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观察/新兴国联手维护自贸 反击美关税\邓 宇

　　图：新兴国家面对“关税战”威胁，应加强产业链布局，进行更广泛经贸合作，增强供应链弹性，拓展多元化进出口市场。

　　全球化和贸易的繁荣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改变许多新兴国家的落后发展局面，同时也为发达国家供给大量商品，这种国际分工正是基于比较优势而实现全球产业链的互补。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其规模和影响远超预期，使世界经贸秩序加速调整，全球自由贸易也陷入动荡和崩塌的边缘。

　　本轮的“关税战”表明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深刻变迁，未来要重新思考新兴国家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的角色，需要重新调整贸易策略，而且要摆脱“依附”等传统路径，实现公平合理的国际分工，开拓多元的进出口市场，加快推动区域贸易合作。

　　一、“关税战”严重冲击新兴国家贸易价值链

　　一方面，新兴国家贸易份额在不断提升。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金额世界占比从1990年的18.5%升至2024年的40.2%，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则从80.02%降至59.12%。在商品贸易领域，基本形成由新兴国家主要生产和供给的国际分工体系。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新兴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度超过80%，成为维系全球产业链运行的关键支撑，为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跨国公司营收创造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但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份额占比处于绝对优势地位，2023年欧盟、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分别达3万亿和1万亿美元，合计全球占比超过50%；新兴国家在服务贸易出口不占优势，其中东盟、非洲和海合会成员的服务贸易出口合计9622亿美元，合计全球占比不到10%。可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服务贸易份额差距悬殊。新兴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占比偏低，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专利技术和商业服务等无形资产，单纯依靠货物贸易很难维持贸易顺差，导致国际收支长期失衡。

　　摆脱对发达国家依附

　　此外，不可忽视“关税战”持续发酵的负面影响。具体从三个维度来看：一是自由贸易体系遭遇重创。“对等关税”政策措施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将美国自1945年以来所推动建立的自由贸易协定机制推向“瓦解”边缘，多数新兴国家在同美国的“对等关税”谈判处于劣势；二是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关税战”爆发将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可能会严重削弱新兴国家的贸易优势，部分供应链将回流到发达国家内部；三是“去依附”的进程加快。多数新兴国家的贸易和金融体系高度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国际分工体系下这种“依附”关系存在诸多弊端，但要摆脱“依附”却要承受更大的风险成本。

　　二、新兴国家被迫承受“成本转嫁”的风险

　　首先，深刻认识“成本转嫁”的逻辑。全球化进程中，新兴国家的发展是一个从“依附”到“去依附”的过程。美国发动“关税战”，即在表明美国在“转嫁”内部所面临的高债务和高估值的美股泡沫风险，以此限制新兴国家的发展。对新兴国家来说，摆脱对核心国家的依附过程将是十分痛苦。国际分工引发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差异，使后发国家获得相对收益，核心国家则扩大了商品和服务市场，撷取了更大的金融资本利益。截至2024年末，海外和国际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高达8.6万亿美元，同期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的份额虽持续下降，但仍维持在57.8%的高点，占据国际金融体系主导地位。新兴国家承受核心国家的“成本转嫁”，以致在国际竞争中享受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高度不对称。

　　其次，研判新兴国家“去依附”的代价，因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扰动和各类制约政策，破坏了新兴国家的发展进程，“关税战”即是明显针对新兴国家，特别是对美国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和地区，实施“对等关税”具有很强的威胁性。从这个层面看，许多新兴国家所遭遇的挫折并非源于自身，而是在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难以获得更有利的话语权，在遭遇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被迫承受核心国家的成本转嫁。“对等关税”所涉及的大量新兴国家在出口上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因而短期内很难扭转局面，将被迫谈判及接受美国的“霸王条款”，如果循环往复被“关税战”威胁，新兴国家将很难实现稳定的增长，唯一的出路在于“去依附”。

　　最后，准确把握“对等关税”的实质。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处于持续攀升的阶段，这一逆差主要指的是商品领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国中低端的制造业基本上已转移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美国的跨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扮演关键角色，依赖于全球制造业体系，在美国由于成本偏高而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的条件。还应看到，美国的贸易逆差还与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有关，通常这些贸易顺差国家和地区会购买大量的美国国债，同时是以美元计价。可见，美国虽然是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但也是最大债务国，而且金融市场发达，吸收了全球各地的美元投资。虽然美国在商品贸易有巨大逆差，但在服务贸易领域则拥有比较大的顺差优势。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创至1.21万亿美元的新高，同期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增至2952亿美元。

　　三、新兴国家合作对冲“关税战”的策略选择

　　一是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暂时的妥协或谈判只能是“缓兵之计”，无法消除“关税战”的巨大风险隐患，迫切需要新兴国家共同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宣布暂缓一些国家“对等关税”措施，但不代表“关税战”已经结束，新兴国家仍可能持续面临“对等关税”施压和威胁。新兴国家应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寻求达成共识，维护新兴国家整体利益。而且，新兴国家和欧盟、中东、拉美、非盟等各区域合作组织要建立更加畅通的沟通机制，可就区域间降低关税进行协商谈判，从而有力地回击美国“对等关税”的错误做法。

　　加快推动区域合作

　　二是加快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再全球化发展。全球化重塑背景下，新兴国家应深度参与国际贸易合作协议谈判、协商和贸易规则制定。新兴国家各类区域合作组织需要携手同行，在推动再全球化进程把握主动权，加快推进区域内高水平贸易协定谈判与磋商，促进RECP、CPTPP等高水平贸易合作协议条款的落地。同时，积极建立贸易合作与磋商机制，参与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稳步有序推动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和市场开放，降低贸易关税壁垒，加快推进新兴国家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及磋商，为核心产业链和优化分工布局创设有利条件，以此对冲“关税战”及二级关税的负面冲击。

　　三是巩固提升比较优势，加快推动贸易升级。新兴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体系的中低端位置，面对“关税战”威胁，新兴国家应加强产业链布局，增加更加多元的供应链渠道，评估产业链供应链的上下游体系及内外资占比、分布等情况，确保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有比较稳定、可靠的合作渠道和替代方案，构建相对稳定可靠的贸易伙伴网络，加强同中国、欧盟及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广泛经贸合作，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弹性，及拓展多元化进出口市场。

　　四是完善贸易服务网络，促进贸易畅通和便利化。“对等关税”措施及衍生出的贸易壁垒也随之增加，为应对新的挑战，新兴国家应重视配套的服务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财税支持、金融、法律服务以及对外开放等贸易配套政策，为外贸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促进贸易畅通和便利化，对冲“关税战”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应加快构建与国际市场匹配的贸易服务网络，打造专业团队，在应对贸易摩擦、贸易争端和关税谈判、出口贸易谈判等过程中争取更多主动权，维护外贸企业合法权益。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