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思/“对等关税”背后的政治动机\芦哲

　　图：随着美国加征对等关税，以及各地推出反制措施，全球的贸易规模势必会大幅缩减。

　　特朗普2.0的政策思路从市场预期的“宽财政”转为“紧财政”，并大刀阔斧推进政府效率部（DOGE）的裁员减支。加征关税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部分关税资金未来可用于减税法案的延长。

　　大超预期的“对等关税”背后，特朗普的动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初始高额关税兑现给“铁锈区”选民的承诺；二是为同步推进的减税政策提供依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近日表态，在基准情形下，目前的高额关税税率更多是特朗普给出一个关税上限，再根据各地开出的筹码适度降价。而从近一周贸易伙伴的表态来看，反制与让步并存。考虑到对等关税应用在东南亚国家范围之广、超预期幅度之大，后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额关税应有暂缓或豁免的空间。笔者预期在各地协商妥协后，最终落地的有效关税幅度将降低。

　　展望后续走向，重点关注两个豁免／延期条件：1）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降低关税；2）承诺对中国加征关税。后者意味着，美国可能试图组建自己的贸易同盟以孤立中国。对中国方面，中美理论上可谈判的除了关税，还有TikTok、地缘政治、美债购买、技术转移等问题，预计中美谈判将更加波折。

　　延续反复横跳风格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关税新政延续了其“反复横跳”的风格，但在政策框架上更加明确。4月2日落地的对等关税便是关税新政的集中体现。从上述对等关税的理解来看，其核心思路首先在于解决美国的贸易失衡与贸易不平等问题，其次是作为外交谈判工具，以及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而对于国家经济和技术安全问题，则重点应在于特定战略商品和战略行业上，此次不是对等关税涉足的重点。

　　综合特朗普上任以来提出的有关美国贸易政策议题的落实情况，可以发现截至目前，有关建立对外税收局征收关税（增加关税收入）、有关工业和制造业的经济和安全审查、与对外投资有关的安全审查，以及有关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相关议题，截至目前并未完全落实。上述领域或是后续美国贸易政策行动的重点关注方向。

　　复盘历史来看，全球范围大规模关税的加征会对全球贸易造成明显冲击。1929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逐渐步入衰退，保护就业和农民免受外国竞争，成为了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时任胡佛政府主导的关税法案从1929年开始在国会进行听证和投票，直至《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1930年6月落地。

　　上述法案提高了美国对超过两万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将关税提高至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1828年关税法案，而在法案出台后，包括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均采取了相关反制措施，使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均大幅下滑，全球贸易额出现了持续的收缩。

　　从关税法案的具体影响来看，1929年到1933年，全球贸易额减少了29.7%，且在法案出台的10年后全球贸易额仍未修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在主要贸易伙伴方面，1929年到1933年，美国从加拿大、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国家的进口额均减少超过50%，其间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额缩减超过30%。直到1934年，民主党政府颁布了《互惠贸易协定法》（RTAA），允许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谈判关税减免协议，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才逐步恢复增长。

　　多边贸易转向双边贸易

　　本次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或带来全球贸易体系的重构。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发布后，各地通过多边谈判降低关税的同时，逐步消除贸易壁垒，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初步形成，关税降低有效促进了货物贸易的自由化程度，全球贸易规模快速扩张。

　　1986年9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启动，在继续推进货物贸易自由化议题的同时提出了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新议题，并于1994年4月达成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其包含了数轮修改后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在其框架下达成的各项协议，此协议的出台代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更加符合现代贸易发展方向、更具规范化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了全球贸易体系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在WTO的推动下，覆盖货物、服务，以及资本等在内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正式形成，在此体系之下，北美贸易区、欧盟、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内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最惠国关税”待遇原则是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的基石。自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发布以来，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关税便成为了多边贸易体系发展的基石。最惠国关税待遇下，一国给予另一国的贸易条件不得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的最优条件，即各国间的贸易政策应遵循互惠性、无条件性和普遍性，最惠国关税待遇确保了全球贸易的非歧视性，使得各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能享受到公平待遇。根据WTO的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全球进口额中通过最惠国关税待遇下进行的份额超过80%，其中有51%的进口额享受了最惠国免税政策，极大地降低了各国出口成本，有助于全球贸易的平稳增长。

　　美国本轮对等关税是对最惠国关税待遇原则的挑战，或使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重新转向双边贸易或区域贸易。在特朗普1.0时期，其便对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氾滥的单边关税，违反了最惠国关税待遇中的非歧视性原则，而本轮对等关税的加征，则意味着美国从对少数国家加征单边关税，扩大到了对主要经济体全面加征“系统性关税”，此举表明美国可能将彻底背弃最惠国关税待遇，动摇过去70多年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的基石，严重破坏全球贸易秩序。

　　对等关税加征后，可能会使得中国、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进一步出台反制措施，造成各地关税税率的螺旋上升，加速全球多边贸易格局的分化与重组，使得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重新转向双边贸易或区域贸易。

　　压低中国对美出口

　　大萧条的特殊历史时期，《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持续时期并不长，其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冲击剧烈而短暂。但对比当下，若特朗普对等关税政策提升10%至20%全球普遍性关税、对中国加征60%以上关税，则这一关税冲击将为近几十年之最，其对美国进口关税加权税率的影响将仅次于大萧条时期。

　　根据美国发布的对等关税相关数据测算，本次加征对等关税会使得美国进口关税加权税率提升16.7%，而如果进一步考虑前期对中国加征的20%、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的25%关税税率，则对美国进口关税加权税率的影响可能扩大到26.4%，如果进一步参考《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出台后全球贸易规模对关税税率变化的敏感度，则本次加征对等关税可能会使全球贸易收缩25.1%。

　　就中国而言，本次对等关税加征再度超预期，叠加前期已经加征的20%关税税率，2025年中国已累计被加征54%的关税税率，以2017年到2019年美国对华进口关税变化与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变化得到的对美出口增速对关税的敏感系数来测算，本次对等关税预计将影响中国对美出口下滑31.5%，对应中国整体出口下滑4.6%。

　　（作者为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