成本差异，只考虑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差异，美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比中国高出113%。因此，即使美国对中国126%左右的进口关税长期保持（考虑电子产品豁免“对等关税”后），去美国建厂生产也没有成本优势。

　　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问题仍未解决，关税扰动下或加剧金融市场风险，美国衰退风险加大。首先，加征关税未必使得贸易逆差下降，因为关税在降低进口的同时也将导致出口萎缩。如果要缩减贸易逆差，美国应该削减消费。其次，制造业回流挑战大，如果要通过关税来实现制造业回流，调整成本可能过大。

　　此外，伴随着其他经济体反制政策落地，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本身也会对于经济产生负向影响。面对“滞胀”风险，美联储只能选择等待观望，短期内或难以降息，增加市场向下调整压力。

　　（作者张文朗、黄亚东均为中金公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