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随着智能制造的深化和产业升级的推进，“零工”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
随着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加速，技能需求迭代，人力资本折旧加速，制造业的用工方式发生了深远变化。对制造业工人的技能要求不断降低，传统的长期、稳定僱佣模式逐渐被短期工与“零工”取代，“零工”成为制造业用工主体。
灵活用工模式在提升中国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竞争力，降低企业劳动成本，为劳动者个体提供多样就业选择方式的同时，在个体和行业层面也存在一些潜在风险。在不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过程中，亟需关注“零工”群体的发展趋势，深入探讨如何在零工化趋势下保持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综合实地调研和前沿文献，将“制造业零工”定义为在制造业生产一线工作，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不享受基本社会保障的劳动群体。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与人力中介签有劳务合同的“派遣工”；二是，无任何劳动或劳务关系，也没有基本社会保险的普通零工，常被称为“日结工”。
本研究团队于2022-2024年间在苏州昆山、广东东莞、佛山和深圳走访了近三十家制造业企业、近二十家劳务中介和近十个劳务市场。根据实地调研收集到的信息，在长、珠三角制造业集聚地，平均而言，派遣工占企业用工规模的1/3，用工旺季高达2/3。其中用工规模在万人以上的制造业大厂，派遣工比例更可高达80%。
智能生产替代熟练工
“零工”为何在出口导向制造业就业呈现一种趋势性？可以说，这是多种因素共振下出现的一个时代产物，包括智能制造技术普及、平台经济发展、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以及外需产品的市场需求涨跌变化等，规模庞大的出口导向制造业“零工”劳动力市场在制造业集聚的长、珠三角地区应运而生。
首先，制造业智能生产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成品的良品率，也导致了制造业中机器对熟练工可替代性的加强，降低了企业对上述工种工人的正式聘用需求，增加了机器操作工的需求，即出现了“技术替代”和“技术互补”。
“技术替代”是指自动化技术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使得原本由中等技能工人承担的例行性任务（routine tasks）被取代，而低技能岗位由于涉及非例行性体力劳动（non-routine manual tasks），尚难以完全被自动化替代，因此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技术互补”是指部分低技能任务与自动化技术具有互补性，技术进步不仅没有完全取代低技能工人，反而增强了对该岗位的需求。
这种由技术进步引发的劳动力极化效应（polarization effect）被认为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即自动化等技术的发展导致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的就业增长，而中等技能岗位的占比下降。
2010年至2015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同时制造业一线工人的工资上涨明显，标志着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步削弱。与此同时，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加速推动了生产率提升和成本优化，也加速了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向零工化转变。长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业中心招聘的工种主要为一线的生产操作、装配、包装及检测，这些岗位大多只要求工人认识26个英文字母，无需学历或工作经验。
订单波动 企业倾向聘临时工
其次，外需的周期性变化和招工平台对“零工”的聚集效应，使得“零工”供需匹配“无缝衔接”。技术进步催生了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线上信息的集聚，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以打工网“周薪薪”为例，作为一个制造业招工平台，其整合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分散中介，利用大数据匹配供需双方需求，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市场效率。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在长、珠三角集聚，吸引了全球订单，这类企业的用工需求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市场季节性波动的影响，企业在旺季扩招、淡季裁员的周期性变化影响到对固定工的录用，“零工”则可以很好地满足企业用工的季节性需求。例如，“6．18”“双十一”等购物节带来的消费高峰，使得制造企业在短期内需要大量扩招临时工人，以应对激增的订单需求。
再者，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镇就业具有短期化倾向，更可能选择“多拿工资、少缴社保”的取酬形式。由此，单价收入更高的“零工”更受外来务工人员的青睐。此外，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强化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抬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促使企业更多地通过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方式招聘用工。劳务派遣工由第三方劳务机构管理，企业无需直接承担解雇成本，能够更灵活地调整用工规模，降低用工成本风险。
其他的短期因素也加剧了近几年的零工化趋势。如新冠疫情冲击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使得以承接国外订单为主的制造业企业面临国内经济下行和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加剧的双重挑战。国内制造业企业面临订单减少，招工规模缩减等挑战，用工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进一步加大了对“零工”的需求。
2013年，《劳动合同法》再次修订，并在《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明确要求“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得超过企业用工总量的10%”，以限制企业的派遣工规模。然而，市场对灵活用工的需求仍然旺盛，政策调整的效果受到经济环境和企业生产需求的制约。制造业派遣工工价指数（配图）显示，工价波动与用工趋势一致，2022年后未出现工价持续上扬趋势。此外，2023年底会员数量降至2021年同期的一半，平均工价下降了约10%。这表明，行业需求侧的因素对用工起主导作用。
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数量已达2亿，占城镇就业的43%。平台经济通过连接供需双方，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了工作机会，使其享有自主性和灵活性，同时在缓解城镇就业压力方面发挥了“蓄水池”作用。然而，由于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未与平台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一问题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热点议题，也是探讨“高质量充分就业”时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目前，服务业领域的灵活就业（如外卖、快递和网约车司机）备受关注，而制造业“零工”却常被忽视。
宜优化零工社会保障
制造业“零工”具有规模庞大的特点，其劳动生产效率直接关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的地位。特别是，制造业“零工”的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尤为关键。智能制造和灵活用工模式下分工的细化，使得长期在流水线上从事重复、微型任务的工人面临技能单一化和去技能化的风险，对其人力资本积累形成挑战。
未来，随着智能制造的深化和产业升级的推进，“零工”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那么，如何引导“零工”群体的职业发展、优化其社会保障体系，并降低外来务工者的城市生活成本，将成为推动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帮助低收入者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此外，要为外来务工者的生活和生存创造体面的具备可持续性的收入空间，提升其非工作时间外的收入韧性，降低生活成本，并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和技能再培训，增强其在就业市场的人力优势。
综上所述，制造业零工模式是产业集聚、市场需求波动和政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灵活性在全球供应链调整和企业生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当前中国制度背景下，零工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仍需平衡其灵活性与劳动者权益之间的关系。政策不应仅局限于将“零工”群体纳入传统社保体系，而应提供更具选择性的社会保障方案，确保“零工”群体的收入自由度与基本权益并存；同时，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应对劳动者工作模式的变化，改变组织管理模式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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